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的735个洞窟，都可以用一把钥匙开启，每一名讲解员上岗前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学习如何正确地开门和锁门。拿到洞窟钥匙的那一刻，你手握的，就是能逆行1600多年的时空密钥——这种感觉，每一个摸过钥匙的人都有。
2023年的夏天是敦煌莫高窟的旅游特旺季，每天的游客量超过1.8万人。100多名讲解员早已满负荷运转，所有人都盼着实习讲解员上岗，打开时光宝盒的钥匙交到了一群学生手中。
11月15日收官的纪录片《敦煌师父》第二季，最后两集将镜头瞄向敦煌莫高窟的讲解员。高校学生作为实习讲解员的加入，让古老的莫高窟又多了一丝不那么成熟、却绝对真诚的青春气息。
19名实习讲解员培训上岗
上海交通大学和敦煌研究院合作的“敦煌文化守望者”是一个全球志愿者派遣计划，每年招募来自各个领域的志愿者，参与莫高窟各项保护与传承工作。在此之前，“敦煌文化守望者”已举办了3期，第四期将目光聚焦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到敦煌莫高窟进行为期两周的志愿讲解工作。
刘文山，一个讲了23年莫高窟故事的敦煌研究院讲解员，5年前从一线讲解转到幕后培训。他的主要工作是为莫高窟培养新一代的讲解员，其中也包括“敦煌文化守望者”招募的实习讲解员。
培训从6月开始，学生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跟随刘文山等老师，进行了30余次的培训和考核。坚持完所有培训并通过考核的19人，在8月正式上岗。这些实习讲解员，除了能够缓解景区内一部分的接待压力，还是延续莫高窟文化的希望。
“在座的每一位，等到了敦煌的那一刻，每个人都不再代表个人，而是代表敦煌研究院。你们说的每一句话，要为每一位游客负责，要为世界文化遗产负责。”刘文山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学生说。
24岁的王泽宇正在读博士二年级，导师是研究敦煌文化的学者，自己的研究方向也与古代丝绸之路的设计史有关，于是“近水楼台”，他早早就知道了招募消息并报了名。
研究生二年级的叶子多是一个浙江姑娘，上大一时，她听了后来成为敦煌研究院院长的苏伯民到学校的讲座，讲的是壁画保护与修复，“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敦煌”。后来，叶子多就沉迷了，读了很多关于敦煌的书，还从东南跑到西北，去了3次敦煌，“看一张图终究不如亲自走进洞窟；而作为游客去，一次能看的洞窟很少，也不够尽兴”。
成为一名实习讲解员，每天拿着手电，给一批又一批的游客讲解一个又一个洞窟——这是叶子多目前享受到的最接近敦煌的方式。
背了12个洞窟的3万多字解说词
在有的人看来，讲解员是一个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照本宣科的工作。但即便是照本宣科，前提也是要能背下来。
“每次线上培训1-2个洞窟，一个洞窟需要大约一个小时。不在现场的背诵是比较枯燥的，因为我们无法想象描述的那个画面，壁上有什么、壁龛里有什么，比较抽象，只能咬牙背。老师也跟我们说，没有捷径。”王泽宇说。
叶子多掐指一算：“背了12个洞窟，一个洞窟的解说词按3000字算，大概背了3万多字。”叶子多觉得，这是自己脑子运转最疯狂的一段时间，“很害怕到了现场会忘词，但到了之后发现，知识已经长在脑子里了，看着洞窟里的壁画，就跳出了那些内容”。
叶子多觉得，其实最难的并不是背诵，而是进了洞窟后把画面和讲解词对应起来，“因为我们学和背的时候是没有画面的，要到现场才能看到”。后来在洞窟现场试讲时，学生们举着手电，一边讲一边紧张得“手抖”成了一个普遍现象。
而事实上，讲解并不是照本宣科，讲解词只是一个资料库，专业的讲解员在保证信息准确的基础上，要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好一个故事，在大脑中组织材料，根据不同游客的需求，娓娓道来。而且，讲解不仅是讲，还包括解——回答游客提出的问题。
在纪录片中，刘文山的学生之一班锐，已从事讲解工作8年，从一天1场到一天3场，她在迅速成长。班锐介绍，旺季时候，一天至少讲两场，多时要讲4场，1场75分钟，基本就是连轴转，中午可能会有一点时间吃饭，有时候餐后苹果还没啃完就又开始了工作。
但这天，她被游客提出的一个问题难住了：“游客问，第217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为什么是钟楼和经楼对称，而不是钟楼和鼓楼对称。当时一下子就给问蒙了，没答出来挺尴尬的。”刘文山并没有直接为班锐解惑，而是为她指了一条路——26卷本《敦煌石窟全集》建筑卷中或许藏着答案。
不同阶段的讲解员面临的问题不同。王泽宇遇到的问题就有趣一些：“第96窟里有莫高窟第一大佛，通高30多米，是一尊坐佛，一次就有游客问我，那他站起来有多高？”
刘文山刚到敦煌研究院工作的时候，办公室前还没装挡风沙的玻璃屏风。每年冬天游客不多，是院里集中学习的时间段。刘文山就搬一个椅子，坐在办公室门口看书。后来，同事一看到刘文山坐那儿，也都不自觉地去看书。面对莫高窟如此浩瀚庞杂的知识体系，无论是谁，只能不断学习。
这种使命感无比真实
叶子多第一次带观众参观的是第17窟，也就是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第17窟在最北边，从游客入口出发需要走较长的一段路。叶子多不断提醒自己要淡定，要面带微笑……“我把背下来的东西跟游客讲，看到他们都对我点头，慢慢就不紧张了……”叶子多记得，有一组游客是从广州来的，讲完之后，一个叔叔大声说“你讲得太好了，我们一起给你鼓掌吧”。
“游客很多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讲解结束后他们会夸我，还说要去小红书发文点赞。我拿着我的麦克风，把千年的历史讲出来，这种使命感无比真实。”叶子多说。
有一次，王泽宇带着一队游客在一个小广场讲解。游客们围成一圈，以真诚而渴望的眼神看着他，听完还热烈鼓掌，“我像站在舞台中央，恨不得把知道的知识都告诉他们”。
对于敦煌莫高窟来说，所有人都只是匆匆过客；对于学生们来说，实习讲解员的经历也只是短暂一课。但当他们在2023年的暑假发生了奇妙的邂逅，文化传承就有了具象的画面，所产生的影响也不仅仅在此时此地。
叶子多总结，自己从敦煌回来后有了3方面的变化：一是变得更勇敢、更愿意去表达，“现在能主动去承担一些大型活动的主持”；二是收获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原来学校里还有一群和我一样对敦煌文化感兴趣的同学”；第三点非常实用，身体素质有了明显提升，“之前我秉持能坐着绝对不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的观念，自从在敦煌每天走路，我现在已经抛弃了我的电动车，每天走路去上课”。
这段经历已经过去了几个月，叶子多的朋友圈置顶依然是她在莫高窟的照片。“我对敦煌的热爱和羁绊在这个暑假以后更为无言且深厚。”叶子多写道。
刘文山刚工作的时候，培训了一天就上洞窟了。他搬了个小马扎，没人来的时候，就坐着看《段文杰艺术论文集》，“一页一页翻着看”。“第一个月工资350元，花了180元买了辆自行车，又买了两本书，剩下的钱刚够饭费。生活用品怎么办？男生要什么生活用品……”刘文山一边擦车一边笑着说。23年过去了，自行车升级成了电动车，但小马扎依然陪伴着他。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