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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00后而言，丢了手机，会跟丢了魂一样，与朋友联系一旦中断，就会大呼小叫。这跟上一代丢了钱的反应一样。以微信为代表，移动社交出现10年了。这10年，人生的经验被改变了许多。更深层的改变是什么？经验之上是理性，而改变的就是理性。
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以来的人生经验，可以高度概括在理性这一概念之中。而移动社交带来的最深层的革命性的改变，恰恰在这里。对人际关系来说，理性的反义词并不是非理性，而是亲近。理性代表着疏与远，它的反面则是亲与近。移动社交带来的最大礼物，是人生中的亲与近。即从疏远之道，转向亲民之道。
首先，人际关系表现在效率上，理性认为公共关系是有效率的，朋友关系是无效率的。但移动社交的逻辑则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过去，这被理解为熟人关系优先，如今微信“会客厅”要变成社交“大广场”了，正走出熟人朋友圈，实现把生人变成熟人的社交。
这种以亲和近为取向的人际关系，有没有效率呢？以巴拉巴西院士为代表的复杂网络研究已从图论上证明了“最短路径优先”（OSPF）的效率，在复杂系统中可能高于以疏、远为特征的理性系统的关系。通俗地说，具有“亲”这一特征的事物，可能不仅不是低效率的，反而可以是高效率的。病毒、谣言与社交三者，都具有亲近这一传播特征，都最怕疏和远。在数学图论上对应同一个模型，可以认为在数学水平上是同一个东西。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充分证明了这种只能以亲和近方式建立的联系的超高效率。
其次，人际关系表现在公平上，理性重视的是无差别的公平，亲民重视的则是情境化的公平。亲民在这里代表由亲与近形成的一个个朋友圈呈现的多样性。根据佩奇院士的研究，信息背后的利益，前一种模式会更多导向有能力的人，即精英，后一种模式会更多导向多样性的人，即草根。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为什么移动社交主要是小人物的天下。时间久了，理性的人际关系会把群体导向零和博弈的争霸游戏，亲民的人际关系则会导向生态化的命运共同体。
计算机界之外的人文专家，有时十分担心算法会侵害基本人性。例如，一些专家会认为由于算法的存在，人们将失去信息选择的自主性，看到、接触的内容全变成智能装置通过一整套技术组件运算所呈现出的结果，产生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这对每个人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尤其在人工智能不很完善的条件下还是很普遍而严重的问题，提出问题的角度也是善意的，但结论很可能是不全面的。因为这本质上是将理性模式套在生态模式上的张冠李戴。移动社交本性并非如此，时间一长就会摆脱传统模式。
我们可以用一个基本指标来测试。这就是人的选择多样性。在存在算法前与加入算法后，人的选择多样性是变得更多了，还是更少了。移动社交出现前，人们接受专业机构提供的信息，信息来源是单一的，缺少互动的；而移动社交出现后，不能认为人们接受的信息源反而变得更为单一、更缺少互动。
如果人们的信息和利益来源单一，结果就会演化为零和博弈，因为只是在一种同质化的价值中比大小。相反，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由于价值异质性，会产生多样性红利，从而带来一种有利于草根的公平。地球上的生态多样性就是多样性会取得优势的一个旁证。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提炼不出一个堪与启蒙理性并称的理念，用来解释我们身边的人生经验。其实，在启蒙理性提出之前，宋明理学便已将孔子的“君子笃于亲”升华为一种共同价值。移动社交的高科技逻辑是开放式“最短路径优先”，折射到人际关系上就是复活“君子笃于亲”。因此其深层影响用一句话说，就是以亲近替代疏远，以复归替代异化。
（作者：姜奇平，系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信息化与网络经济室主任、研究员）
《光明日报》（2021年02月19日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