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贾骥业 记者 朱彩云
“新业态往往具有跨地域经营、交易虚拟化、收入来源多元化、数据巨量化等特点。”《决定》所提到的新业态，可以包括互联网+、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等多种新兴行业，诸如电子商务、数字服务、平台经济等都可以纳入新业态的范畴。2023年，我国“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为22.352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4%，相当于GDP的比重为17.73%，比上年提高0.37个百分点。针对新业态经济设计税收政策与法律法规，对于促进新业态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用巨大。
---------------
日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对外发布，其中有近800字的内容，阐述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举措，并首次提出“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由此，有关“新业态税收制度”的讨论也愈加热烈。多位财税领域业内人士表示，在互联网产业、数字经济等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对于稳定宏观税负、推动全社会数字化转型具有现实意义，对税收征管来说，也是一次全新的考验。
“税收不能脱离经济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给出的定义，“新业态”指的是顺应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需求，依托技术创新和应用，从现有产业和领域中衍生叠加出的新环节、新链条、新活动形态。
“新业态往往具有跨地域经营、交易虚拟化、收入来源多元化、数据巨量化等特点。”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副所长代志新认为，《决定》所提到的新业态，可以包括互联网+、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等多种新兴行业，诸如电子商务、数字服务、平台经济等都可以纳入新业态的范畴。
新业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经济形态，对我国当前的税收体制带来一定的影响和挑战。在代志新看来，“新业态”影响最大的就是课税对象的界定。
目前，我国的税收政策大多建立在传统的经济产业基础之上，课税对象一般有明确的标的物。“比如消费税的课税对象就是消费税条例中列举的应税消费品。”代志新说。
但随着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交易商品与服务的界定愈发虚拟化、多元化，如果不对税源、税基等税收要素加以明确，部分经济活动可能游离在税收征管之外。同时，新业态也对传统的税收属地管理模式带来较大冲击。“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多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存在，往往通过全流程电子化的手段完成交易，难以明确纳税地点。”代志新说。
以平台经济为例，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在平台经济中，生产、销售可以在不同地区进行，“比如在北京就可以买到新疆的水果，不需要设立线下机构”。他表示，如今互联网平台集中在发达地区，如果按照生产地原则进行征税，税源是来自于全国各个地方的消费者，但税收就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这就加剧了税源、税收的横向背离，进而导致税源分布和各地财政收入的不均衡，最终影响各地的经济发展”。
如今，新业态经济在我国GDP（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逐年升高。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为22.352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4%；相当于GDP的比重为17.73%，比上年提高0.37个百分点。“‘17.73%’已经是相当可观的经济体量。”代志新说，针对新业态经济设计税收政策与法律法规，对于促进新业态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用巨大。
山东大学税务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华表示，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点，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税收体制也要有所作为。“税收一定不能脱离经济的发展。”
税种设置环节后移是一大趋势
“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一方面要考虑经济发展，税制应该跟进调整，比如优惠什么、鼓励什么、怎么鼓励，都要研究和明确；另一方面，要谋划对新业态经济活动合理征税，稳定宏观税负。”同时，李华认为，持续的税收体制改革，也是我们应对国际税收挑战的重要途径。
多位受访专家对记者表示，建设与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首先就是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安排，着重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几个关键税种的法律法规条例层面，明确“新业态税收制度”所对应的课税对象、适用税率与税收优惠等基础安排。
