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2日，合肥，小学生体验职业医生。视觉中国供图
作者 田瑜
编辑 杨杰
因为脚踝扭伤，这半年我去了不少医院，涵盖社区医院、一级专科医院、知名三甲医院、私立专科医院各级各类。前后经历过9位不同科室的医生，涵盖骨科、运动医学科、疼痛康复科等。
医院是个神奇的地方，在医院的时候，你觉得这里是最大的世界；走出医院，你又觉得医院只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落，一个总堵车的路段，一个只有名字没有内容的地标。
大部分情况下，医院不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地方。有时，这一不愉快程度，与医院规模成正比。我去过的一家三甲医院，除了电梯管理员，几乎没有人是好脸色的，挂号单上有二维码和条形码，去分诊台扫码报到，刷上了二维码，护士突然怒气冲冲：“没看到是让扫条形码吗！”有时，问路也会戳到分诊台护士的雷点。大医院像一个迷宫，走一步看一步，走错了还不好回头。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愤怒吐槽，“在医院问什么都被骂，不问搞错了又被骂”。
在普通门诊，病人相对少，医生也松弛。年轻医生看诊小心翼翼，说话慢且郑重其事，甚至有心思安慰病人，“受伤就是很容易emo（伤感），慢慢就好了”。出来后，我心情大好。后来，该院的专家判断我需要手术治疗。这位专家的号非常紧俏，我抢到一次，医院刚开门就到了，当时诊室还没开门，门口已经挤得全是人，推轮椅的、拄拐的、拉着行李箱的，很多人都紧绷着站在诊室门口的1平方米里，瞅着机会挤进诊室申请加号。医生来了，一群人挤上去，医生脸色很难看，我听他对助手、病人，或者是自言自语道：我今天不加号。
站在医生角度，也能理解这种苦境，在这样热门的诊室，加号有时意味着上午的门诊医生要看到下午两三点，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一位在医院工作的熟人曾说，每天见到的都是疾病、痛苦、焦虑，时间长了心情也不好。“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的医学宣言，在庞大且扎堆的病患基数上，总是难以实现。我遇到过一位柔声细语的抽血护士，擦酒精时和我说“不疼不疼”。抽完血，她还细心地帮我把单子塞进耷拉着的另一只手里，说伤口要“用3个手指头按住”。当天在医院里到处被人怼的我，差点感动流泪。我往外看看人挤人的大厅，再看看流水线作业的抽血台，好奇，什么样的人做着这样一份工作，还能有这样的耐心。
在医院，巨大的信息差让我变成一个一年级小学生，医生随便说一句话，我就能当作真理琢磨好几天，因此问诊时总是提前理好问题小心提问。社交媒体上有医生说，医生看诊最讨厌的几种病人，包括“百度看病的、太焦虑的、问题太多的”。随着网络问诊和社交媒体兴起，这样的病人越来越多，医生感受到更多的“不被信任”。我可能就是“问题太多”的病人，但就我而言，提问其实是一种信任。
我打开了一部2014年播出的电视剧《产科医生》，剧情狗血，我却从头看到尾。剧中的女主角说，“做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得到患者的信任”。我有点恍惚，信任，在陌生人之间培养起来是如此之难。
我的姐姐学公共卫生管理，以前我和她一起吐槽，在家乡小县城，父母去看病，总要找个关系、托个熟人介绍，现在我理解了。冰冷的医疗体系让人有种天然的焦虑、恐惧。我们之前也不理解为什么父母总觉得“家里某个小诊所、小医院的医生，比大城市的更好”，半年的问诊后，我理解了。有时候，他们可能只是想找个信任的医生聊聊天。某种意义上，伤病是一个只有医生和病人掌握的秘密，如果不能和医生聊，又要找谁去聊呢？
我在社区医院康复科做过一段时间理疗，那位医生温柔耐心，她和那里的老人、病人都很熟，虽然她忙得脚不沾地，但还是会因为来晚了一分钟和躺在治疗床上的大妈说“对不起啊”。那段时间，去社区医院做理疗成了我最期待的事，因为“没那么大压力”，而且我第一次感觉，医生在听我说话。后来我来到一家一级专科医院，医生告诉我，我在社区医院做的加热理疗是没效果，甚至是反效果的。就是这么无奈，就医过程中，舒心和高效，总是不能兼得。病人既想得到最准确的诊断，又想被看见、被倾听，是奢侈的。
崴脚第三天，我去了家附近一家三甲医院的急诊，当时我症状轻微，医生让我拍了CT确认骨头没事，说是小问题，两周就能走路。我开开心心回家了，两周后还走了不少路。后来，运动医学科医生告诉我，当时没打石膏，错过了制动期，韧带长不回去了，需要手术。我无数次在心里埋怨过那位急诊骨科医生，回想，如果当时他提醒我做更好的固定，事情就简单很多。
前两周，因为需要补当时的急诊病历，我又回到那家医院。我从分诊台找到诊室，从诊室找到病房，从病房找到医生办公室。敲门进去，我第一次看清楚这位医生不戴口罩的样子，他很年轻，热心、谦逊，有一点腼腆，帮我调出几个月前的病历，教我怎么去打印。我突然觉得，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最后对他说，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