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念不忘的故乡里有黄土地的颜色
春节前，5岁的小侄子对着手机视频喊：“二大爷快回来吧，我快忘了你长啥样了。”我正在抢车票，盯着手机上还在努力“转圈”的抢票软件，忽有“儿童相见不相识”之感。我从好友那里借来一辆小汽车，把大包小包塞进后备箱和后座，踏上了归乡之路。
我已经有3个春节没在老家过了。新冠疫情这3年，我在北京、武汉、石家庄、上海等地来回奔波，做了一些报道。疫情期间的路多是安静的，每当车窗外夜幕长悬、四下寂然，把陌生的地方刷成同样的墨色，恍惚间我像是回到故乡的原野、故乡的路。
我的故乡位于华北平原，是一座普通的小县城，普通得像一块砖，打眼望去，一块块都是一样的黄土地颜色。
我在小时候常想，为什么我的家乡没有高山、江河、森林、草原？我可以攀援历险、乘帆远航、曲径探幽、纵马驰骋，但这里有的只是平平无奇的黄土地。直到工作8年后，走的路越来越多，离家越来越远，穿过许多山川林野，看过无数瑰奇风景，每次梦回的依然是那片黄土地和乡路上的记忆，或许它不十分美好，却是温热的、唯一的存在。
小学四年级，我第一次出远门——到3公里外的民办小学寄宿。1个月后回家，我家的半个院子不见了，枣树只剩下碗大个疤，大黄狗对着断墙外的路人狂吠。路边的大人们在商讨如何推倒一栋新建的瓦房。这里要修一条横穿全镇的乡级公路。我的小伙伴推着他的那辆没有车座的“大二八”自行车，在尚未平整的土路上找了一圈后说：“我家呢？”
城镇化阔步前进，故乡时时在变。游子们见过花花世界，并不希望故乡永远停留于那个炊烟袅袅、田园阡陌的梦里。回家的间隔越来越长，故乡的变化也越来越大。一条又一条公路修通，老旧的国道为躲避晒场的人群，挪到乡镇边缘，乡镇又追着新国道在路边生长。平房像被施了“金坷垃”化肥，有的长出两层楼，还拔出许多栋高层。“南水北调”进京的水顺带填满了小县城干涸多年的老河沟……直到疫情这3年，时间打了一个响指，一切暂停。
疫情给人们定下避无可避的主题——防疫。在与家人的电话或视频问候中，我们讨论的话题，从春播秋收、四季雨雪变成询问“封没封”或“阳没阳”。
人们爱在回忆里寻求参考。故乡实在太普通，本地人常常自嘲“又穷又小”，连病毒界和自然界的异常竟然也很少光顾。“非典”那次留下的记忆只剩板蓝根和煮醋。往前一直溯到20世纪60年代，故乡似乎来过一次洪水，也只是到了膝盖位置，乡亲们谈着谈着就剩下“洪水带来很多鱼，大家都摸了很多鱼”，便哈哈大笑起来。
但在父辈的故事里，故乡的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生活都很苦，祖父辈童年讨饭的经历、逃荒的经历，时常不经意地出现在聊天中。人们摸着一条条乡路背井离乡，在捱过断粮的冬天后，又在春耕前沿着乡路回家。
故乡的人们敬畏生死，人们更愿意谈论“为什么症状比大城市要轻”。有人说，因为这里的房屋密度低，多是独门独院、易守难攻。有人说，这里没有机场，没有火车站，连一个正经的长途客运站都没有，吓人的“国外毒株”怎么过得来？人们还常常说起某个村里转危为安的老人：“白肺”了，从医院拉回来又能全村遛弯儿了，“70多岁，一顿饭能吃半只烧鸡！”
疫情3年，家乡像一个有傻福的傻小子，在谨小慎微中躲过一波又一波疫情。直到这个兔年春节前，结结实实挨了第一波，又遭遇节外生枝的天然气停气风波。我不熟悉土地上的他们，但是他们都是我的乡亲。在黄土里扒拉了一辈子的人，最终又归于黄土。诗人喜欢把人比作树，“树永远也离不开土地，即便成为一片木舟”。
耿学清 来源：中国青年报
奔赴不同土地冒险 无根未必是坏事
当我走下从深圳驶出的列车，被迎面而来的清新空气吹拂时，我知道，老家已经在脚下了。周围拥挤的人流迫不及待地向出口挪动，春节返乡的兴奋感不断升腾。然而，对我而言，跟着父母“回家过年”，只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
