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渭南，一位寻子的父亲在家中。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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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尽艰辛之后，才是团圆。孙海洋一家终于在2021年结束了分离的痛苦。他在年底这几天发文，拒绝所有媒体的采访，这家人真正过上了团圆的生活。为了和被拐14年的儿子独处，孙海洋想了许多方法，躲避媒体的长枪短炮。
在这一年幸运团聚的被拐儿童家庭里，孙家只是8307分之一。自2021年1月，公安部展开“团圆行动”，截至11月30日，累计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8307名，其中，一位被拐的孩子终于在暮年找回了同胞兄弟，那时，他已经与家人分别74年。
新疆伊犁90岁的老人张斯业，终于找回了他的宝贝。他的一双儿女44年前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丢失。2021年4月，江苏徐州一名男子和新疆吐鲁番一名女子，确认与张斯业有亲缘关系。寻子成功靠的是他的血液，以及亡妻生前佩戴的手表上残留的DNA信息。
还有自己徒步回家的聋哑人王福，自17年前外出务工，与同乡走散，他依靠零星的记忆，一路摸索回家。回家的路，他走了5年，沿路乞讨，慢慢地，智力也出现问题。等到今年终于回家，他在家人的陪伴下度过了80岁生日，却连身份信息都忘记了。
在团圆的那刻，笑容爬回了寻亲者的脸庞，但过去流过的泪水，一时难以忘却。一位留着紫棕色短发的母亲，与被拐26年的儿子拥抱后，小心翼翼从鬓角处掀开头发。假发下藏着一头花白的寸头，“儿子丢了那天，我一夜白发”。
在最甜蜜的团圆时刻，寻子的记忆时不时跳出来，提醒着过去的苦。找回儿子的第15天，孙海洋从家里醒来，看到一摞摞寻子海报、名片，吓了一跳。他发了一条朋友圈，感慨再也不想看到类似的名片。
儿童被拐的记忆残忍地刻在寻亲父母的脑海里。1999年，福建厦门的采石场旁，一名抢劫犯终日游荡，趁着父亲白天外出打工，潜入工棚，抢走与母亲一起睡午觉的男婴。22年后，抢劫犯才被抓捕归案。
同样在1999年的一个夜晚，两名蒙面的抢劫犯持刀破窗而入，从母亲手里抢走男婴，后以1.65万元卖出。等到男婴长大成人，却要面临一个早已破碎的家庭：亲生父母已经离婚，又各自成家。
在今年成功找回的8307名被拐儿童里，失踪60年以上的有83名。1960年某个早晨，一名1岁男婴用衣物包裹着，躺在南方一家福利院门口，身上没有任何身份信息。男婴后来被河北邯郸一户人家领养，抚养长大，生活了60年，直到今年，他才与亲生父母团圆。
江苏扬州王家的小儿子，始终是王家父母的“心头大石”。1959年当地发生自然灾害后，王家父母在饥饿环境下作出不得已的选择——把小儿子送往上海给其他家庭抚养。人一送走，王家父母就后悔了，多次去上海寻找，直到逝世，也没寻回小儿子。
失散62年后，王家的哥哥姐姐，终于见到小弟——在河北邯郸的杨玉鹏。此前，66岁的杨玉鹏在养父母的支持下，每年来上海寻亲，加了许多寻亲群，直到DNA匹配成功，他才与“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哥哥姐姐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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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的故事在这一年反复上演着。久别重逢的相拥，被记录在直播、短视频、媒体报道里，上百万网友为别人家的团圆贡献流量和泪水。
某种程度上，中国人对团圆的渴望，早已刻在了DNA里。在病毒肆虐的这两年，缺席渐渐成了疫情时期的日常。在深圳，有女生已经和生活在香港的男友两年未见，在贵州一家留守儿童托管中心，有个男孩的父亲在外务工，近两年因防疫政策，一直抽不出时间看孩子。
但什么都不能抹去人们对团圆的渴望。那位不能和香港男友见面的女生，在莲塘口岸握着望远镜眺望隔着深圳河的男友，两人一边挥手一边通话，哪怕在彼此视线里，对方只是小小的一点。生活在托管中心的留守儿童则得到了中心老师买的鸡腿和汉堡，以抚慰思念之情。
恰是看到了寻亲家庭对团圆的渴望，深圳民警卢保磊多次出发，侦办上百宗涉拐案件。从警以来，他找回的孩子, 被拐时间最长的有88年。破案时，这个解放前已被拐卖的女孩已经是九旬老人，家里只剩侄儿在世。
他也参与了为孙海洋寻子。为此，卢保磊走过数十万公里路。在他之前，几代刑警接力，密切关注着相关线索。最后一次出发，卢保磊冒着大雪前往山东聊城，才和孙海洋的儿子见面，一起下了一次馆子。