平台经济是如今最常见的新业态经济形式。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偏好数据留在了平台企业，平台企业凭借海量数据开发满足不同消费者偏好的产品和服务，实现更大增值。该如何对这部分价值征税？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税收研究所副所长谢波峰建议，增值税改革中，可以在平台负有提供交易信息义务和具备征管技术条件的前提下，明确依托平台经营的各类主体，无论单位或个人、以何种方式或渠道取得的全部收入，均应按照相应销售项目确认为销售收入或视同销售纳税。“但对于数字经济中供需双方共同创造价值的经营活动，还应先按照传统的方式课税，条件成熟时再进行相应完善。”
施正文认为，适应新业态经济发展，增值税税率“三档并两档”的改革要进一步加快。目前，我国现行增值税税率为13%、9%、6%三档，每档有不同的适用范围，比如纳税人销售货物、劳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或者进口货物，除特定项目外，适用13%税率，而6%的税率适用于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以及增值电信服务等。
“产品和服务‘融合’是新业态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施正文说，税率档次较多，会导致征税对象及其适用税率区分困难，从而增大征税成本，同时造成逃避税等情况的发生。“减少税率档次，无论产品和服务怎样融合，税制基本都可以很好地适应。”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扩大征收范围被受访专家多次提及。谢波峰建议，一方面，要明确个人提供网络服务、提供数字产品与服务的收入性质和适用税目归属，明确与经济活动相关的以各种方式、各种形式取得的经济利益均属于个人收入范围；另一方面，要逐步完善税率结构，均衡各类所得的税负水平。“同时，要结合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的完善，进一步优化经营所得税率结构，均衡经营所得与其他项目所得的税负差异。”
在施正文看来，在适应新业态经济发展过程中，税种的设置向分配、消费环节转移将是税制改革的一大趋势。他表示，数字经济更强调个性化、定制化服务，产品流通过程中一般不经过批发、零售等环节，未来纳税人将更多向自然人转变。“在分配等环节征税，符合直接税改革的要求，税制简单且透明，也更容易发挥税收的分配作用，体现税收的公平性。”
以海南自贸港的销售税改革为例，海南计划将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等5个税费简并为销售税，在货物和服务零售环节征收。施正文分析说，上述改革实施后，生产型企业将不再负担原先5种税收，有助于降低企业税负，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同时这也是税收制度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变化”。
税制改革要有系统观念
国家数据局近日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3年）》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超过55万亿元，2023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预计超过12万亿元，占GDP比重在10％左右，数字中国发展基础更加夯实，数字中国赋能效应更加凸显，数字安全和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作为新业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接受采访的财税专家普遍认为，“前瞻性”和“动态性”是《决定》提到的“新业态税收制度”改革的重要特点。
“《决定》表明了我国税收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要适应高质量发展、适应科技产业变革方向、适应新业态经济发展的需要。”施正文认为，“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中的“研究”一词，就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和引领性。但他也坦言，税收制度与新业态经济相适配的转型调整不会一蹴而就。
施正文解释说，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经济还在持续发展过程中，尚未定型，所以税制改革实际上是逐步地、长期地、持续地调整税收体制，随着《决定》意见的落实，我国整体税制变革将进一步深化。“比如个人所得税扩围、增值税税率‘三档变两档’、税收收入划分改革等内容，就有可能在未来的改革中逐步得到落实。”
“研究适应新业态的税收制度是税收领域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作为税收领域的局部目标，也需服务于总体目标。”谢波峰强调，“新业态税收制度”改革的着眼点是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尤其有几项和新业态相关联的重点工作需要关注，如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培育全国一体化的数据市场。”
“税收改革要有系统观念”已经成为业内共识。李华表示，与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其内容既要放在税收上，又要放在我国新业态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上。她表示，在未来的税改过程中，一方面要考虑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与数字经济的融合过程中，税收如何进行支持；另一方面，还要重点监控税改进行过程中，可能带来的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
代志新则建议，改革要注意渐进性，要综合评估“新业态税收制度”立法可能的效果与对经济的影响，力争做到“先立后破”，避免操之过急，做到制度明确与制度包容并立。同时，要注意相关领域税收优惠的制度安排，既要强化征管又要落实好税收优惠政策，不可对纳税人造成繁重的税收负担，影响市场信心。“此外，在强调利用数据资源规范新业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数据资源，严格落实数据保护规定，同时规范好央地数据权限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