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孩子的暑假快来了，一群大人也开始忙碌起来。6月8日，张卓然刚出北京南站就发了条朋友圈，“开启阶段性北漂模式”。接下来两个月，她和团队要在北京、内蒙古、江苏南京等地开启多个研学旅行夏令营。
在上海，另一名研学旅行指导师也迎来工作旺季。进入研学旅行行业5年，师范专业出身的吉鑫忙着筛简历，“从近500份应聘助教兼职的简历中挑出50份”。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通过面试的大学生助教跟团出发。“他们大多来自教育学专业或是心理学专业。”按照1∶6或1∶8的人员配比，这些助教将在研学之旅中看护一定数量的孩子，并负责拍照。
从业多年，张卓然和吉鑫终于在我国职业分类大典中找到自己的职业定位——研学旅行指导师。人社部2022年公示该新职业时，将其定义为策划、制订、实施研学旅行方案，组织、指导开展研学体验活动的人员。《中国研学旅行发展报告2022-2023》（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22年，93家高职院校开设“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专业。
该报告课题组负责人、中国旅游研究院产业所副研究员张杨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研学旅行指导师既不同于原来的教师，也不同于导游，需要既懂得旅游又理解教育，对人才的要求较高，“因此在相关专业人才培养上更要和产业实践相结合，去了解产业的需求与难点”。
且行且学
张卓然至今仍记得很多研学之旅中的瞬间。一次以航海为主题的研学旅行中，很多孩子体验完模拟驾船后说“我要当一个船长”。在以高校为目的地的研学项目中，有的孩子脱口而出“大学好大，是我们学校的好多倍”，还会发出“大学里怎么会有医院，还有十几个食堂”的疑问。
给孩子带去最初的印象或启蒙，是张卓然和很多研学旅行指导师的愿望，也是不少家长选择一些科普主题研学旅行项目的原因。吉鑫记得，两三年前，家长们更多的想法还是“让孩子玩得开心”，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孩子在旅行的同时能够增长见闻，“玩得开心也要学到东西”。
这也印证了研学旅行圈内的那句话：“过去，书本是孩子的世界，现在，世界是孩子的书本。”吉鑫把这句话的后半部分理解为“开眼看世界”，他说自己当时考大学时“闭着眼选了专业”，但现在研学旅行能够提供一些行业科普课和实验课，“起码有可能让孩子们初步地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行业，去发现更多可能性”。
报告显示，2020年以来的研学旅行项目中，自然生态、科技创新、国防科工、传统文化、安全健康、红色文化是热门主题。吉鑫就和团队围绕世界科技发展史拆分出28个行业，涉及航天、深渊科考、通信、智慧农业等领域。他告诉记者，传统旅游项目往往把多个景点串起来规划路线，但研学旅行要在规划路线的基础上，规划研学课程，课程需要具备趣味性、体验性与互动性。
这种走在路上的“互动课堂”，也时常遇到“翻转”。吉鑫记得，在一趟以元宇宙为主题的研学旅行中，孩子们在虚拟情境中扮演不同的人物角色，故事围绕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历史背景展开。“一个孩子当时问我们知不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的四大刺客是谁”，只知道荆轲的吉鑫后来邀请提问的孩子介绍了《史记》中记载的四大刺客。
他告诉记者，平时一趟研学之旅中，总会有一两个孩子“对某个话题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这就是翻转课堂，他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师”。
“旅游的本质不只是到一个新奇的地方去放松，它真正的意义是到未知之处去探索新的可能性、去寻求新的知识及价值提升。”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向勇看来，研学旅行是文化与旅游、教育与旅游深度融合的一种新业态，是创意旅游的一种表现形态，“在课程规划中，需要把知识信息、审美体验等贯穿进吃、住、游、购、娱等旅游环节之中。”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九霞则把这种且行且学看作是一种“游育”。“研学旅行不仅是学校教育的补充，更能最大化地体现旅游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推动作用。”她尤其提到研学旅行中的“反观”体验，“通过对跨地域、跨文化、跨阶层人群的交往与观察，激发自我的底层视角和‘他者眼光’，反观自我的存在方式、关怀敬重他者。”
“一点一滴拼出来的市场”
实际上，早在2016年研学旅行被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之前，研学旅行作为体验式教育的一种模式，就以夏（冬）令营的形式出现。但2016年无疑是研学旅行发展的元年。这一年12月发布的《研学旅行服务规范》（LB/T 054-2016）提出，“应至少为每个研学旅行团队配置一名研学旅行指导师”，负责制订研学旅行教育工作计划，并提供研学旅行教育服务。