在中国人的生活节律中，最不能更改的事大概就是“回家过年”。漂泊在外的人们，在岁末年关回到家乡，与阔别已久的亲戚过一个团圆节，不仅是一种传统风俗，也是许多人长期在外打拼的“盼头”和“念想”。家乡是游子汲取力量的土壤、望眼欲穿的港湾，从“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到“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乡愁是中国文化长盛不衰的主题。但是，对我这一代的许多年轻人而言，从小便少有交集的“老家”，更像一团陌生的幻影。父母眼中无比浪漫的乡愁，在我们眼里是“回家过年”的责任。
为什么会这样？法国哲学家芭芭拉·卡森在《乡愁》中的自白，或许能为我们揭开答案的一角：“我不在这里出生，儿时和年轻时也不在这里成长。我不是科西嘉人，我生在巴黎，住在那里，在那里工作，生下我的孩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快速而剧烈的转型，大范围、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颠覆了传统的家乡概念。我们的父母从小生长在自己的故乡，熟悉一草一木与每一条巷陌，有许多或近或远的熟人，他们的根深深地扎在这片土地里。而与上一辈不同，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本身就是在漂泊中成长的。
就拿我自己来说，我从小在深圳长大，在广州读了大学，研究生留学3年后，又曾在北京与上海工作。我对家乡的记忆，几乎只有每年春节的匆匆一瞥，很难对它建立多少归属感。无数与我相仿的人，都在大城市里成长，却又时刻被提醒：自己并非“本地人”，而是来自某个陌生的地区。更准确地说，“家乡”只是父母一辈的家乡。正如俄裔美国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所说：“一个人怎么能怀念从来没有居住过的房屋？”人们在不断迁移的过程中，该在哪片土壤扎根，是一件很不确定的事。在人口频繁流动的今天，家乡这个概念在许多人心中变得模糊，也就不足为怪了。
乡愁意味着对熟悉过往的怀念，时代的发展难免会损坏这些记忆。与中国文化对乡愁的热爱不同，“乡愁”（nostalgia）一词在欧洲被创造出来时，是被看成一种心理疾病的。有趣的是，当欧洲各国频频报道“思乡病”的流行时，许多美国医生骄傲地宣称，美国不存在乡愁，因为“这是个快速变化的国家”。或许正是因为它变化太快，人们才难以扎根于此，没有家乡，自然就没有了乡愁。
我曾将深圳看成自己的故乡，因为自己在这里长大，许多亲朋好友也居住于此。但很快我意识到，深圳这样一座大都市很难成为任何人的故乡。它的变化太快了，每次归家，它都变得十分陌生。那些熟悉的、狭窄的城中村被推倒，那些儿时熟稔的街道被重建，取而代之的是繁华的购物中心、整洁的公园、高耸的写字楼。其变化速度之快，让我每一次回来都要自问：“我是回家了吗？”在这种节奏下，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情感与记忆只会被不断拆解重构，那些被拆解的熟悉感，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家乡之所以为家乡的理由。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当下，我们注定要在不同城市漂泊，家乡也注定在发展中变得陌生，“无根”可能是很多当代青年的感受。但这真是一件坏事吗？倒也未必。哲学家康德认为，抱有乡愁之人终究会失望，因为他们想回到的不是他们长大的家乡，而是青春本身。
想象中的家乡不可能再现，当我们选择不再扎根在被父母指定好的土壤，转而奔赴不同的土地冒险，就是认清了这一事实，并且鼓起勇气去寻找令自己更有归属感的他乡。有人说“吾心安处是吾乡”，而我而我更偏爱芭芭拉·卡森的判断——当自己、自己的亲人以及自己的语言受到欢迎的时候，你就在家乡了。
罗广彦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过年团圆里弥补“云婚礼”的遗憾
3年了，终于回家过年了。这一次，我兑现了对爸妈“领儿媳妇回家过年”的诺言。为此，爸妈万分激动，一进腊月就开始打扫楼房、筹备年货、准备红包。
