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8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今年以来去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举行熄灯仪式。
2021年，一些人离开地球，成为“星星”。5月的一天，“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相继离世，后者在10年前得到第17606号小行星永久命名。现在，人们只能像遥望星星一样遥望他们。
茨威格说：一个民族，千百万人里面才出一个天才，人世间数百万个闲暇的小时流逝过去，方始出现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人类星光璀璨的时辰。
这一年有11位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去世，101岁的何塞普·阿尔穆德维尔·马特乌也走了，他是西班牙内战中国际纵队已知的最后一位战士。
也有人在这一年永远留在了他们热爱的大自然。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留下了梁晶等21名参赛选手；乔戈里峰埋葬了智利的胡安·摩尔、巴基斯坦的阿里·萨帕拉、冰岛的约翰·西古尔琼森。11月，4位中国地质人员在哀牢山测量自然时，被自然吞噬，闭目于大树之下。
新型冠状病毒依旧危险又冷酷，截至12月25日，全球有482万人在2021年因新冠肺炎去世，包括印度宝莱坞的作曲家、阿尔及利亚前财政部长、柬埔寨的电影制片人、古巴的棒球联盟会长、海地的法学家、新加坡的画家、乍得的前总统……
死去元知万事空，生者惟以回望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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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喜欢用“时代落幕”形容大人物的离开，2021年是时代反复落幕的一年。
2021年8月，重庆长虹村，袁隆平形象的稻田画。
袁隆平去世的那天，许多人哭了。他是国民知晓度极高的科学家，出现在语文课本里，也活跃于“还是让你们吃得太饱了”的表情包中。
他身体的底子不错，20岁出头，通过空军飞行员选拔，但因抗美援朝战争已结束，并未入伍；同年，他代表川东区参加西南联省游泳锦标赛，获得第四名，再升一个名次，他就能进入国家队了。
差一点成为体育健将的袁隆平，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于校门外瞥见两具饿殍，深受刺激，决意研究粮产。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1967年，他带头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成立，每年去三亚育种，甚至把种子绑在身上，用体温育种催芽。
今年3月，袁隆平在三亚杂交稻研究基地跌倒，4月转至湖南治疗，5月22日，他因多器官功能衰竭逝世，走完了91年的人生。
2018年4月13日，96岁的吴孟超为患者进行手术。
同一天，“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也走了，追思活动没有像往常一样奏哀乐，而是换成了《国际歌》。
中国曾集中了全世界半数左右的肝癌病人。但直至新中国成立，肝脏外科还是一片空白。在老师裘法祖的建议下，吴孟超开始了“卧薪尝胆”的一生。
2011年，88岁的吴孟超在一年内主刀完成190台肝肿瘤切除手术，创造了外科医生年龄最大还坚持做手术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他对手下的医生颇严厉：“你干吗非要用那个器械，只用一下，咔嚓一下几十块钱，病人的负担该多重？你不会用手术线？那一根才多少钱？”
对病人则又换了副面孔。他的手一摸在病人的脑门上，病人的眼泪就掉了下来。肝病病人，家里人都害怕被传染，一只手的温度能持续许久。
另一位104岁的医生松了手。葛秦生是中国妇产科内分泌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协和医院的告别厅内，人们手持红玫瑰为她送行，棺木中，放上了她主编的第一版《临床生殖内分泌学》。她一直致力于治疗不育症的探索，许多生命得以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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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确乎是每个人都有的无定的必然，向死亡走去确乎是每个人都有的现在进行时。但为什么一定要时时刻刻惦记着这个必然呢？为什么不可以忘记它（儒、道）或即使不忘记（禅）却仍然去热情地肯定和拥抱生活呢？这不同样可以领悟到那存在的虚无吗？
2010年，李泽厚在上海。
说出这段话的哲学家李泽厚在北京时间11月3日去世，他曾说父母在40岁之前去世了，自己活到91岁是种偶然，他家中摆放一个骷髅，用以迎接死亡。
90岁被问及人生感悟时，他答“至今未悟”。12岁时，他在家乡的山头上看到一片山花烂漫，却突然感到，“我要是死的，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生死之谜在那个瞬间击中了他，他后来回忆，“这大概是我对哲学感兴趣的最初起源”。
去年春天，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镇，李泽厚写下：“春风三月，凭窗远眺，但见白雪罩顶的洛基山脉，再也看不到那满山红艳的杜鹃花和金黄色的遍野油菜花了，怅何如之。”
一年后，他在美国逝世，传至国内，知识分子界悲恸，又一位思想者归于星辰。
2008年，沈昌文在北京三联书店外。图片均由视觉中国提供
年初，90岁的出版人沈昌文在一个清晨去世。他主编的《读书》杂志曾是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
沈昌文在回望过往时，曾说自己干了一辈子出版，读书无数，却不是文墨场中人，只因多年皆为功利而读书，一不为兴趣，二不求真理，只是图出息。直到退休之年，“所读之书，只服务于我这老人的兴趣”。
