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公布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深化国务院机构改革是一项重要任务。其中，“精减中央国家机关人员编制”备受关注。仔细梳理发现，这是时隔25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再次提出精减人员编制的要求。
客观而言，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并不是一个新话题。相比较前几轮机构改革的精简幅度而言，本轮改革提出的“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人员编制统一按照5%的比例进行精减”要求，还是适度适中的，体现出渐进有序、积极稳妥的思路。它之所以深受关注，其直接原因可能是一些人误以为是简单的人员裁减。实际上，缩减编制未必是裁员，更不是绝对数量的减少。对此，改革方案已经作出了清晰表达：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人员编制统一按照5%的比例进行精减，收回的编制主要用于加强重点领域和重要工作。由此可见，本轮中央国家机关改革中的编制精减，首先意味着它是一种结构性优化。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组织要想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就必须构建科学合理的结构，并根据时空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优化组织结构。政府机构改革也是如此，只有根据治理对象和外部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府机构的配置要素、职责分工、运行机制，才能实现政府治理效能的最大化。本轮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就是着眼调整编制数量、转变政府职能，重点加强科学技术、金融监管、数据管理、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的机构调整和职责优化，并不是简单减人，更不是同步精减，以保障重点领域和重点工作的人力支撑。比如，将两个事业单位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将科学技术部的组织拟订科技促进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和政策、指导农村科技进步、组织拟订科技促进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等职责划入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还新组建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数据局等机构。这些都是在不增加编制总数的情况下，根据紧缺程度来调剂编制数量而完成的一次结构性优化。
显然，这种结构性优化契合政府效能变革的内在要求。2019年8月施行的《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提出了“严控总量、统筹使用、科学增减”的思路，其主要目的就是管住管好用活机构编制。因此，本轮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提出的“精减人员编制”，并不意味着编制和人员数量的简单精减，而是有增有减、增减结合、调剂余缺，以此实现人员和编制的结构优化。
精减冗员体现了改革的未来方向。本轮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在彰显结构性优化意蕴的同时，也凸显了党和国家坚持锐意改革、精兵简政的决心和力度，意味着要通过精兵简政提高政府的运行效能。一直以来，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通过优化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提升运行效率，解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散漫、战斗力降低等顽疾。这次中央国家机构改革在人员编制上做“减法”的举措，同样有这方面的内涵。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精兵简政，打造一支精干专业、担当作为、凝聚力战斗力强的人员队伍，进而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加快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这同今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各级政府坚持要过紧日子”“全国财政支出70%以上要用于民生”“过紧日子不是短期的应对措施，而是要长期坚持”等要求，也是一脉相承、高度吻合的。
必要的增减是实现“精”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只有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才能充分释放结构性优化的潜在功能。这正是本轮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所彰显的深刻意蕴。秉持“好钢用在刀刃上”的结构性优化逻辑，这次机构改革必将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国家治理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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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时而变 “减编”之后怎么办
此次精减中央国家机关人员编制，背后主要有哪些方面的考量？
