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0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主题为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自信自强。日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赴敦煌莫高窟采访这一世界文化奇迹的守护者。
从敦煌市区往东25公里，穿过三危山下10公里的戈壁，看到一片绿色，敦煌研究院就掩在这片绿中。与之对望的鸣沙山上，有被称为“人间至宝”的敦煌莫高窟。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在这里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已有31个年头。作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苏伯民从2018年开始呼吁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将文物科学与保护技术在高等教育中建成独立学科；同时建议依托敦煌研究院组建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
_______________
文物保护科学研究迫切需要专门人才
苏伯民院长身材清瘦，语音轻缓。2023年，苏伯民院长已经卸任全国人大代表，他所提的建议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积极回应。
他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去年，教育部设立的交叉学科下文物科学与保护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我理解，这样一些高校可以根据招生条件和学术基础，设置文物科学与技术硕士、博士，文物保护事业往前走了一大步。”
而他心心念念的成立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其必要性已经得到相关部门的肯定，“实验室的落地我们还在积极争取中。”
“这些工作的推进不只是我个人的建议，更是全行业努力的结果”。
作为文物保护的先行者，敦煌研究院除了立足自身的探索，更是放眼世界，与世界顶尖的文保机构开展交流合作。在国际交流中，苏伯民发现文保事业发达或者文保发展比较早的国家，在文物保护的体制、理念、以及一些关键技术上，遵循的科学思维和科学程序都非常成熟。
而我国的文保事业还处在学习和探索阶段。“我国是一个文物大国，也是一个文物遗产大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文保方面的投入和重视前所未有。但是文物保护技术理论上的创新创造与之相较显得滞后；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和解决关键技术迫切需要文保方面的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而高校却没有专门的学科，现在主要是类似或者相近专业的人在做文保科技工作。”苏伯民说，“学自然或者科学工程的转型文保工作虽说相对容易但是需要过程。不能一下子进入角色。”
为此，苏伯民院长在高校进行了调研，他发现文物保护类专业学生毕业后大致被授予历史学或艺术学学位。“现在的文物保护需要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虽然也需要去充分地认识文物的价值，但文保专业更重要的是研究文物在自然环境或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如何缓慢劣化，再来研究如何阻止和延缓它的变化。”
这个建议苏院长连着提了两年，教育部一直积极地回复。终于在去年，教育部设立的一大类交叉学科下，列了个文物学科。“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苏伯民说。
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落地的工作我们一直在积极争取
谈及建议设立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苏伯民说起了敦煌研究院文保事业的历史。“从敦煌研究院建院的第一天起，保护工作就是敦煌研究院责无旁贷的首要责任和义务。”
苏伯民说，研究院建院初始，一没人二无技术，前辈们摸索着干，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初级的保护工作。比如清理洞中的沙子，将倒落的雕塑扶回去，将壁画脱落处支回等临时性的保护措施，“就是先稳定住，不再进一步恶化，当时这一步非常重要”。
从常书鸿、段文杰，到后来的樊锦诗，几任院长都特别重视莫高窟的文物保护工作。以壁画为例，莫高窟的壁画面积有4.5万平方米，跨越了10个朝代，如果细看每个壁画的局部，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虽然采取一些简单的办法补救和修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有的问题5年、10年后，又会重现，“病总是治不好”。
改革开放后，敦煌研究院和美国、日本、英国等机构合作，这些机构带来一些先进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敦煌研究院也在不断地学习，研发出新的文保材料、技术等，不断地迭代升级，研究出一整套关于壁画保护的方法，有的成了国家标准。
“在这31年的文保工作中，我体会到文保是一个科学问题，文保作为一项科学，需要沿着科学的步骤，采取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思维，再依据多学科原理，了解存在问题的根源。”苏伯民说。
在他看来，不同材质的文物保护都有其客观规律，不能只是简单修补，而是需要大量的科学研究，在与国外同行的合作交流中，参考他们先进的案例和研究轨迹。“我觉得文保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技术，急需国家层面组织科研力量去长期、持续性地攻关并研究相关基础理论。”
苏伯民说，我国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大国，地理环境复杂，文物类型多样，从实际需要出发，文保事业需要文保基础理论研究的国家实验室，去研究文物保护的方法和技术，使得保护和修复后的文物有更加长久的效果，以期实现文物保持得更加久远的目标。就像医学一样，过去凭着经验，望闻问切，但是随着医学的发展，我们需要对疾病的发病机制有更多的认识，文物保护的原理也是一样。
洞窟接待量上限每天1.8万人，也是科学研究的结果
随着文物热，敦煌莫高窟成了很多人心向往之的旅游景点，敦煌莫高窟采取的预约制，在旺季预约普通门票甚至需要半个月以上。
苏伯民说，寻找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平衡也是一个科学论证的过程。
“基于敦煌研究院几十年管理和保护经验，以及对文物保护技术理论认识的进步，敦煌研究院对可能导致引起壁画破坏的外来因素，尤其是最重要的环境因素，经过了大量研究，摸得相对比较清楚，也对风险因素作了评估。”
保护是第一位。据苏伯民介绍，敦煌研究院做过实验，观众进入洞窟后，洞窟温度和湿度迅速升高，原先稳定环境波动频率会大，推测会对壁画有相应的温湿度干扰，久而久之，会对壁画产生影响，经过大量研究，研究院确定了每个洞窟温度和湿试制极值。
“壁画后的山体岩体当中有大量的可溶盐，壁画墙体中的可溶盐。湿度升高吸收水分，水分进入墙壁后，含在泥土中可溶盐潮解。当空气干燥，温度下降后重新发生结晶，会导致壁画空鼓。”这也是对莫高窟壁画保存影响的最大因素。
从兰州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苏伯民被分配至甘肃地矿局中心实验室从事地质岩矿分析。后来，当时的敦煌研究院“相中”了他。说及自己的专业领域，苏院长的眼神一下亮了。
从2002年开始，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的文物保护机构盖蒂保护研究所开展游客承载量的研究，将所有的洞窟进行调查分类。
“说起来莫高窟有492个洞窟，但适合参观的也就八九十个，考虑到洞窟面积、壁画保存的情况，以及按照壁画的时代、内容表现等进行了分类，最后确定分成12条参观路线，一组只能看8个洞窟，错开观看，算下来最大接待量，一天有6000人”。
但是到了夏天，来的人特别多，很多人远道而来，为了不让大家感到遗憾，研究所启动应急模式，应急票的游客只能看4个大的洞窟，对莫高窟的外貌和壁画的模样有个初步了解，这样的应急模式把接待量放大了1.2万人，所以接待容量的上限1.8万人。
莫高窟的每个洞窟都有温度湿度实时监测，一旦超过阈值就会报警，这时洞窟就会立刻关闭，这种情况只是偶尔发生。
2010年在巴西召开的一次世界遗产委员会就以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所采用的旅游管理模式和保护经验作为典型案例，希望各个国家能够学习，而且还附了一段评语：“莫高窟以非凡的远见、创新的旅游管理模式保护遗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