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裴思童
寻找失散36年的亲生父母——过去10年，张良和张建粉兄妹一直在努力。
他们对离家前的人生几乎没有记忆了，很多次想要“放弃”。
几十位寻亲志愿者展开了漫长的接力，一人连接一人，最终将兄妹俩引向了一场概率极小的重逢。
“搏一个‘万一’的可能”
2014年4月10日，寻亲公益组织“宝贝回家”志愿者“潇湘雨”接到了一则寻亲求助。如往常般，他问了些基本问题：“家在哪？亲生父母叫什么？对小时候还有什么印象吗？”
他没想到，对方一问三不知。
寻亲者叫张建粉，在河北省元氏县杜庄村长大。被养父母收养时，她还不到两岁，对自己的来历，她没有任何印象，只记得从小邻居们便爱逗她：“知道你是哪来的吗？是被你三叔从火车上抱来嘞！”
和她一起被“抱来的”还有大她一岁的哥哥张良。当地村民记得，兄妹俩刚来时讲一口听不懂的“外地话”，只能大概明白张建粉总喊着要“找哥哥”。
两个陌生娃娃成了杜庄村的新鲜事，但“三叔”却不愿多说，只说是“从火车上人贩子手里买回来的”。
三叔曾是一名志愿军战士，退伍回家后为当地供销社采购烟草，常年奔波在外。当时，他只有一个女儿，就将张良留给自己，将张建粉送给有3个儿子的自家大哥。大哥务农，村里人说他为人忠厚老实，风评不错。
自此，兄妹俩以堂兄妹的名义一同长大。两家相隔一条小巷，他们依然亲近，经常一起打牌玩闹，有人欺负妹妹，哥哥也会替她出头。这对兄妹一直很清楚，自己是抱养的孩子。
在兄妹俩的印象里，养父母待他们视如己出。张建粉记得小时候发烧，养父急得打转，背着她四处打针拿药。她和哥哥闹矛盾，养父也总偏袒她，偷偷给她留零食。偶有村中幼童拿他们的身世开玩笑，张良也不甚介意，“毕竟我养父母对我那么好”。
正因如此，兄妹俩从未问过养父母自己的来历，“怕让他们伤心”。
直到2002年，张良养父去世。兄妹俩才第一次正视那个他们此前从未讨论过的问题：“要不要去找家？”
比起很多焦灼的寻亲者，兄妹俩更多是出于好奇，想知道亲生父母是谁。
张建粉当时17岁，还在工厂打工，张良18岁，刚参军入伍不久。二人既没时间又没钱，寻亲计划搁在了心里。
2014年，张建粉结婚生子8年，生活逐渐稳定，经济条件好转，寻亲的念头又冒出来。这一次，丈夫陈立行帮她在“宝贝回家”网站填写了寻亲求助。
很快，“潇湘雨”联系上他，但事情却有些棘手。
兄妹俩对被收养前的记忆很少，只有哥哥张良隐约记得：“家门外有河，河上有吊桥，家里条件不好，常吃米饭拌盐。”
只能大海捞针，从周边地区入手。“潇湘雨”将兄妹俩的信息发到河北周边省份的志愿者群，几乎每个群都有2000余人，像一张缓慢张开的巨网，兄妹俩的寻亲信息被各地志愿者陆续转发，汇入互联网信息流之中。
与此同时，“潇湘雨”和陈立行开始对“宝贝回家”网站上父母寻子的帖子挨个进行排查。
几十万条信息，排查不是简单工作。陈立行常年在外做销售，工作繁忙。但这些年来只要有空闲，他常会打开网站检索，自认将“1982年到1987年之间丢失孩子的帖子基本都看了一遍”。
没获得有效信息，他们只能继续对过去的事情反复挖掘。
当初抱养他们的三叔早已去世，三婶自称对此事一无所知。张建粉也不好意思向养父母询问，随着养父母陆续去世，此事的细节更加无处可考。
陈立行记得，他一度感觉自己变成了“侦探”，总和“潇湘雨”一起苦寻线索。
曾有一次，他们觉得自己找到了方向。三叔此前常年在唐山进货，而“宝贝回家”网站里正好有位唐山的父亲登记说丢了一儿一女。兄妹俩满怀期待去做了DNA比对，最终却以失望告终。
2009年，我国公安部正式建立“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DNA数据库”，俗称“全国打拐DNA数据库”，将走失儿童和寻子家长的血样DNA信息全国联网，以技术手段助推双方远程快速比对。
“潇湘雨”指导张良兄妹“采血入库”。过去10年，他们在陕西、山东、云南、四川等地采血七八次，除了作为“一种心理安慰”，也希望能“搏一个‘万一’的可能”。
方法用尽后，寻亲似乎只剩下漫长的等待。偶尔有消息，但更多是杳无音讯和反复失望。
年龄渐长，连自己的孩子都长大了，张良兄妹寻亲的念头逐渐变成无望的隐痛。
对于一对儿女的去向，他至死没有提及
在距离河北省元氏县1000多公里的湖南省新化县，63岁的何华清过去几十年从未放下心结。
她说，1987年，因丈夫李德发家暴、游手好闲，她决定与丈夫离婚。何华清与李德发育有3个孩子，两人都想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因此闹到法院。最终，法院将三岁的大儿子和两岁的二女儿判给了李德发，何华清留一岁的小女儿在身边。