主要考虑是加强中央国家机关人员编制的结构优化，使人员编制向重点领域和重要工作适度倾斜，进一步增强人员编制结构与政府关键任务的适配性。我国强调人员编制的刚性约束，一直以来都在不遗余力地强化编制管理，使政府机关始终保持一支精干队伍。
进一步适度精减人员编制，将调整的人力资源集中到关键任务上，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员编制支持国家发展和治理的作用。与此同时，配合机构改革调整人员编制，可以实现人随事走、事随编走，使机构设置、职能安排和人员编制更好地匹配。
如何在精减编制的同时，提升政府机构的运行效率？有人就担心：精减编制会不会加剧人手不足的现象？
人员编制精减势必会使政府机关人数减少，但是不意味着就必然导致人手不足的问题。在人员减少的同时，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提高运行效率。过去政府部门强调“人海战术”，注重加班加点，但是工作效率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导致人浮于事和忙闲不均等现象。
采取人员编制以外的手段和工具，可以在人员精减的同时保障工作效率。比如，通过技术手段将各种重复性工作自动化和智能化，加强信息技术对工作人员的辅助和支撑，使人们从繁琐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可以极大地提升政府人员的工作效率。
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应重新厘定职责范围和工作任务，聚焦最应该重视的主责主业，而不是不断扩大职责范围，致使人手不足。
近些年，借调作为一种补充用人机制，逐渐成为常态化的用人方式。中央编制精减后，会不会导致借调的情况更多、更常态化了？如何应对这一可能？
当人手不足时，中央部门往往会向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借调人员，填补人员空缺带来的问题。这既违背了精减编制的初衷，也使人手不足问题逐级传导，并使基层人员编制进一步紧张。因此，要进一步规范上级向下级借调“要人”的程序，避免“中央用人，地方埋单”的现象泛滥。当然要看到，借调也是加强中央部门协调地方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不能完全否定或停止，而应加强引导、规范和约束。
不同机构的用人需求存在动态变化，编制调整应该怎样因时而变？
人员编制需要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微调，使其既能够保证组织运行在常规时期相对稳定，又能够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履职的需要。这意味着要加强人员编制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和跨岗位的动态调控和统筹，使人员编制能够更好地适应部门履职要求。
对此，特别需要打破人员编制部门化甚至利益化的问题，导致人员编制难以根据现实需要加以调整。与此同时，也要规范和强化人员编制调整程序，避免一些领导干部通过“批条子”等方式过度干预编制调整。
现实中，一些部门存在人员冗余现象，一些又会人手不足，如何更加科学地核定人员编制结构，让分配更合理？
人员编制的核定要考虑多种因素，也需要定期加以更新。通常来说，人员编制要综合考虑地理区位、部门属性、任务特征、服务对象的规模和范围等因素，并根据这些因素的变化进行动态优化。
目前，我国各部门人员编制的核定还没有完全科学化，人员编制的核定基数还较为陈旧，没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必要而及时地调整。这使一些发达地区出现“小马拉大车”的现象，不少政府部门的人员编制严重不足，很难跟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比如，一些人口大量流入的地区，仍然按照户籍人口规模核定人员编制，这显然同常住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情况严重不符，并导致相关部门不得不通过调入编外人员解决人手不足问题。
因此，要加强对人员编制的科学研究和论证，使之能够同政府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特别是要注重日常考察，基于人员工作量等因素来核定和调整人员编制，避免忙闲不均、人力资源浪费等问题。
如何在精减编制的同时，进行结构性优化？
精减编制不是“净减编制”，一定是有增有减，增减挂钩。我国中央政府部门一直保持较为精干的队伍。精减编制意味着要进一步加强挖潜和优化结构，使人员编制同政府任务分工相匹配。
人员数量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人职匹配、人岗匹配等人员结构优化。同样数量的人员，结构安排不同，工作效率也会大相径庭。如何在结构上做文章，是人员编制优化的关键所在。
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任冠青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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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不是越少越好 关键要用在“刀刃上”
最近，随着最新一轮机构改革方案在全国两会期间正式亮相，与机关编制相关的消息很受各界关注。其中，“精减5%中央国家机关人员编制”这一具体数字，一经披露便引发大量讨论。作为一名曾在中央某部委工作十多年，不久之前刚刚告别体制、进入企业工作的人，看到这则新闻，我不由得百感交集。这是因为，在为期不短的公务员生涯中，我对所在部委的人力资源分配情况既有切身体会，也有一些思考与观察。
说到精减编制，一直存在彼此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在许多民众的印象中，中央国家机关的岗位是令人羡慕的“金饭碗”，现有编制已经给国家财政造成了不小的负担；但另一方面，如果问起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公务员，尤其是年轻公务员的工作强度，恐怕没有几个人不喊忙。就个人经历而言，从进入部委到离开部委，加班一直是我和同事的家常便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反对精减编制，恰恰相反，很多时候，忙碌的原因并非人手不足，而是不尽合理的工作安排，导致各个部门工作效率降低。
