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不仅体现在财政赤字上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超长期国债的发行、一揽子化债方案的实施、去年1万亿元国债今年的留用、专项债的进一步提升，还体现在名义GDP的加速提升带来财政收入基数的提升。因此，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今年的政策工具与不低的经济目标具有很强的匹配性，同时还具有很强的相机抉择性的特征。
_______________
“经济增速5%左右这个目标还是需要‘跳一跳’，才有可能抓得住的目标。”日前，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举行的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以下简称“研讨会”）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如是说。
刘世锦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动能：一是追赶型动能，即发达经济体已经实现，我国还未实现但是有条件、有可能做到的事情；二是以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的增长动能，中国已经在局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他指出，两种动能并非两个赛道，而是融为一体的，融合后，中国一些很明显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例如市场容量更大、增长空间更大，新技术、新产业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竞争优势……
在这场研讨会上，多位经济学专家对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深度解读，回应了多个宏观经济的热点问题，并且为宏观经济下一步发展“支招”。
稳预期的抓手更多更实 不靠“一招鲜”
在当前预期偏弱的大环境下，中国仍将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期目标设置在5%左右，这是当前国内、国际关注的焦点。有些国家持续看好中国，希望能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与此同时，个别质疑声仍然存在。
对此，多位专家表示，2024年中国经济前行虽然有挑战，但均对实现这一目标有信心、有底气。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创始人刘元春认为，这是一个不低的经济目标，也不像很多人讲的过高。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潜在水平依然在5%-6%，5%取的是下限值，是一个科学的参照值。他也坦言，实现起来确实有难度。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范志勇看来，虽然5%左右的预期增速高于此前一些国外金融机构的预期，但这也说明，中国政府对促进2024年经济增长有信心，并且有政策储备或政策发力的着力点。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提出，今年赤字率拟按3%安排相对偏保守，与GDP增长5%左右的目标不匹配。
“这个认识可能存在很大的偏差。”刘元春表示，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不仅体现在财政赤字上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超长期国债的发行、一揽子化债方案的实施、去年1万亿元国债今年的留用、专项债的进一步提升，还体现在名义GDP的加速提升带来财政收入基数的提升。“因此，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今年的政策工具与不低的经济目标具有很强的匹配性，同时还具有很强的相机抉择性的特征。”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稳”的变化，由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变成了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被放在最核心、最重要的层面。
刘元春认为，这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2024年，中国将在完成政府工作报告目标的过程中，逐渐实现预期稳定和动力、信心恢复，实现这一目标，重点在于改革的全面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再上台阶，以及扩内需的一揽子政策能够实实在在地推进。
“因此，今年在稳预期上着力很多，不是简单的‘一招鲜’，依赖于单一的某一项政策，而是进行了系统性的谋划，使稳预期的抓手更实、更多、更体系化、多元化。”刘元春说。
挖掘增长新潜力
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如何挖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认为，长期来看，要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生产主体端发力。以房地产行业为例，房地产整体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不仅体现在居民住宅，也体现在商业设施、商业厂房、开发区建设等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过剩空置。所以，房地产行业要坚决出清，通过出清来扭转房地产价格的下行趋势，达到止跌回升的目的。
毛振华指出，短期来看，要着力扩大需求，核心是扩大最终居民消费，而扩大居民消费的关键是提高收入。除了个人收入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可以有所作为，发放消费券是一个重要举措。
“要摆正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刘世锦强调，在宏观政策对经济发生作用方面，中国和发达经济体有明显的区别。中国至少有5%左右的增长潜能，宏观政策主要起稳定平衡的作用。但不能只是盯着宏观政策，也要注意，结构性改革也会有短期的扩张效应。
未来挖掘增长动能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刺激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刘世锦认为，从大方向来讲，增加收入是基本项。同时，还要注重消费的一些新特点，扩大消费要关注两个重点：一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生存性消费需求，二是以公共服务为基础的发展性消费。其中，生存性消费基本是以个体消费为主，而发展性消费更多采用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的方式。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城镇化还有很大发展提升空间。要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行动，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在突出位置，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人地钱”挂钩政策，让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这段话讲得很关键。”刘世锦说，城乡融合发展中包括“三个平等”，即身份平等、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权利平等以及不动产财产权利平等。
刘世锦建议，以户籍改革为例，建议除个别城市或地区外，其他地方都采用负面清单的办法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城乡居民身份的差别。还可以实施新的三年“攻坚战”，即以2亿进城农民工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攻坚战”。
此外，他还谈到，建议允许城乡居民双向流动和置业，带动居住条件改善和消费结构升级。
更好地结合对外开放和创新
新质生产力几乎成了与会专家必提的词语，足见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性。
对于进一步促进2024年经济发展，范志勇认为，应从两大方面重点发力：一是防止经济增长率与资产负债表过度收缩。另一个重要发力方向则是通过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增速回升。在他看来，今年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双轮驱动。
“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带领脱离资产负债表收缩的一个很重要的抓手。”在范志勇看来，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随着更加代表未来前沿方向的行业或企业出现，也会加速资产负债表修复或者加速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成长周期。
在北京大学国发院院长黄益平看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最关键的一点是推动科技创新，同时推动产业升级，建设新型产业体系。“另外一点也很重要，我们要推动高水平的开放，包括制度性的开放。”
黄益平表示，中国经济已经是大国经济，增加或者减少供给都会对国际市场的供求平衡产生重要影响。他认为，更好地结合对外开放和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对此，黄益平建议，更积极主动地利用多边框架，维护一个开放的、公平的、透明的国际贸易体系。同时，应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推动对多边框架的坚持，尤其是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
“国内经济再平衡也很重要。”黄益平也谈到，需要想办法逐步克服宏观失衡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提升国内的消费需求，关键是通过增加居民收入、增加福利支持、改善收入分配等方式，帮助总体提升消费。
“我们需要的创新是全方位的。”黄益平建议，在支持创新时，重点应该放在前端，也就是创新的部分，帮助突破一些“卡脖子”技术，而不是更多的资源都在生产消费端。另外，产业政策要有退出机制。
“总体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一条，但跟对外开放结合起来，也许可以使我们做得更好、更平稳、走得更远。”黄益平说。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赵丽梅 记者 张均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