何华清说，孩子尚小，她担心李德发一人照顾不好，希望跟他协商，自己将孩子带到18岁，等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时，再由他抚养。
没想到，离婚判决书下来当天，她晚上回家，发现两个孩子连同李德发一起不见了。
何华清“急疯了”，以为丈夫将孩子带回了移民地湘阴杨林寨，立马跑去寻找，结果却扑了空。后又几次寻找，都无果而返。
不久，村子里传言说，李德发用扁担将两个孩子装到蛇皮袋里，挑去火车站“卖掉了”。也有人说，李德发因为“倒插门”受了委屈，故意报复何华清一家，将孩子“送走了”。
一切已无从考证，李德发远走他乡，何华清此生再没见到他。
李德发的弟弟李德明回忆说，曾在哥哥送走孩子一年后见过他一次。当时李德明情绪激动，愤怒质问李德发把孩子送哪了，李德发闭口不言。兄弟俩因此断绝了关系。
李德明再见到李德发时已是2004年左右，他记得哥哥一直未婚，看起来身体很不好，精神状态也很差，独自一人住在老家的破房子里。
李德明还听乡里人说，李德发这些年好像去石家庄找过孩子，但对方却搬走了。与之相对应的情况可能是，张良和张建粉都记得，自己小时候曾被养父母送去亲戚家寄养过一段时间。
2006年，李德发因病去世，临死前，李德明再次询问两个孩子的去处，李德发依然不肯透露一个字。
时隔多年提起这件事，李德明依然感到难过。在他的记忆里，哥哥结婚前还算勤快，结婚后也很疼爱孩子。他想不明白，哥哥为什么最终会走到如此地步。
何华清说觉得“天塌了”，“要了老命”。在刚失去孩子的几年里，她经常以泪洗面，也不知还能去哪找孩子。
离婚几年后，何华清成立新的家庭，丈夫家有5个孩子，她又陆续生下两个。家庭开销靠她在镇上开早餐店勉强支撑，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对丢失的孩子，她感到有心无力，只能祈祷他们被送个好人家，健康长大。
三兄妹中的老幺名叫邹珊珊。母亲再嫁后，邹珊珊跟着外公外婆长大，不常见到母亲，更从未见过父亲。
她从小便知道自己还有一对兄姐。她说小时候调皮，外婆总会拿哥哥姐姐数落她：“就因为你是3个孩子里最丑的，你爸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
每每说完，外婆就忍不住流泪。她记得外婆常去求神拜佛，祈祷哥哥姐姐平安。直到去世前，老人还惦念着一对外孙。
小学三年级时，邹珊珊辍学，跟在母亲身边卖了两年早餐。后来她独自前往湖南株洲做服务员，日子艰难时，她常幻想如果有哥哥姐姐在，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也暗自想过，经济条件好转的话，要去找找他们。
2012年，邹珊珊孕期带着丈夫去杨林寨寻人，得知生父早已在6年前去世，失踪的哥哥姐姐也没任何消息。后来她又问了几次，依然没有结果。
正当她以为此事无解之时，今年7月，她突然收到李德明儿子的消息：“哥哥姐姐好像找到了！”
“这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突破点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
今年1月，寻亲10年未果的张良和张建粉听从“潇湘雨”的建议，找到一家商业公司做了基因检测。“潇湘雨”介绍，近几年，基因检测技术快速发展，传统的寻人方式是先找到疑似人，再通过基因确认；新技术则是通过基因库匹配到基因上的相近人群，再锁定地域范围。
张良和张建粉的基因检测结果显示，与他们基因相近的人群大多来自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这是兄妹俩寻亲10年来，第一次找到明确的地域方向。
“潇湘雨”立即将兄妹俩的寻亲信息发到湖南志愿者群，约有10名志愿者响应转发。
志愿者以张良记忆中“家门外有吊桥”为线索，广泛查阅地图并实地走访，发现有可能的地方，他们就联系村干部和乡镇政府，转发信息到各村，同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扩散。
张建粉的丈夫陈立行则在网上联系当地的网约车司机和社区团购群，挨个打电话去问消息。
5个月过去了，没什么有效消息出现。
