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记录方式，早在正式历史文献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都是其中人人耳熟能详的优秀代表。
革命时期，受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多革命事实无法进行专业的记录，当事人的口述就成为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渠道。所以，在我国，口述史一直被广泛应用于各地的红色革命历史文化记录中，成为红色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菏泽市郓城县（以下简称郓城）承载了很多红色记忆，以口述记录方式挖掘整理郓城的红色革命文化具有很强的样本特性。近期，笔者随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的部分研究生赴菏泽郓城调研发现，一方面，在民间，红色革命文化仍有丰富的历史资源值得抢救式挖掘，口述史大有用武之地；但另一方面，当前的口述史着重挖掘“代表性”的拾遗思路已无法适应实际需求，及时调整刻不容缓。
抗战时期的口述史
亟须抢救性挖掘
在北方，地方性红色革命文化一般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主，郓城也不例外。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郓城红色革命文化资源都十分富庶。按理来说，用口述历史记录这些重大历史时刻，不仅可以补全笔述史料空白，还能改变、丰富历史的视角，可谓意义重大。但是，越到调研深处，就越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记录方式恐面临“英雄无用武之地”。
郓城承载的红色记忆中，有两项最值得关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115师在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带领下进入鲁西南地区，并且在郓城打了进入山东地区与日伪作战的第一仗——樊坝战斗。战斗沉重打击了鲁西敌伪的嚣张气焰，从此115师在山东站稳了脚跟，逐渐发展壮大，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邓小平在郓城指挥了著名的鲁西南战役，拉开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大反攻序幕，而郓城攻坚战可以看作是这场序幕中的序幕。
如果想用口述记录方式还原这段重大历史，最大的问题是很难找到访谈对象。口述史的访谈对象一般都是事件的亲历者或见证者。樊坝战斗发生于1939年，距今已有82年；郓城攻坚战发生于1947年，距今也有74年。也就是说，对郓城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有清晰记忆的人至少也要90岁以上，对郓城解放战争时期有清晰记忆的人至少也要80岁以上，甚至85岁以上。这个年龄段的人当年也只是孩童，有可能见过，但是几乎没有参与过。真正参与过的人，恐怕要百岁左右了。访谈过程中不止一次听到有类似的感叹——如果再早两三年，某位老人还健在，还能讲出更多当年的事情……也正因为上述原因，此次访谈记录到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况少之又少。
近些年来，国内常见的口述史著作主要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改革开放早期历史事件、某个领域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这些历史事件距离当下虽有一定年代差，但不算过于久远，还能寻访到不少亲历者。必须正视的是，像郓城这样，很多地方一接触到新中国成立前更为久远的历史时，口述这一记录方式也会立即面临难局。目前来看，抗日战争时期的口述史挖掘整理已经非常困难，但是见证甚至经历过解放战争的人还有，还能够找到。作为一项抢救性工作，已时不我待。
口述访谈“表演秀”
按照口述史挖掘整理的既定流程，当地提供了一份访谈对象名单。名单中的人大部分是与郓城红色革命历史事件有直接关联的人或其后人，主要包括四类人：一是郓城著名烈士的后人；二是郓城著名战斗战役发生地的村负责人；三是郓城几家革命纪念馆的负责同志；四是个别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党员，如张鲁集镇于垓村106岁的于胡氏、潘渡镇王大棒行政村91岁的王福存等。
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在口述史挖掘上最有代表性的人，让团队颇感失望，并不能发挥“代表”的作用。
首先是因为，追求这类人物的代表性，导致了史料来源的单一性：名单中的人员均是郓城县境内响当当的红色人物或其后人，这些人或其先辈对郓城红色革命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们的历史早已被相关党史研究部门挖掘整理完成，纳入了郓城官方正史，再次访谈还是之前讲述过的情况，获得的史料如同被反复嚼过的“馍”，毫无新意。
同时，这种“代表性”，也让访谈沦为一场“表演秀”。多年来，典型人物的典型故事被多个部门访谈过无数遍，受访人员早已习惯于应对各种采访，话语结构固定化，语言表达模式化，有的甚至像演员一样大段大段背诵台词。例如，团队采访郓城早期一位老党员的后人时，开场就是“前几天煤矿上一个电视台要做个片子刚来采访过”，然后就开始了他重复多年的讲述。采访另一位烈士的儿子时，尽管他已经90岁，但面对摄像机镜头依然非常自如，看得出也是“身经百战”。老人家一上来就给团队大段大段地唱诵当年攻打郓城时解放军宣传动员用的快板书，讲述的也是重复多遍的内容。他一方面强调自己对当年的事情记得十分清楚，另一方面却对采访人员的其他问题只字不答，完全沉浸在自己已经模式化、固定化的讲解中。这种访谈，如果做一些宣传节目也许求之不得，但如果从发掘信史的角度，就很难让人放心了。
富矿在真正的“民间”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调研团队不得不及时调整访谈思路，将访谈对象改为郓城各个街道乡镇的75岁以上、语言表达清楚的老人。一些退下来的村居社区的老支书、老党员，成为团队重点访谈对象，这一改变立即让史料发掘“柳暗花明”。
新的访谈对象，能更为全面掌握当时普通群众对于郓城红色革命所抱有的态度，记录的是群众如何看待发生在郓城乃至发生在中国的革命事业，实际上更有代表性。另一方面，75岁以上的普通人，有些人尽管没经历过当时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的父辈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见证人，他们间接获得了很多信息。比如，有一位75岁的老支书从小听父亲讲郓城攻坚战的故事。打郓城时刘邓的部队就住在他们村，其中一个班还住在他家。那几天发生了什么，老支书从小就听父亲讲。年纪大了也许在个别点上会有偏差，但基本事实是可以站住脚的。
按照新的思路，许多散落于郓城民间的红色故事得以“重见天日”。比方说，在双桥镇葛垓村（原三官庙村）有一个规模不大的烈士陵园，陵园旁有一座不高的烈士纪念塔。塔身六面，顶端有一面红旗，正面刻有红五星，其下镌刻着“革命烈士纪念塔”字样。据村里老人讲，郓城攻坚战时有一支解放军队伍在村里住过一晚，第二天攻城，战斗十分激烈，我军伤亡很大。其中，陆续运回该村的阵亡将士就达194名，散埋于附近村子的外面。1967年，周围几个村的村民为了纪念这批为郓城解放而牺牲的烈士，自发捐资修建烈士纪念塔。消息传出后，越来越多的村加入其中。最后，以葛垓村为首，附近共计9个村的村民自愿加入，以“义务出工+一人捐出一块砖”的方式修建了这座纪念塔——这个只留存于民间的、非常感人的红色史实，由此被挖掘出来，得以进入史书。
此外，郓城人民踊跃支前的一车军粮的故事，表达军民鱼水情的一盆白米饭的故事，爱国红色资本家无私支援革命的酱菜园的故事……越接近普通群众，发现的民间红色故事越多，而且，这种不带有“代表性”的访谈，更丰富，也更接近于真正的信史。因此结论很明显：只有回到真正的“民间”，才能打开民间红色故事的富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