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倩楠，1990年初夏的一天，出生在东北一个普通的职工家庭。2009年，我高分考入了位于东北的一所知名医科大学临床医学本硕连读七年制专业，圆了藏在心中的医学梦。
当时的我还不知道，自己和华西的缘分，将在2018年开始。
与其他医学生一样，我也曾过着教室、宿舍、医院三点一线忙碌又规律的生活。然而，一次突发背痛，使我与“椎管血管瘤”这个课堂上仅一笔带过的专业术语意想不到地捆绑在一起，成为只能靠轮椅行走的众多残障人士中的一员。
2012年2月12日深夜，正值大三寒假。正在家中休息的我突然被背部剧痛惊醒，这种从未有过的揪心疼痛，让我无法继续入睡。情急之下，妈妈紧急拨打了120救护车，在医院会诊过程中，还未完成CT检查的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双腿都不能动了，医生建议尽快到沈阳就诊。一家人当晚赶赴沈阳，术后诊断为胸椎硬膜外血管瘤破裂压迫脊髓导致截瘫。
手术虽然很顺利，但双腿却没有恢复，依旧不能动没有知觉。我不得不办理休学手续，全家辗转沈阳、北京各大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2013年，身体略有好转时，我坐着轮椅回校复学。积压的十多门主干课程考试接踵而至，主要教学楼尚无电梯难以进入教室，还要兼顾康复治疗……前所未有的压力将我包围。是继续医学梦的坚定信念支撑我走下去，让我绝不轻言放弃；是友爱的同学们伸出援手，帮我打破高楼难登的阻碍。最终，我顺利完成全部课程，并以高分通过考试。
2015年进入研究生阶段后，考虑到身体条件，我选择了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每天紧张而忙碌，连年获得奖学金。有一次还成功挽救了一位乳腺癌患者的生命，看到患者重获新生的喜悦和家属感激的目光，我更加清晰地坚定了成为一名优秀医生的奋斗目标。2017年毕业后加入了找工作的大军，然而，社会不似象牙塔那般包容，我由于身体原因屡屡“碰壁”。
面对求职道路上的碰壁、面对能否继续身着白袍的不确定性，我深感惶恐。仔细思索后，决定继续深造，在父母的支持下报考了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博士研究生。
纵然距离成都2000多公里远，纵然行动不便，但为了抵达理想中的医学殿堂，我克服一切困难，每天都学习到深夜，将一本本厚厚的医学书籍背得滚瓜烂熟。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2018年春季，我以优异的初试成绩获得了复试资格。复试时，华西医院放射科博士生导师吕粟教授态度温和、很是担心地问：“如若录取，能否应对日后繁杂的临床与科研工作？”我信心满满地答道：“我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再难再累我都能坚持，我一定做一名优秀的医生。”
开榜之日，赵倩楠三个字赫然在列，我如愿成为了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成为了华西医院放射科吕粟教授的学生。
百年华西，敞开双臂拥抱了我。
为了方便我的生活和学习，学院特意去四川大学后勤协调，把宿舍安排在了一楼，也审议通过了我父亲在校陪读的申请。为了方便我的起居，学校把上下铺改装成两铺小床，粉刷了墙面，装饰了屋子，还在宿舍楼前加装了轮椅坡道……每一个小小的举动都想在前面，让我能够心无旁骛地学习。
我博士阶段所在的研究机构是华西磁共振研究中心（Huaxi MR Research Center, HMRRC）。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外研发机构的精神放射影像创新单元、国家双创项目“多模态影像技术双创中心”的“神经功能高级培训区”、“功能与分子影像四川省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10余年的发展建设，已建设成为一个集磁共振技术创新与开发、磁共振应用基础与临床研究以及科研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与交流为一体的重要研究基地。
进入博士研究生阶段，横亘在我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临床与科研的选择。虽然对科学研究饱含兴趣，但是从未深入过神经精神影像研究领域，想要在攻读博士期间从一个门外汉成长为具有独立科研能力的科研工作者，需要时间与精力上的大量投入。如何选择与侧重令我苦恼不已。
导师吕粟教授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他说既然我的科研基础薄弱，那么就应该着重培养科研能力，从而在将来更好地为临床工作服务。这番话坚定了我在博士阶段专心科研的信念，甚至还影响了我后来的职业选择。