沈昌文曾主阵的《读书》记录了另一位巨擘的逝去。历史学家何兆武于今年5月离世。
“这里躺着一个人，他把名字写在水上。”这是何兆武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也是济慈的墓志铭。“济慈26岁就死了，英文里有一句谚语是说，把名字写在沙子上，潮水一来就冲走了。把名字写在水上就更彻底了，一边写一边就没有了……就像古诗里说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他一生波澜起伏，却说写出来没多少意思。他离开后的一个月，翻译界泰斗许渊冲也走了。
他把《关雎》译作《Cooing and Wooing（春和求爱）》，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向外国人展示中国古诗的美；在《老子译话》的论文里，他把“道”理解为“divine law（天道）”。本报记者曾采访过许渊冲，他人送外号“许大炮”，特点是“狂”，曾说过“傅雷翻译的不如我”，名片上印着“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
耄耋之年，许渊冲仍然制订了“每天翻译1000字”的工作计划；93岁时他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别人劝他歇一歇，他说：“翻译的快乐对于我就像水和空气，沉浸在翻译的世界里我就垮不下来。”
对于狂，他觉得“我们中国人，就应该自信，就应该有点狂的精神。”
2014年，史景迁在北京大学举行讲座。
一位对中国人理解深刻的外国人刚刚离世。12月26日，汉学家史景迁走了，他把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人事，通过历史考证，以说故事的方式讲述出来，让西方读者得以认识一个丰富的中国。与他共事10年，也在今年过世的余英时称他高雅温厚。研究历史的人成了历史。
史景迁说，在整个世界的版图上，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极有魅力的存在。西方人需要花长时间去消化分析他们拿到的资料。能一目了然的东西并不存在。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离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也就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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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一些从年龄上看，离死亡很远的人也走了。
32岁的投资人魏萌意外去世；38岁的“神童”魏永康离开了。47岁的诗人胡续冬再也无法拿起笔，“所有人谈起他的时候都是一脸笑容，很快乐的样子”。
这位并不知名的诗人，受到很多人的缅怀。2021年，我们失去了那么多不为人知的“配角”。
吴孟达也许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个。我们不记得他主演过什么影片，只能回忆起他在周星驰身边或疯癫、或痴傻、或一本正经的样子。
另一位脸熟却叫不出名字的香港演员是廖启智，从上海滩时期的周润发，到无线五虎将的梁朝伟、刘德华，再到后期小生林峯、谢霆锋，廖启智都曾搭戏。他演了一辈子，年纪很大了，一直坐公交车去片场。
今年去世的演员还有演《三国演义》里的曹丕、演《红楼梦》中贾蓉的杨俊勇，《杨贵妃》里的周洁，“谢大脚”于月仙……他们的离开，带走了80后90后的部分青春。
一位真正不知名的逝者是56岁的中国邮递员王顺友，他每年有330天骑着一匹马独自行走在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的马班邮路。他平均每月投递700份报纸、28份杂志、45封信、25件印刷品和5件包裹，没有延误过一期邮班，也没有丢失过一件邮件。今年5月，他因病离世，不知道哪位同事将继续牵起他的马。
青年考古学者刘拓生前最出名的新闻是在伊拉克旅游时被政府军误抓。
他的工作常围绕危险存在，他的相机里，有芦山地震后的歪斜的铁索桥，有石碑经幢孤零零地立在农田里。他从2013年开始踏足中东，去过除以色列外的所有中东国家，包括刚打过仗的和正在打仗的。
今年10月，刘拓在四川马尔康市甲扎尔甲山考察洞窟壁画过程中坠崖去世，只有31岁。
另一位与他同龄的年轻逝者储昌安，是一位医生，死后，他为医学贡献自己最后的余温，将遗体捐献给母校。
和他选择同一种方式“回归”的刘雨檀，是成都医学院一名普通的大四学生。她在一场车祸中意外身亡，以“大体老师”的身份回到学校，院系的师生手握鲜花默哀，音乐里播放着西城男孩的《You Raise Me Up》。
出事的前两个月，她刚度过了21岁的生日，发了一条QQ动态：“一岁一礼，一寸欢喜，我已亭亭，无忧亦无惧……”
普通人的离开同样令人悲痛，逐渐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正在一个个远去。9月去世的黄刘氏曾说：“那时候我们跑反，我打扮得不像个人样，脸上抹着黑灰。我们亲眼目睹一个撑船的女船家被日军打死了。”第二天走的傅兆增生前说：“从历史走来，所以我更珍惜如今丰衣足食、孙儿承欢膝下的幸福。”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地下一楼有幸存者的照片墙，每当有人离世，照片背后的灯就会熄灭。今年11盏灯灭了，11颗“星星”亮了。
人们理所当然地记住了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阿姆斯特朗，部分记住了第二个登上月球的人奥尔德林，但很少有人知道，当他们两个前后踏足月球时，一同上天的同事迈克尔·柯林斯一直待在指挥舱绕月飞行。
今年4月，最被遗忘的月球第三人迈克尔·柯林斯在佛罗里达州去世，享年90岁。
月球表面的宁静海中，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着陆附近的一个陨石坑被命名为柯林斯陨石坑。某种意义上，曾经离月球最近的人真的变成了星星。
他们将在2022年的夜空继续闪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