倘若不对工作效率加以优化、确保每个编制对应的资源都能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不要说精减编制，就算再增加5%的编制，人也不够用。事实上，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许多处室都存在“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的尴尬局面。
同在一个处室、同样占着一个编制，不同处员承担的工作量可能极不均衡，其工作态度也可能天差地别。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某些暂未担任领导岗位的处员级别太高，以至于本处领导“使唤不动”；也可能是某些干部升迁到一定级别后失去奋斗动力，产生“躺平”的不良心态。这种局面，既导致了人员编制的空转与浪费，也对那些有心干事创业的干部不公平，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如今，中央提出要精减编制，需要被精减的当然不是那些积极履职的“高效编制”，而应是那些人浮于事的“无效编制”。
理想情况下，“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的现象，理应受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机制约束，但在实践中，中央部委的干部从科员晋升到正处级非领导职务，往往只需按部就班，只要不犯大的错误，被淘汰的可能性很小。诚然，公务员的管理方式不能简单和企事业单位对标，但想要更好地精兵简政，无疑应当设法优化考核标准，真正实现“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
在我的工作经验中，除了干部工作贡献不均，降低处室工作效率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不必要或低效率的任务太多。长期以来，各级有关部门都反复强调要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破除“文山会海”“过度留痕”，但在实际工作中，依然有开不完的会，报不完的文件。很多时候，领导也会布置极具实际意义的调研工作，这类工作如果能够做好，是有利于提高整体工作效率的。但是，面对一些相对敏感尖锐的问题，下级干部在提交调研结果时，常常会在有意无意间迎合领导、报喜不报忧，领导得不到准确信息，不能及时采取优化措施，导致问题被留了下来，之后又不得不再次调研。这种低效率的循环，也是对人力资源的一种虚耗。
再说说政府雇员的作用。此前，在社会与学界讨论政府机关精减编制时，不乏声音指出：用好政府雇员，可以有效填补减编后的人力缺口，以更低成本完成同等工作。在离职前几年，我所在的处一直有多名雇员，从人数上看很是宽裕。但是，受到雇员招录方式影响，一些雇员和领导“沾亲带故”，很少有人敢给他们布置“急难险重”的任务。另外，由于多数雇员未经涉密培训，一些跑腿、复印之类的工作，虽然技术含量不高，但因为带有密级，他们也无法承担。如果政府雇员制度能够进一步完善，多分担一些辅助工作，使国家公务员能专注于更加重要的事务，也有利于精减机关部委编制。
说到底，编制既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应该合理规划，“好钢用在刀刃上”。通过优化制度，把机关部委的工作效率提上来，自然能“节省”出更多编制资源，我想这也正是国家强调精减编制的初衷。
宁简行（原中央某部委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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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精减了 “考公”更要注重能力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有这样的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人员编制统一按照5%的比例进行精减，收回的编制主要用于加强重点领域和重要工作。
看到“精减”二字，也许有人会说，公务员考试可能要更难了，录取的比例也要更低了，大学生就业也要更不容易了。甚至有人会觉得，行政机关要裁员了。客观地讲，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在很多人的眼里，精减人员编制，就是精减人员，就是裁员。看到精减人员编制的消息，自然而然会与公考、大学生就业等紧紧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编制和人员并不完全相同，编制是一个单位可以安排的人员岗位，而人员岗位与人员并不完全对等。正常情况下，人员通常少于编制。但是，由于经过多轮机构改革，一些地方的超编人员尚未消化完毕，人员多于编制现象依然存在。精减编制对这些单位来说，压力比较大。而对没有超编的单位来说，压力并不算大。
也就是说，如果单纯按照数学方式算账，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编制确实会有所减少。即便5%的幅度不是太大，但具体到一些单位，会面临一定压力。而人员编制量减少，也会对单位“补新”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更需要注意的是，方案中有这样一句话：收回的编制主要用于加强重点领域和重要工作。意思就是，人员编制总量的调整侧重于结构调整与优化。所谓的精减人员编制5%，是有的部门减少，有的部门则要增加。特别是新设部门，除人随职能走带过来的编制外，肯定也要新增人员编制。
这也意味着，此次机构改革侧重于结构优化和调整，有的部门的人员编制确实减少了，在一定时间内可能会影响新用人数量。相反，那些需要加强的部门、新设的部门，则要新增公务人员，近期招录的人员会增加，这自然会给大学生新的机会。