腊月二十九晚上，当我们推开家门的那一刻，浓郁的饭菜香扑面而来，红灯笼暖暖的光映在墙上，爸爸笑着接过行李，妈妈扔下围裙去暖她儿媳妇的手，小外甥女活蹦乱跳地围着我们转圈圈……我们被“家”的幸福气氛紧紧地包围了。
必须指出的是，我领回家的可不是“未过门的儿媳妇”，而是“明媒正娶”的新媳妇。是的，2022年11月21日，我们通过直播举办了一场“云婚礼”。当然，也可以遗憾地讲，我们因为疫情错过了自己在老家的婚礼现场，平淡且幸福地结婚了。
婚礼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但没有谁规定神圣就必须要有红毯和司仪。于是，在经过几番波折，最终接受不能回家结婚这个事实之后，我们决定全心全意地筹备自己的“新式婚礼”。那些天，我们常骑着电动车，一路哼着“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载上我心爱的小姑娘”，去拍婚纱照、买“三金”、购置新婚用品；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订正直播细节、修改主持词，不停地摆弄着气球、彩带和喜帖，把北京的出租屋布置得浪漫又喜庆，把一切都准备妥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郎兼司仪……”直播准时开始，我西装革履，媳妇则穿着一身优雅的红色套装，在美颜滤镜的加持下，我们喜气洋洋、自信大方。直播仅面向亲友设置观看权限，但在线人数还是达到了上百人。他们积极地与我们连麦，为我们刷起“火箭”，送上美好的祝福。
在老家，直播画面被投屏在大电视上。为方便我们和现场互动，几位堂哥还给电视配置上了各种先进设备。和老家连麦一成功，热烈而喜悦的氛围瞬间感染了我们。屋顶的拉花和墙上闪亮的大喜字衬着每一张笑脸，满地的小朋友一边嚼着喜糖一边嚷着要看新娘……亲友簇拥着我盛装出席的爸妈，为我们的亮相欢呼不已。
在家长发言环节，爸爸激动地几度哽咽，这无疑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面对电视里的儿子和儿媳，他表达了祝福、期待和感谢，还有遗憾与愧疚，在他的筹划中，儿子的婚礼应该无比隆重。在自由连麦环节，我10岁大的外甥用“干掉一整碗饮料”的方式表达了对我们的祝福，媳妇的小侄儿则公开表示“你要好好对待我姑姑，我可是练过跆拳道的”。
近两个小时的直播结束后，我和媳妇慢慢平复心情。房间里安安静静，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终究错过的不是婚礼，不是仪式，而是团圆。
是的，我们在结婚的时候错过了与家人的团圆。因而，今年过年回家更显意义非凡。
除夕之夜，电视上播放着央视春晚，爸爸、妈妈坐在沙发上一张一张翻看着我们的结婚照，我在一旁添油加醋地讲述着拍摄时的搞笑花絮。作为迟到的“改口费”，妈妈塞给儿媳一个意寓为“万里挑一”的大红包。大家重新穿上结婚时的盛装，拍下了一张难得的全家福……
大年初三，全家驱车8个小时，来到我媳妇的娘家，实现一次更大的团圆。这还是双方父母的第一次线下见面。饭桌上，大家开心地举杯互祝新年，畅快地聊着风土人情、聊着对未来的畅想……在恰到好处的时刻，我和媳妇向在场的所有亲友郑重宣布：几个月之后，将会有一个属兔的新成员加入我们的大家庭，让我们一起举杯！
刘文涛 来源：中国青年报
阔别三年 “水土不服”的背后是近乡情怯
如果要问，疫情3年，每逢年关，港漂圈最牵动人心的话题是什么，相信每位“港漂”都会心照不宣地回答：“过年回家吗？”可是，很少有人给出肯定的答复。
直到今年春节前夕，香港与内地恢复通关，久违的回家之路终于畅通，我积蓄了3年的思乡之情也如开闸泄洪般汹涌起来。
我兴奋地计划着归程，盘算着该买点什么年货，带些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与亲友分享。归程未至，思绪却一早就飘回了遥远的家乡。