侦查技术的革新也让往年难以侦破的积案有了重新侦查的可能。如今，有3000多个免费采血点分布全国各地，方便被拐家庭就近采血。被拐儿童的血液将记录在数据库里，通过DNA提取、扩增、电泳，再找到双亲DNA，提高查找的效率和精准度。那些双亲逝世的家庭，可以由叔侄、祖孙等亲人提供血样，用第二代DNA测序技术作出鉴定。
还有擅长人像比对技术的刑事技术专家，能抓住人脸的特征点，即便被拐的幼童长大成人，容貌大变。
找回被拐儿童只是一个开始。多年缺席带来的隔阂，在团圆之后，渐渐浮现。
一位被拐19年的女子，重新见到母亲时，母亲已经病重卧床，只能微笑回应。贵州一位奶奶抱着久别重逢的孙子，反复说“对不起”，为当初意外丢失孙子道歉，但孙子听不懂她的方言，只好用拥抱轻轻安慰。
人们只记得团圆的甜，却难以了解这些家庭背后的怨怼和不解。一些等待团圆的家庭，在年复一年的等待中，早将过往的感情消磨殆尽。
在云南丽江经营烧烤摊的母亲，在2006年儿子被拐后，患上系统性红斑狼疮，身体开始浮肿变形。而她的儿子被拐中途逃脱，被送往儿童福利院后，多次回云南寻找亲生父母不果，最后，河北邯郸一对夫妇收养了他。
当母子两人的DNA成功匹配时，母亲已时日无多，儿子却拒绝相认。他误会亲生母亲当年没有寻人，也想报答养父母的抚养之恩。2021年6月30日，母亲被送入医院抢救室，儿子才在警方的劝说下返回云南。
回家的路实在太远了，母亲没能等到长大成人的儿子，就离开人世。
毫无疑问，那些团圆的家庭，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弥补彼此缺席的时光。
那个骑着摩托千里寻子的父亲郭刚堂，在找回儿子后，平静接受了儿子的提议——回养父母家生活。当该网友指责郭刚堂的儿子“认贼作父”时，这个父亲公开支持儿子的选择，“没有隔阂是一种奢望”。他有足够的耐心慢慢消除隔阂。
与亲生父母的团圆，意味着被拐儿童要离开生活多年的养父母家庭。在今年团圆的诸多家庭里，被拐儿童就像“夹心饼干”一样，维护着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之间微妙的平衡。
一方面，亲生父母怨恨养父母剥夺了自己为人父母的机会，又不忍伤害孩子对养父母的感情；另一方面，如果亲生父母出具谅解书，能帮助养父母从轻量刑。许多时候，谅解书是被亲情绑架下出具的——亲生父母希望相认后，能给被拐儿童留下好印象。
被拐儿童符建涛就面临过这种困境：生母不愿出具谅解书，即使养父母下跪请求她的原谅。符建涛的生母认为，虽然符建涛有感恩之心，但“一码事归一码事”，养父母需要接受法律的惩罚。这让符建涛一度陷入自责，“都是我造成的”。
舆论压力接踵而至。有网友批评，被拐儿童认亲后回养父母家生活，无视了亲生父母多年寻亲的努力。舆论场上，似乎很少人为那些被拐儿童说话，毕竟，在DNA没有成功配对之前，养父母是抚养他们的至亲，而亲生父母，是远方的陌生人。
为了保护儿子，郭刚堂决定再也不接受媒体采访。孙海洋也作出相似的决定，为儿子找到理想的学校以后，他想让一家人的生活恢复平静。他呼吁，希望把焦点对准那些仍未团圆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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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团圆故事塞满的2021年，仍未团圆的家庭还有很多。
在孙海洋一家路过的地方，许多被拐儿童的家长闻声而来。他们格外积极地配合媒体的采访，不断地重复孩子被拐的场景。他们举着寻子的海报，站在孙海洋背后，确保他家孩子的信息，能成功入镜。
成为明星家长，吸引社会关注，是他们愿意在人前撕开伤口的原因。流量能推动他们的案件更受关注。
孙海洋和郭刚堂毫无疑问是被拐家长圈子的“顶流”，他们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亲爱的》《失孤》，他们也都于2021年找回儿子。如今，也有不少家长，模仿他们走过的路寻子。
姚福吉是其中之一。他骑着一辆贴满寻人启事的红色三轮摩托车，一边直播一边寻女。这个不会手机打字，遇到相机就会避开的父亲，在漫长的寻女时光里，逐渐学会和镜头对话。
他给那些人气低的主播刷礼物，寻求连麦的机会。山东“拉面哥”火了，他骑车一天一夜赶到“拉面哥”的家，并在家里，见到了十几个和他怀抱着相同目的，来蹭流量的寻亲父母。
寻子成功后，孙海洋和郭刚堂也利用影响力，试图帮助那些仍未团圆的家庭，把信息传递出去。孙海洋张罗了饭局、媒体群访等，和那些寻亲父母并排站在一起，呼吁媒体关注报道这些家庭，几乎想把别人家的寻亲海报举到镜头前。
他们的故事如今仍未终结。这些家庭仍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力争获取被拐亲人的线索。团圆不易，这是2021年频繁上演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