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在昆明龙头村调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旧址。
岳南在昆明郊外调查西南联大教授当年租住的房屋。
凭借一部《南渡北归》,作家岳南持续火了十年。日前,他回归自己“考古文学”老本行,推出新作《岳南大中华史》。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这本书又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提出采访要求后,具有浓厚家乡情结的岳南先生与记者“一聊如故”。说完《南渡北归》,继续“东拉西扯”,就他的新作以及当下的考古热、考古文学等话题,聊了个不亦乐乎。
关于《南渡北归》——
为了写中华史,才有了《南渡北归》
记者:岳老师,您最近刚刚出了《岳南大中华史》,但是在聊新书之前我还是想先从《南渡北归》聊起,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南渡北归》就是岳南的标签。在《南渡北归》之前您是作家岳南,《南渡北归》之后您就是著名作家岳南了。这种看法对不对?请您谈一谈《南渡北归》给您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岳南:十年前《南渡北归》三卷本出版发行,引起媒体和读者关注,当时媒体做了大量报道,记得我连着两个月基本没闲着,整天接待记者或接受相关单位如大学与书店等邀请演讲,最后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了,不得不住院接受雾化治疗。
要说著名不著名,这事很难说清楚。记得30年前我的《风雪定陵》出版时也曾引起过反响,许多媒体报道或连载,1996年在台湾出版时还获得十大好书奖。这个书在台北出版的第二年,台湾有约30万人到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旅游参观,主要是看考古发掘的定陵地下玄宫和万历帝后的棺椁与陪葬品等,其中大部分是因为看了我的《风雪定陵》才专程去的,你说我当时是“著名”还是“不著名”?
记者:您曾经说过最初写作是为了“赚酒钱”,《南渡北归》使您多次登上作家富豪榜,不知道为您赚了多少酒钱,是不是已经实现了“茅台自由”?
岳南:在之前我曾对媒体说过,写《风雪定陵》的原始动力是为了赚个酒钱,与朋友同学一起喝个酒、聊个天。因为当时对考古这门学问不懂,认为就是刨坟掘墓,比较热闹、神秘,属于通俗文学范畴,既然是通俗文学就不必认真对待,写一写,挣几个钱喝个酒就可以了。但当进入这个领域后,发现压根儿不是那么回事。考古与发掘遗址遗物特别是发掘大型陵寝,这是一件很严肃、严谨、需要好多学问的事,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因而,就对这个事重视了,态度也端正了。
《南渡北归》这套书销量还算好,当年销售了十几万套,我也拿到了版税收入,好像是拿了185万元,在“中国作家富豪榜”中排第17位。承蒙读者厚爱,现在这套书每年还保持10万套的销量,总数超过100万套,接近400万册。估计以后10年内还会保持这个销量,再往后就不好说了。
至于“茅台自由”,一是我不想把钱浪费在这个品牌的酒上,二是自身还很弱小,房子的贷款与全家的生活必需品如汽车等花销也很大,所谓“长安居,大不易”,在北京安家生活也是如此,因而,隔三岔五能喝个北京产的“二锅头”或家乡诸城产的“密州春”就不错了。
记者:看到有材料说,《南渡北归》实际上是《岳南大中华史》写作过程中的产物,请您谈谈这两部作品的关系。
岳南:是这样的。我自1990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时开始涉猎田野考古题材,之后的30年陆陆续续做着与考古题材有关的访问、写作。2003年,我去了四川南部的宜宾李庄镇访问。为什么去李庄呢?这是因为我在多年的田野访问中,对遗址发掘的一些问题产生了疑问,如这个土层为何判断是秦汉之前的,这个陶罐为何断定是商前而不是周后,这个建筑遗址为什么是唐代的不是宋代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怎么得出的呢?考古学者就告诉我:“这是我们老师教的,也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我就问:“你的老师是谁?”