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以后，我对春节假期没有太多期待，无非是连睡7天大觉，再长两斤肉。我的家乡汕头，广东一座沿海小城，最近十几年“年味儿”越来越淡。前两年，就连卖年花的市场也不热闹了。
但我小时候可不是这样过年的：生活在沿海的人们，习惯在海边燃放烟火，空旷又安全。除夕那晚的爆竹声尤其响，常常吵得我深夜都睡不了觉。我还得帮家里的老人揉面剁肉，准备各种各样的粿食，用来祭祀神灵，祈求新年的平安。
祭祀当天，我跟着大人去村子，看着各家派出最强壮的男人加入仪仗队，抬起神灵的塑像一边走一边吆喝……后来，禁炮令颁布，年轻人外出打工，春节的家乡再也不像原来那么热闹了，“年味儿”留在了我的童年、少年。
但在2023年，一种熟悉的氛围猝不及防地回来了。
最早，从北京回家的路上，我就发现了端倪。机场的候机厅，很难找到闲置的座椅。上厕所要排队，接热水要排队，买早餐还得排队。庆丰包子铺、麦当劳、云南小吃店前挤满了想吃口热乎饭之后赶回家的春运大军。
到了除夕，那种被爆竹声支配一整夜的回忆再次袭来：小区唯一的空地，隔着老远就能看到上空升腾的烟；凌晨三四点还能看见从海岸线射向空中的烟火。
初一，我难得地没有睡懒觉，叫醒我的是来拜年的表弟。这是最近3年，第一回有人在初一早上来我家拜年。
话题主要围绕疫情展开：谁家的亲戚很幸运，生着重病还能挺过多日的高烧。表弟说，有的朋友年终奖打了折。尽管如此，大家依然愿意花高价钱买爆竹。
我爸突然插了一句，“以前的传统是燃放烟火驱赶病毒、疫病。”于是，送走表弟后，他紧赶慢赶跑了几家店铺，跟风排队买爆竹。
店家介绍，如今，烟花绽放的形状多样，像降落伞、像开屏的孔雀、像划过的流星——负责研发烟花的人员每年都会推陈出新，给春节的夜空装饰新意。但店家显然对突如其来的旺盛客流量没有太多准备，“没进那么多炮啊。”他们早就卖光了存货。
“年味儿”回来得如此迅猛，这座小城显然也没有作太多准备。马路上塞满了小汽车、摩托车和共享电动车。有的餐饮店本来计划大年初四营业，却在顾客的电话催促下提前开门。服务员迎客要讲普通话，因为外地游客多。
我才知道，在短视频和直播的推荐下，家乡的各类美食早就记录在全国食客的愿望清单里了。
慕名而来的游客一度让两三百元的酒店单间涨到七八百元。下午4点，潮汕牛肉火锅店内就有游客在等待晚餐；晚上9点，火锅店门口还排起长龙。一位售卖油柑汁的老板跟熟客抱怨，榨汁供不应求，忙得手臂酸疼。熟客打趣，“收钱也收得手酸吧。”
在潮汕农村，生猛又热血的英歌舞重新在大街小巷舞起来了。舞者们打扮成梁山好汉的模样，挥舞着短木棍，在喧天的锣鼓声中集体起舞，要把邪气驱赶走，把吉祥迎回来。观众环绕着舞者，围成一个大圆圈，有人还忍不住加入其中。
在这座小城，要说最引人瞩目的活动，还是大年初二的迎春烟花晚会。上一次汕头办烟花晚会还是15年前，我那会儿正在上初中，犹记得，烟花排成一列在海湾上空绽放时，整个城市的内海湾都能看到。
如今，15年过去了，内海湾两岸建起了高楼和住宅，每到晚上齐刷刷亮起灯。一个在香港工作的同学坐在她家海景房里，指着窗外的汕头，“你看，多像维多利亚港”。
这样的景色要是缀以烟火就更美了。更何况，今年的烟花晚会还有2000架无人机共同表演。
从下午开始，内海湾两岸的草坪就坐满了人，等待烟火。有人斗地主，有人野餐，还有人架起家用烧烤架烤肉。后来者没找到空地，只好爬到树上去看。
许久没联络的老同学都在这一天有了新连接：在不同角度拍摄烟花，分享到社交平台上，再互相点赞。有人感慨，仿佛回到小时候，看完烟花晚会后，回学校和同学叽叽喳喳讨论。烟花晚会成为小城最好的社交话题，比一条群发的拜年短信更有“年味儿”。
烟花绽放那刻，我正堵在车流里，通过手机直播看现场。当天，某个地图软件发布全国城市拥堵排名，第一名和第三名是大理和三亚，第二名是汕头。我想，堵着的年总好过平平淡淡没有人气的年。
烟花晚会后，人们放烟花的热情还没熄灭。他们从各种渠道搜罗来烟花，带到海边燃放。海岸线边的人还做起了生意，一排排面包车敞开后备厢，有人卖咖啡，有人卖烟花，有人烤粿条，有人开杂货铺。
后备厢经济中，还有人出租茶座——顾客可以在海边，边啖工夫茶边观赏烟花。爱喝工夫茶，已经刻进了汕头人的基因里。
我也想租一个茶座，热热闹闹地享受一回最有“年味儿”的年。
魏晞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