只身在香港的这3年，新年零点钟声敲响的那一刻，我或是与朋友“搭伙取暖”，或是在租屋与春晚相伴，中途与爸妈通电话送祝福。初次在外过年，新鲜感胜过不能回家的遗憾；接下来的两年，虽然天天跟父母视频聊天，但是不擅长表达的他们，都习惯了报喜不报忧，常常只是听着我念念叨叨。几年下来，工作变更，租屋搬迁，人际关系历经种种曲折，逃不开的失落孤独，蚕食着我伪装的独立坚强。
或许人会在长久的离别与等待中，变得念旧，变得恋家，更理解何为归属，何为依靠。
回家前几天，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何为“近乡情怯”：收拾行李时，会因无从下手而感到苦恼；假期前熬夜处理手头任务时，难免有些心烦意乱。但是，爸妈在电话那头传来的话音，消解了我的一切烦恼和顾虑。
首日通关的机场，挤满了归心似箭的人。手忙脚乱的除了我，还有逐步回归日常工作的机场工作人员。随着首批返乡乘客涌入，地面引导工作压力倍增，地勤组长一边应对乘客的各种问题，一边指导年轻员工疏导人流。
那一刻，我的心情突然松弛下来：原来大家都在为同一件事忙碌。回家路上总有不易，有沉重的行李，也有颠簸的归途，但因为终点是家，再难也愿意坚持。
机舱内，亲切的乡音交织在一起。我的邻座是一位在香港机场中转的女孩，她从澳大利亚出发，目的地是山东。谈到这次回家，她感慨地说：五年没有回家了，当初离家时还在读大学，这次回来，婚都结了。
飞机降落后，我看到了一幕幕动人的场景：归心似箭的奔跑，手握横幅的焦急等待，阔别已久的欢喜相拥……人群中，我爸一眼看到四顾寻人的我，小跑两步迎上来，妈妈也紧随其后，拿着外套给我裹好，生怕我已不适应北方冬日的寒冷。
回到家，我好像还是个孩子：触手可及的水果零食，准时准点的叫早，追在身后要我多穿点衣服的叮嘱……之前，自己还会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父母的照顾，直到最近突然意识到，是过度依赖，让他们一直担心我能否在外过好生活。这次回家，我特意每天做些拿手菜展示给爸妈，包括番茄炖牛腩、茄子肉卷、油焖大虾、清炖羊肉等十几种不重样的菜色，还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帮老妈出谋划策，解决亲戚家的婚姻危机。这些努力，不仅让爸妈在年底忙碌中缓下来，也能使他们真正安心，放心地让我独自在外生活。
提到过年，最开心的应该还是小时候，满院子放鞭炮，陪爷爷贴大红的“福”字帖，一家人守着老旧电视，热闹地吃着年夜饭。后来，年岁渐大，小时候的记忆也回不去了，愈发觉得过年没意思，年味一年比一年淡，还要想着逃避亲戚们关于个人问题的犀利“问候”。
但恰好是这3年的经历，让我意识到，那些过去逐渐被我忽视的、习以为常的仪式感其实无比珍贵。今年，我格外享受这久别重逢的欢聚，也体悟着3年分别带来的轻微“水土不服”：年夜饭桌上，我精心准备了一道港式靓汤，却未能如意料中满足北方家人的味蕾；在香港千挑万选的伴手礼，被老妈嫌弃“中看不中用”；七大姑八大姨积攒了3年的灵魂拷问，让我不得不直面薪资、情感、购房置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在外无人约束、习惯性熬夜的我，也被家人每晚九点熄灯、一日三餐准时准点开饭的作息，强行拽回“养生模式”……
这次回家过年，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奇妙的体验：邂逅冬日的一场初雪，是这3年未曾遇到的快乐；离家前还在婴儿车里牙牙学语的小外甥女，已出落成一个古灵精怪的“小仙女”，用清脆的嗓音喊我“小姨”；积累了3年的谈资，在与亲朋好友重聚时派上用场，大家交换着天南海北的见闻，分享各自的人生……
喧闹过后，返程的日子如期而至。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一切美好伴随着春节如期而至。离开时，我便开始记挂着下一次回家的日子。
郝明然 来源：中国青年报
重逢的家乡味道证明“这是我的地盘”
3年时光，堪称暌违已久。今年春节，终于可以顺畅地回到家乡。
前些年，父母腾退了单位提供的宿舍，搬到了镇上新居，虽然面积依旧不大，却有了更加现代的气息——上下楼有电梯，地下有停车库，还有专门的物业。不过，那间容纳我成长18年的空间实体，伴随着种有葡萄树的小院，也注定在记忆的河流里模糊起来。