今年7月，一名志愿者将张良和张建粉的基因检测结果发给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公安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副主任柯伟力。
柯伟力是路桥公安分局“团圆”行动的主要负责人，这项全国公安机关2021年起开展的专项行动，旨在以技术手段寻找失踪被拐儿童。
柯伟力介绍，目前公安机关最主要的寻亲技术手段是“DNA比对”和“人像识别”。前者可以在儿童体貌特征发生变化、身源难以识别的情况下快速比对父母双方的DNA信息；后者则可以“用一张幼年的照片去比对长大后的孩子”。
收到张良和张建粉的信息后，柯伟力立刻在公安系统内的基因数据库检索，梳理出可能的族系名单。顺着名单联系到第二个人时，他们便找到了李德明。
得知消息时，张良兄妹意外地平静。就像一场筋疲力尽的长跑终于到终点，张良说“好像已经看淡了”。
哭的人是“潇湘雨”。
2010年，他在街边看到悲痛的寻子者后被触动，决心加入寻亲公益组织做志愿者。过去十几年，他除了做点小生意外，业余时间基本都交给了寻亲工作。
他没在这件事上赚到过钱，反而贴进去不少。一些亲朋好友不支持，觉得他“放着生意不做跑去给别人找孩子，就是不务正业”。
张良和张建粉兄妹10年寻亲成功，对他而言是一种莫大的勉励。也正是这些寻亲者圆梦的瞬间，支撑他走过这么多年。
过去10年，除了有两年在养病，他一直与张良和张建粉兄妹俩保持联络。每次看到什么消息，都会立即转发给兄妹俩。虽然联系不算密切，但时间久了，他觉得这已经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有好几次，张良和张建粉都想放弃，但想到“潇湘雨”都在坚持，他们觉得好像“可以再试一试”。
张良记得，“潇湘雨”总是会鼓励他：“这件事急不得，要慢慢来。”
“慢慢来”，这是许多寻亲志愿者都懂得的“寻亲哲学”。对于一个寻亲家庭而言，“10年”还算不上最漫长的时光。
柯伟力说，目前公安机关在办的被拐失踪儿童案件大多发生在20世纪70-90年代，“是历史遗留问题”。曾有媒体对“宝贝回家”网站的被拐儿童信息进行数据分析，最终发现在统计的被拐者案例中，53%的受害者在被拐20-30年间回家，离家时间最长的80多年。“潇湘雨”近期接手的寻亲求助案件，很多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寻亲者都已是80余岁的老人。
技术带来了更多希望。公安部新闻发布会曾通报，“团圆”行动开展一年后，全国公安机关便侦破拐卖儿童积案400起，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11198名。此前10年内，公安机关通过DNA比对找到的历年失踪儿童仅有6100余名。
为张良和张建粉组织湖南地区寻亲志愿者的韩鹏说，基于年龄、地域、学识等原因，寻亲者可能并不知道要去公安部门留存DNA信息，导致寻亲双方难以匹配。
比如，何华清直到2022年才在亲戚的指导下第一次了解到“采血入库”，那年她61岁，专门赶去后没找到采集点，最终不了了之。
柯伟力介绍，近年来，公安部门一直在持续强化失踪被拐人员信息采集工作，血样数量较以往有很大提升。目前，我国已搭建5000余个免费采血点，就是为了让寻亲者能够就近采血、早日团圆。
此外，早年的DNA检测位点较少，比对结果会过于宽泛。如今，随着仪器和检测试剂迭代，能够检测的DNA位点比过去更多，识别的准确率也更高。2021年，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童碧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团圆”行动中找到的失踪被拐儿童里，约50%是基于当年新采集到的DNA数据比对成功的。
在张良和张建粉与何华清比对DNA信息两周后，今年8月11日，兄妹俩终于见到了失散36年的亲生母亲。
当天，高大的红色充气拱门摆到了何华清家门口，一扇一扇延伸到一公里外，巷口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母亲紧紧抱着两个孩子，嚎啕大哭。
他们身边，围绕着十余位寻亲志愿者，许多都跟着一同流泪。仓促中，兄妹俩没来得及好好道谢，但兄妹俩也都很清楚，“他们不是为了被感谢”。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德明、韩鹏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