年轻一点的回答是夏鼐、苏秉琦、尹达等等,老一些的则回答是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甚至还有人回答是梁思成、林徽因等人。我开始注意到他们的老师群体,后来从资料上知道,这个群体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流亡到长沙、昆明,后来到四川宜宾李庄镇待了六年之久,直到抗战胜利才离开。这六年可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六年,对学者们来说也是最艰难的六年,他们如何生活、如何做学问等等,我就萌生了去一探究竟的念头。经过多年漫长的采访,就慢慢形成了《南渡北归》的初稿。后来修改几次,经过八年的努力,总算于2011年出版发行。
大家看到,《南渡北归》中有一大部分是描写考古学家或与之相关的大师。前几年,我到清华大学拜访杨振宁先生,他是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对当年那一群大师很熟,他就问我:“你是学考古的?”我说:“不是。”他有些吃惊地说:“你的书里怎么写了那么多考古学家?写得还很细,我还以为你是学考古的呢。”这个问话,足以说明我最初写的考古题材与《南渡北归》的关系了,到现在,我也认为,考古学家这个群体是很为当年的知识分子群体增色的,也为《南渡北归》增添了光彩。
关于《岳南大中华史》——
要是你以前见过,我还啰唆啥
记者:您之前已经出过多部写考古发掘、考古遗址题材的作品,这部《岳南大中华史》和之前的作品有什么不一样,又有什么关联吗?
岳南:如果用戏剧打比方,之前的作品类似独幕剧,人物、故事、唱词唱腔或布景都是独立的,演完就谢幕了。而《岳南大中华史》则不同,它是一个多幕剧或电视连续剧,每一幕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或文明,当然也有故事。自人类的起源猿人起,经智人—人—创造文化的人—创造文明的人—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民国,这样一路下来,用12个遗址遗物或帝王陵寝连成一条线,就是大中华的历史。有人说这个角度比较刁,以前没见过这个写法的,我说,那就对了。以前见过,我还来啰唆啥。
记者:您曾经说过自己不是考古学家,那您在写相关遗址或者发掘过程时,会去阅读相关的考古发掘报告吗?您自己能看懂吗?您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类似“专业咨询顾问”的角色?
岳南:写作这类题材,一是采访,二是看发掘资料,二者不可或缺。多数资料能看懂,遇到一些技术性或专业性特别强的,要请教专家,比如碳14这门技术的测年,比如古老的帛书、竹简文字等,没有专家指导是不行的。我是随时向相关专家请教,没有专业的“咨询顾问”。
关于考古文学——
避开莫言,沿着小道走下去
记者:从您当初的《风雪定陵》到《南渡北归》,再到《岳南大中华史》,我一直有个疑惑,这些作品到底属于什么体裁?它肯定不是学术著作,也肯定不是小说,与报告文学接近但又不完全像印象中的报告文学。您是怎么把自己的作品归类的?当初《南渡北归》曾经落选鲁迅文学奖,是不是与其体裁的“四不像”有关系?据说现在有了“考古文学”这个名称,甚至有了相关组织,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命名?
岳南:这个品种,用中国规范来说应是纪实文学,用西方语言和规范描述,应叫作非虚构文学。参评鲁迅文学奖时,我报的是“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项目,当年评选是位列前十名的,后来落选了,据说与体裁无关,而与内容有些关系。有一个山东大学的评委转告我,如果当年拿第一部《南渡北归》评选就会得中。至于“考古文学”之类,只是一个小圈子的叫法,并不能代表一个大的文学品种,如当年的“寻根文学”“知青文学”等等一样,成不了气候,很快就会过去的。所以,叫什么文学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文字表现作者眼中的人与事。
记者:您当初上过作家班,为什么没有像其他大多数作家一样写大家认为“正儿八经”的小说,而是走上了“考古文学”之路?是因为觉得写小说写不过你们邻县的莫言,才另辟蹊径?