回家，更准确地说是回老家，于我而言越来越有当客人的心态。好处在于，我能够以更客观的视角审视护佑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令人尴尬的地方在于，家乡的一切都变得陌生，我像个游客一样，对家乡发生的变化指指点点，感到新奇与惊叹。
这些年，家乡发展影视产业，成为不少热门电视剧的取景地。这几天一部热播科幻剧的重要取景地，就是市里的博物馆。多年以前，博物馆刚开放不久，我曾经前往参观，记得当时游客寥寥，乡亲们更多用猎奇视角看待这一新兴文化设施。当初这一地块属于城市新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而现在，周围已经有两条地铁线路经过，俨然成为地产新宠。
这次回乡，我带着妻子故地重游，才发现博物馆人头攒动，除了因为电视取景和独特的建筑设计而成为网红打卡地，更多的是家长带着孩子领略家乡文化，进行考古文博知识的教育。很多家庭按照线路依序走遍展厅，也毫无怯意地到附属咖啡厅消费，看得出来熟门熟路，参观了不下一两次。
我努力寻找家乡过去的模样，这才发现，即便是最偏僻的角落，也发生了激烈变化。附近山坡上两栋废弃已久的教学楼，被改造成承办高端人才讲学的“院士中心”。山下破旧不堪的村落摇身一变，成为被保护起来的历史建筑群落，咖啡店、西餐厅点缀其间。家乡更加靠近城市，而城里人也习惯把这里当成“后花园”。
在丈量家乡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印象最深的还是交通。在北京，出门到一个半小时之外的地方，实在不算太远，但在家乡，半小时几乎可以抵达所有城市地标。而小时候我对“进城”的印象是：先是坐小三轮到镇上的车站，搭上招手即停的中巴车，要花将近一个小时，还经常付出晕车的代价。城市逐步扩张，但凭借更宽更直的公路，逐渐密集的地铁网络，出门实际上更方便了。
被疫情中断的团聚，则带给我春节返乡更深层次的情感冲击。亲人故友相见、交谈，也不再是早年间过年寒暄问候的薄薄几句。如今，似乎更像一块块吸收了厚厚感想和情绪的海绵，在相见时刻喷涌而出。
爸爸妈妈见到我们回家，心情极好。虽然在家停留不过短短几日，他们提前很多天就开始精心准备，大张旗鼓忙活到我们拖着行李箱进家门前一刻。这3年间，虽然父母也曾来过北京看我，但老家老屋里“家”的感觉大概是永远无法替代的。
开饭时，我发现自己18岁离开家乡前习惯吃的食物，一样不落都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爸妈切菜烹饪之余还会念叨几句，“当年你就爱吃这道菜，怎么也不肯换口味。”其实，这些菜自我去北京后就再也没机会吃到了。从朋友圈里也能看到，每个家庭、每张餐桌上，都摆放了分量极大的食物，盘盘碗碗都盛着相似的父母心。
味蕾的记忆，从来都不欺骗人。在新家附近闲逛时，我意外在附近的市民广场看到中学放学时最爱吃的鸡蛋饼摊，激动大喊：“赶紧给我来一份加火腿肠的鸡蛋饼！”然后，还用视频记录了做饼的全过程。尤其是当阿姨最后在铁板上卷好鸡蛋饼，用小铲子轻轻一铲时，这个熟悉的动作写满了“爷青回”的美好。
没错，我很愿意为童年的记忆一一买单，哪怕只是须臾片刻。久别重逢的家乡味道，终于让我呼吸顺畅，找到了“这是我的地盘”的爽感。
3年不见，一张张久违的面庞有了岁月新痕迹。好些长辈开始两鬓微霜，同龄人的眉宇间多了独当一面的稳重。大家快速交换着“这3年经历了什么”的信息，感慨此间的艰辛和不易，最后不约而同落到一个结论：终于可以正常生活了，我们都要健健康康愉快尽兴地活着。
家族中最年轻一代的孩子都在快速长大。当他们小心翼翼盯着我这个“不常露面的北京亲戚”时，场景让我很恍惚。一瞬间，好像看到了当年那个在老家过年欢天喜地、无忧无虑玩耍的自己。清醒过来才意识到，我终于走到了小时候最盼望抵达的年龄和状态，却开始深深怀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莫枝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