“2016年以前，行业发展更多是自下而上的散点式探索，从顶层设计出发的政策数量还比较有限，形式上以夏（冬）令营、海外游学、社会大课堂等为主要形态，是市场力量的自发尝试。”张杨分析说，从2016年起，国家级政策密集出台，地方相关主管部门积极跟进，相关产业扶植政策、规范标准等文件陆续出台。在她看来，研学旅行市场是一个政策催化的市场，更是众多企业一点一滴拼出来的市场。
张杨尤其提到疫情期间的行业状况，“疫情影响下，研学企业的坚守、创新、进场、离场同时发生。”她结合课题组调研到的数据说，2021-2022年开展研学业务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主体更加多元化，但新增注册企业的数量增幅有所缩窄，2021年的新增数量为389家/月，2022年则为111家/月。
吉鑫的研学旅行团队也组建于疫情期间。他告诉记者，和很多同行一样，苦修内功是那段时间的主要工作内容。以成为研学旅行指导师为目标，吉鑫和同事学会了很多技能，包括市场调研、课程规划及产品设计等。“为了打磨课程，我们会访谈相关领域的专家，让他给我们的课程大纲提建议，尽可能符合不同年龄段中小学生的认知需求。”
“到最后各个研学旅行品牌比拼的就是‘人’。”张卓然说，课程规划的难点在于既需要建立起一定的专业壁垒，还要在适合市场推广的同时，保证价格上的高性价比，“最终，即使研学旅行项目吸引了较多客群，本身团队人力是否跟得上也是个巨大挑战，要能消化得掉（大量客群）。”和吉鑫的团队一致，张卓然的团队人数不超过6人，“人均多面手”是这些研学旅行指导师的共性。
“一方面，研学旅行指导师群体需要更加专业化，另一方面，要让研学旅行指导师成为有尊严、有地位的职业。”在孙九霞看来，研学旅行相关专业的热度也许现在赶不上工商管理、会计学等专业，但从长远看，研学旅行指导师是提供创造性服务的职业，有着较大的成长空间。“尤其是AI大模型应用加速落地，恰恰是需要跟人互动的新型服务类专业、职业，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她说，不光是学生，从家长到社会层面都需要逐步改变对类似新职业的看法，“不再用传统的、线性的单一维度去衡量职业前景和专业价值，而是更多地去关注一些有潜力的专业与职业”。
万物可研学
“相比于研学旅行概念刚提出的时候，如今人们对于教育旅游类产品、研学旅行指导师的认知不断深化。”张杨说，尤其是这两年来，行业内对于新业态产品的研发能力逐步提升，研学旅行主题产品的质量也在不断升级。
她分析说，疫情下出行距离缩短、团组变小等现实制约让研学企业更加聚焦课程的体系化开发，专注本地研学、甚至“楼下研学”的产品创新。她以山东、山西等地校车公司进入研学市场为例说，校车本身具有承载属性和营销属性，“校车研学”在充分发挥校车服务客群优势的同时，提高了校车的使用率，实现了企业内部的资源协同。
困难的市场环境下，坚持创新成为一些研学企业、研学旅行指导师团队赢得空间的方法。疫情期间，主修旅游管理专业的胡则霖也参与了多个研学旅行项目的课程设计，他如今是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
“疫情前很多研学旅游产品聚焦于红色教育资源的转化，但随着疫情发生，更多其他行业进入研学旅行的赛道，逐步呈现一种万物可研学的趋势。”胡则霖注意到，当时跨界定制研学旅行课程的有餐饮企业、科技企业甚至金融企业。
2021年11月，还是本科生的胡则霖参与过以“交通枢纽”为主题的研学课程设计，寻求跨界合作的是广州市公交集团客轮公司。
“当时该公司的珠江夜游，是典型的城市观光型旅游产品，长期依赖外地游客。其转型升级的思路之一就是与研学旅行内容融合，以满足更细分化的本地市场需求。”胡则霖举例说，后来设计的研学课程中引入了珠江文化、水上安全教育等主题课程，“希望能让更多本地的学生看到广州的发展，增加对本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可以说，跨界开发研学旅行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行业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产品同质化、项目缺乏规范化等问题。在向勇看来，万物可研学中作为“学”的部分还是要加以提炼，“研学课程在知识层面、文化内涵层面、审美层面都该符合一定的标准，不能只体验研学旅行的形式。”
“从理论上讲，研学旅行往往与目的地在地文化与资源紧密相关，应该是较为个性化或差异化的产品，但受制于行业仍处于发展早期，一些研学旅行产品会出现同质化或是重游轻学、只学不游等情况。”张杨告诉记者，这是行业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正常问题，需要主办方、承办方、供应方等多方协调，共同解决，“规范化是保障研学旅行服务品质的前提”。
张卓然以对接过的承办方为例说，最早一些承接研学旅行项目的基地甚至“不具备最基本的用电用水条件”。“遇到目的地是荒郊野岭的情况，我们会自己带上柴油发电机出发。”她说，整个行业的规范化首先是资质标准问题，“包括研学机构、从业人员的资质问题，还有承办基地、营地的资质认定问题。”（阮云天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