崴脚问诊记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  2024-01-24作者:田瑜

2024年1月22日,合肥,小学生体验职业医生。视觉中国供图


作者 田瑜

编辑 杨杰


因为脚踝扭伤,这半年我去了不少医院,涵盖社区医院、一级专科医院、知名三甲医院、私立专科医院各级各类。前后经历过9位不同科室的医生,涵盖骨科、运动医学科、疼痛康复科等。

医院是个神奇的地方,在医院的时候,你觉得这里是最大的世界;走出医院,你又觉得医院只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落,一个总堵车的路段,一个只有名字没有内容的地标。

大部分情况下,医院不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地方。有时,这一不愉快程度,与医院规模成正比。我去过的一家三甲医院,除了电梯管理员,几乎没有人是好脸色的,挂号单上有二维码和条形码,去分诊台扫码报到,刷上了二维码,护士突然怒气冲冲:“没看到是让扫条形码吗!”有时,问路也会戳到分诊台护士的雷点。大医院像一个迷宫,走一步看一步,走错了还不好回头。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愤怒吐槽,“在医院问什么都被骂,不问搞错了又被骂”。

在普通门诊,病人相对少,医生也松弛。年轻医生看诊小心翼翼,说话慢且郑重其事,甚至有心思安慰病人,“受伤就是很容易emo(伤感),慢慢就好了”。出来后,我心情大好。后来,该院的专家判断我需要手术治疗。这位专家的号非常紧俏,我抢到一次,医院刚开门就到了,当时诊室还没开门,门口已经挤得全是人,推轮椅的、拄拐的、拉着行李箱的,很多人都紧绷着站在诊室门口的1平方米里,瞅着机会挤进诊室申请加号。医生来了,一群人挤上去,医生脸色很难看,我听他对助手、病人,或者是自言自语道:我今天不加号。

站在医生角度,也能理解这种苦境,在这样热门的诊室,加号有时意味着上午的门诊医生要看到下午两三点,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一位在医院工作的熟人曾说,每天见到的都是疾病、痛苦、焦虑,时间长了心情也不好。“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的医学宣言,在庞大且扎堆的病患基数上,总是难以实现。我遇到过一位柔声细语的抽血护士,擦酒精时和我说“不疼不疼”。抽完血,她还细心地帮我把单子塞进耷拉着的另一只手里,说伤口要“用3个手指头按住”。当天在医院里到处被人怼的我,差点感动流泪。我往外看看人挤人的大厅,再看看流水线作业的抽血台,好奇,什么样的人做着这样一份工作,还能有这样的耐心。

在医院,巨大的信息差让我变成一个一年级小学生,医生随便说一句话,我就能当作真理琢磨好几天,因此问诊时总是提前理好问题小心提问。社交媒体上有医生说,医生看诊最讨厌的几种病人,包括“百度看病的、太焦虑的、问题太多的”。随着网络问诊和社交媒体兴起,这样的病人越来越多,医生感受到更多的“不被信任”。我可能就是“问题太多”的病人,但就我而言,提问其实是一种信任。

我打开了一部2014年播出的电视剧《产科医生》,剧情狗血,我却从头看到尾。剧中的女主角说,“做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得到患者的信任”。我有点恍惚,信任,在陌生人之间培养起来是如此之难。

我的姐姐学公共卫生管理,以前我和她一起吐槽,在家乡小县城,父母去看病,总要找个关系、托个熟人介绍,现在我理解了。冰冷的医疗体系让人有种天然的焦虑、恐惧。我们之前也不理解为什么父母总觉得“家里某个小诊所、小医院的医生,比大城市的更好”,半年的问诊后,我理解了。有时候,他们可能只是想找个信任的医生聊聊天。某种意义上,伤病是一个只有医生和病人掌握的秘密,如果不能和医生聊,又要找谁去聊呢?

我在社区医院康复科做过一段时间理疗,那位医生温柔耐心,她和那里的老人、病人都很熟,虽然她忙得脚不沾地,但还是会因为来晚了一分钟和躺在治疗床上的大妈说“对不起啊”。那段时间,去社区医院做理疗成了我最期待的事,因为“没那么大压力”,而且我第一次感觉,医生在听我说话。后来我来到一家一级专科医院,医生告诉我,我在社区医院做的加热理疗是没效果,甚至是反效果的。就是这么无奈,就医过程中,舒心和高效,总是不能兼得。病人既想得到最准确的诊断,又想被看见、被倾听,是奢侈的。

崴脚第三天,我去了家附近一家三甲医院的急诊,当时我症状轻微,医生让我拍了CT确认骨头没事,说是小问题,两周就能走路。我开开心心回家了,两周后还走了不少路。后来,运动医学科医生告诉我,当时没打石膏,错过了制动期,韧带长不回去了,需要手术。我无数次在心里埋怨过那位急诊骨科医生,回想,如果当时他提醒我做更好的固定,事情就简单很多。

前两周,因为需要补当时的急诊病历,我又回到那家医院。我从分诊台找到诊室,从诊室找到病房,从病房找到医生办公室。敲门进去,我第一次看清楚这位医生不戴口罩的样子,他很年轻,热心、谦逊,有一点腼腆,帮我调出几个月前的病历,教我怎么去打印。我突然觉得,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最后对他说,谢谢啊!

责任编辑: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