同时要看到，此次机构改革是从中央国家机关开始，按照5%精减人员编制，是否各级行政机关都要按照这个比例精减人员编制，也是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因为，按照目前的机构框架，上面是一根绳，下面是一条线。以市场监管为例，监管工作的重心在县乡，特别是乡镇。那么，基层编制如何精减，也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考量。
实际上，在不久前结束的“省考”中，一些考生发现，今年省级公务员招录人数较往年有了明显增加，甘肃、云南、广西、内蒙古等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招录人数涨幅超过50%。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招录人数高于去年，仅有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比去年略降。国考招录也连续4年扩招，今年国考招录计划招录3.71万人，相比2022年计划招录人数增加了18.7%。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精减人员编制5%的要求，目前在编制的总量上对大学生参加公考没有带来实质性影响。但是，对大学生的专业能力、整体素质、奉献精神的要求，可能会产生新的变化。一些地方的公务员招录出现“冷热”不均的情况，少数热门岗位“挤破头”，而一些对报考者专业能力要求具体或基层偏远地方的岗位，甚至出现无人报考的情况，这都需要加以重视和调整。
很多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期通过招干或调用进入的公务员，近几年都要陆续退休。对大学生来说，自然是机会，但也是挑战。机会来自招聘数量，挑战来自角色代入。如果没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业务素质、协调水平等，要想成功进入公务员队伍，难度会相当大。那些只会考试、不会工作，只会讲、不会做的大学生，也难以胜任公务员岗位。
谭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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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精减编制 对地方释放了哪些信号
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要统一按照5%的比例精减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人员编制。此次的精减并非缩减人员编制的绝对数量，而是在编制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对人员编制的分布进行结构性调整，主要目的在于优化部门间的人员编制配置，将力量集中部署在重要领域，有效提升人员编制管理机制的灵活性。
国家方案为地方精减人员编制释放了明确信号。遵循以往政府机构改革逻辑，地方各级政府将根据国家方案制定本级改革方案。国家方案会对地方改革产生较为显著的示范效应。
对于地方来说，此次精减人员编制机遇与挑战并存。5%的比例看似不高，但依然会给具体部门带来较大影响。有些部门存在人浮于事、懒政怠政的问题，这次精减会带来“挤水”效应，有助于整体缩减冗员。
对于工作量比较饱满的部门和领域，精减编制对部门履职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精减人员编制可能成为地方深化改革的动力。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常常将人员编制不足作为工作负担重、改革推进慢的主要理由。实际上，旧有的业务流程效率较低、部门间协作和沟通机制畅通度不高、数字化改革尚未落到实处等，更可能是影响政府提升效能的深层次原因。精减人员编制会倒逼政府创新，改革工作方式，推进部门内职能重组和业务流程优化，并深入研究行政管理领域新技术替代人工作业的应用空间及前景，实现政府履职方式的迭代升级。
统一按比例精减并不意味着所有部门的人员编制都会缩减。有的部门可能在统一按比例精减后，获得增量再投放。这取决于部门实际工作的重要程度。
收回的编制如何分配，成为下阶段改革的看点。国家改革方案明确指出，收回的编制将投放给重点领域和重要工作。那么，如何判定重点领域和重点工作？这一过程中，央地权责又如何划分？
从国家方案可以看出两条可能性路径。一种是国家整体性改革重点，需要全国一盘棋，统筹谋划。比如，此次国家方案提出对多个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收归行政编制，统一纳入国家公务员队伍，这将直接指导地方推进金融管理部门改革。自上而下的规范管理需要新增人员编制予以保障。此外，举国体制的阶段性重点改革也可能被投入更多人员编制。
另一种是将人员编制配置到地方差异化的改革重点领域。因地制宜一直是我国推进改革遵循的基本原则。现阶段，我国地域间仍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意味着不同地方的改革重心和重点工作会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沿海资源禀赋充裕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阶段性改革重点会存在差异，地方战略性产业部署也会存在不同。依改革重心和重要工作制定回收编制再分配方案，强化了地方政府对本级人员编制的统筹能力。对地方政府来说，人员编制精减如能顺畅配合改革重点，精准发力，将会有效赋能重要工作，集中力量办大事。
国家方案为地方改革的制度设计留出了较多创新空间。地方可以通过回收编制构建动态调整机制，在不同部门、领域、行政层级之间进行再分配。当阶段性改革任务完成，改革重心发生调整，人员编制可进行动态迁移，配置到新的重点工作领域。同时，地方也可探索“可上可下”的分配机制，根据实际情况将编制下沉到基层，或是回收到上级统筹部署，有效提升工作力量部署的灵活性。
动态调整机制下，地方还可探索更多激励机制。在适宜的领域，可以把部分收回的编制配置给锐意改革、推陈出新、需要更多人员编制投入的重点领域，鼓励创新和实干。与此同时，要在机构编制法定化的框架下推进改革，强化监督机制，规范地方对回收编制的配置与使用，确保精减后收回的人员编制流向最需要的领域。
张楠迪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