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开展‘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的消息在《北京日报》头版刊登，顺应了中华儿女共同的心愿，迅速传播到全国。”在2024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上，“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的首倡者苏文洋回忆，启事刊登8天后，收到的赞助款已超100万元，10年里，这项活动共收到海内外赞助款6000余万元。这笔钱被用于修复八达岭长城北八至北十城台、慕田峪长城三座敌楼、司马台长城等14处重点地段。
今年是“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开展40周年。6月8日，150余名长城保护、资源利用、价值挖掘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长城沿线地区文化文物机构代表和社会各方力量相聚在北京市延庆区，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传承保护和实践创新”为主题，聚焦长城保护、资源利用、价值挖掘等领域，忆往昔、看今朝。
英籍长城学者威廉·林赛是国际长城之友协会的创始人。他曾从长城的西部嘉峪关开始，经过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北京，一直走到东部的山海关，历时78天，行程2470公里，并将这段长城马拉松之旅著成《独步长城》（中译名）一书。至今，他已出版11本与长城相关的书，并通过举办展览、演讲、组织志愿活动等形式，持续为世界讲述长城故事。
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罗杨在论坛上分享了父亲罗哲文先生从1952年起骑毛驴上长城勘察、“要使长城复旧观”的故事。罗哲文先生一生都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和管理之路。“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长城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罗杨说。
延庆区委副书记、区长叶大华介绍了近年来延庆区全民携手护长城的情况，“一方面，以石峡村梅景田老先生为代表的长城志愿者一代代延续至今，并且队伍愈发壮大；另一方面，长城知识普及成为中小学生的必修课，我们将实践课堂开到长城脚下，让更多学生了解长城、爱上长城，为长城文化传承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长城保护开拓了新路径。清华大学人居环境信息实验室主任党安荣表示，当前以数字孪生的理念和技术方法集成开展数字长城的保护较为有效。基于数字孪生的模型体系，研究者可以开展一系列定量分析工作，再回馈到对于实体长城价值挖掘、状态诊断、规划设计、监测评估等工作中来。
党安荣提到，团队刚刚完成基于众包的长城文化遗产保护平台架构的技术方法探索。这一方法可以给所有长城爱好者和保护者开放部分用户接口，请公众通过上传照片等方式发送他们发现的问题。“通过众筹的模式，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到长城的状态和问题所在，并研究如何对症下药更好地进行保护。公众的力量其实是无穷的，如果我们能够组织好、利用好的话，对于长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意义重大。”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特聘研究员李哲和团队师生利用数字化手段，完成了长城全线连续实景三维图像库，覆盖超过6000公里的长城墙体和附属设施，成功甄别出130多处暗门的实物遗存，首次揭示出长城的“秘密通道”。
叶大华介绍，目前，延庆区在科技支撑护长城方面，率先实施八达岭长城无人机数字化保护管理综合应用示范项目，通过高精度勘察测绘，为三维建模提供技术支撑，并开展日常巡查，对长城险情、不法行为进行预警。
长城绝不只是城墙，也不仅是历史记忆的载体。朝向未来，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带动更多人了解长城、保护长城，还需久久为功。
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教授张朝枝认为，目前，由于阐释不足，部分公众难以感知长城价值的关联性、长城文化的多样性和延续性以及长城价值内涵的真实性，很多游客对于长城所体现的“守望和平、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的价值认知失调，仍需建立更加负责任的多元长城文化遗产价值阐释。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名杰表示，在对长城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同时，要“把彰显国家符号、彰显国家标识，作为我们的首要目标”。他提到，要让长城从资源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成为弘扬民族精神、凝聚精神力量的宝贵资源。
叶大华介绍，下一步，将按照《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以八达岭长城与九眼楼长城为核心，以“京畿长城”国家风景道为纽带，串联带动延庆区东部、南部的长城沿线周边村镇，逐步将延庆区打造成全域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国家级长城保护传承示范区、国际化长城文旅融合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宁 实习生 贾新阳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