岳南:是,像大多数文学青年一样,我写过诗歌、散文、小说、剧本,也发表了一些,但都没成气候。1989年我由山东武警总队政治部考入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那时比我高两级的学长莫言已发表《红高粱》并引起轰动,而另一位学长李存葆更是早就因《高山下的花环》名声大噪,我思忖再三,认为诗歌、散文、小说、剧本都不是我的强项,唯纪实类题材尚可一试,或与同行争雄,于是开始以纪实文学为业,着手创作《风雪定陵》,现在算来,已三十年矣,自认为这一样式适合自己,于是决定继续沿此小道走下去。
记者:不得不说,与您的考古文学作品相比,《鬼吹灯》《盗墓笔记》等“盗墓文学”一样很火,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请问您如何看待盗墓文学?如果和盗墓文学打擂,您有信心获胜吗?
岳南:前些年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我说是“厕所文学”,于是有人不满意这种提法,现在我就不再说了。但按文学类划分,一个是虚构的小说,一个是非虚构的纪实,二者没有可比性,也就不存在打什么擂台了。不管是什么文学样式,只要能表达作者内心的情感,读者喜欢就好了。
记者:您如何看待眼下的考古热,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考古文学作品和考古热的关系?是您的作品催生了考古热,还是考古热使您的作品更火了?
岳南:当下的考古热与时代大气候有关系,并不是我的作品催生的,因为中国人要找到自信,就必须从历史中去寻找,历史需要考古学的证实,因而当考古学证实了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强盛之后,反过来又催生了今天人们对民族文化复兴的信心。如果说我的作品能火起来,与时代与民族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关系。
记者:您作为作家写考古,和考古学者写考古相比,有什么优势和劣势?考古学者许宏说要向您学习讲故事,也写更多畅销的作品,您看过他的书吗?如果和他竞争您有信心获胜吗?
岳南:与考古学家写考古题材相比,我没有什么优势,因为毕竟是外行,有些事非内行不能通解和透解。我是摸着一些皮毛在写作,而像考古学家许宏老师则是浸在内部写作,他更知道考古的分寸,也能更好地把握每一个考古遗址的内容。我只是善于讲一点故事,但故事谁都会讲,只是有些考古学家不讲罢了。因而,如果我与许宏老师竞争,完成是处于劣势的一方。或许可以说,我写的东西过个十年二十年就过时了,没人读了,而许宏老师写的东西再过五十年,甚至一百年都不过时,所以,你提到许宏老师,我是很佩服的。我愿意在有生之年向许先生学习,哪怕靠近一步也好。
记者:《岳南大中华史》之后,您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岳南:现在大家看到的《岳南大中华史》只是一个开始,是一个粗线条的连接,细的方面和光滑的线条并没有建立起来,如宋代、元代等朝代就没有描述,这是由于一时找不到适合的有代表性的遗址、遗物来加以阐述发挥,这个工作还要做下去,准备采访考察50个左右的遗址,以考古发掘的新材料,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史、文明史有机地串联起来,从形式到内容确实是一部史书的样子,估计整个《岳南大中华史》完成还需要四部或更多。现在手头还有一部“国立剧专”的稿子在撰写中,估计后年开始,就可转过身投入中华史的访问写作中来了。要做完这个工作,计划需要10年时间,即2031年可完成。
记者:您是诸城人,作为老乡想跟山东的读者说点什么吗?
岳南:我今天的这点成就,是诸城以及山东父老乡亲与部队领导,还有新闻界、文学界前辈辛勤栽培的结果,我永远心怀感念。我30岁之前是在家乡山东度过的,年轻时写点新闻报道,除北京的报刊外,更多的是在《大众日报》《齐鲁晚报》发表,《大众日报》的李瑞成等都是我的指导老师。上世纪80年代,我与同事到青岛武警边防部队采访,得知流亭机场一架客机起飞后前轮甩掉,执勤的武警战士发现后立即报告,塔台指挥立即通知飞机降落,从而避免了一场重大恶性事故。这个事我们写成一篇新闻稿,在《齐鲁晚报》头版头条发表,引起很大反响。尽管这事过去许多年了,我至今难以忘怀。
记者:能够感受到您对家乡的深厚感情,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祝您新作大卖,也期待您下一部作品尽早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