虽然迅速完成了从临床到科研的角色转换，但是我的科研之路并非一片坦途。在完成第一项研究任务时，可谓波折无数。
我的研究方向是神经精神影像研究，通过多模态神经影像学研究手段，挖掘与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预后等密切相关的客观标志物，从而辅助罹患精神障碍个体的诊疗。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障碍，诊断为该综合征的个体可能在精神病性症状、认知功能、治疗反应、预后甚至神经生物学改变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制约了对个体化诊疗方案的制订。其中，认知功能障碍是伴有精神分裂症个体的突出表现，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能力，个体间的认知功能差异阻碍了研究者进一步发现靶向认知的治疗手段。
我的研究任务就是找到与精神分裂症个体认知功能密切相关的神经影像学标志物，从而有利于靶向认知功能治疗手段的开发。
可是，经过大半年的时间，不管我用尽多少筛选和分析手段，不论我怎样查阅文献，始终无法通过神经影像学标志物区分认知功能不同的患者。
我常常自诩抗压达人，哪能因为研究工作的不顺利就打退堂鼓。在复盘整个项目时，我发现这项研究使我成长了：学会了神经影像学分析软件的使用、能够熟练地利用R和Python进行编程、啃下了近两千页的英文统计专业书、还第一次参加了国际会议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展示给国内外的专家学者。
虽然与他人相比，我需要将部分精力花费在康复锻炼上，每天久坐在电脑前更加考验我的身体。但是，我对科学研究的沉迷与专注可以弥补些许时间上的不足，种类繁多的移动办公方式也为我随时随地开展工作带来了便利。有一颗执着的心，办法就永远会比问题多。
在与吕粟教授的讨论中，他总是鼓励我、支持我。他说如果这个项目的意义是教会我学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那么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我应该向着下一个项目前进，在前行中不断学习，方能提高。
历经波折发表第一篇论文后，第一个项目已经成为过去式，但是这项研究的部分结果还为我指向了一个既往相关研究中很少深入挖掘的内容——皮层下结构。
认知功能领域的研究者常常将大脑皮层作为研究重点，很少孤立地去考虑皮层下结构对认知功能的潜在影响。因此，在第二个项目中，当我深入完成文献调研后，重新以皮层下结构为切入点再次进行分析，发现，住院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可以被分为两个亚型，除了伴有不同程度的皮层下结构异常外，还存在显著的认知功能差异，甚至还存在着遗传学上的差异。
也就是说，在精神分裂症中，皮层下结构可能作为区分不同认知功能个体的客观标志物，这可能为将来发现减轻认知功能障碍的治疗手段提供帮助。这项工作首次投出即引起了美国神经精神药理学学院的官方杂志《Neuropsychopharmacology》（影响因子为7.855）编辑和审稿人的格外关注，从而顺利发表。
历经这两项科研项目后，我更加体会到科研之美在于过程，对于医疗领域而言，更在于解决与临床密切相关的问题。
在华西医院建院130周年这一值得纪念的年份里，我身披红袍，获得梦寐以求的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博士学位。人生中最后的学生时代已在向我挥手作别，但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路才刚刚开始。
攻读博士的这段经历使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内心，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科研与临床，究竟哪一个才是我的终生职业之选。这一次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科学研究。理由不胜枚举：当我投入到一项科研任务中，我仿佛沉浸在一场美梦之中，沿着科学问题，投入自己的好奇心、专注力，每当发现一个结果或是解决了一项棘手的问题，总能收获满满的成就感，这种体验是很多工作所不具备的；我的导师是我从事科研工作的引路人更是灯塔，他从繁忙的临床工作中汲取并教育我最新的科学研究动态，前辈和榜样的作用给予我无穷的力量；身处科研氛围浓厚、学术人才辈出的华西坝上，从事科学研究，就像鱼儿入水，舒心畅游。
作为华西医院即将入站的一名专职科研博士后，我对未来的学术之路，充满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