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所有人都活在自己的困境之中，所有人又都活在自己的希望之中。”在长篇小说《万能先生谭坦》的结尾处，作者张冠仁终于忍不住抒了一小段情，算是为这本始终克制陈述的小说，留下点睛一笔。
《万能先生谭坦》算是写实主义小说？还是“新移民文学”？要么干脆只是通俗小说……这些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将读者带入一个陌生的世界，在一群陌生的人身上，发现我们自己——在全球化时代中，人人已被置身于“边缘情境”：我们弑父，我们遗忘，我们扮演，我们迷茫……所谓“万能先生”，不过是漫长却终会破灭的白日梦。
仔细看小说主角谭坦，不过是单薄的纸片人：只有履历，没有自我；只有异能，没有个性。他如此完美地契合于“必然”，却又被“意外”粉碎。隐喻着成功弑父之后，他将成为下一个被弑者。
这个“从弑父到被弑”的怪圈绝不只发生在当下，也非全球化特产，而是一个古老民族百余年挣扎的文学概括——已经破茧，却难化蝶。
《万能先生谭坦》揭开了太多人心中的暗伤。
爽感来自“叙事射线”
说《万能先生谭坦》是写实主义，体现在两点：
首先，以人物为中心，专注于情节，而非细节。
其次，作者谨慎地躲在叙述背后，努力呈现福楼拜推崇的“圆滑如球”的世界。
小说第一章如教科书般的赏心悦目：从边缘人物叶瞳瞳引起故事，引出谭坦的七号助理乔治孙；再因乔治孙同时接到客户Sally代考的请求，引出他的昔日情人、学霸雪梨黄；而雪梨黄正因闺蜜周怡赚钱能力而震撼，准备改行；其实，周怡当年是通过蛇头来到英国，刷了几年盘子、不惜手段上位后，才进入生意的蓝海……
从一个人物引起另一个人物，过电般串联起来。谭坦未出场，作者以《红楼梦》式的“三染法”写来，便是“无声胜有声”。
在小说前半部，隐含着一个叙事射线：以不可回溯的手法，渐次呈现整个叙述侧面——旅英华人社会。其中人物命运相似，面相皆不同。
“叙事射线”的优点在于：
其一，契合人类经验的形成过程，我们总是先从一点，渐识一线，再知一面；
其二，概括性更强，用如此少的篇幅（247页，15万字），写入如此多的人物，每个人有不同的前史和偏执，且能保证故事量，如用传统写法，四五十万字未必能装下。
如果说《万能先生谭坦》中有内在的爽感，那就是“叙事射线”带来的红利。
悬疑来自人，而不来自事
《万能先生谭坦》的故事不复杂。
上世纪80年代初，谭坦的父亲偷偷搭上国际货轮，去英国“捞世界”，与年龄相仿的杨仲英同行。杨是遗腹子，父亲早年去英国打拼，成了华人黑帮老大，因受伤丧失生育能力，托人到国内找独子杨仲英，去英国继承家业。偷渡船上，杨仲英失足落水而死，谭坦的父亲遂假冒杨仲英，一夜暴富。因转做正经生意，特别是在中医推广上做出贡献，谭坦的父亲成为侨领，代价是终生扮演杨仲英。
谭坦的母亲得知真相后，忍耐、等待、期望瞬间清零，因纵火自杀成了植物人，当时谭坦才10岁，4岁的妹妹精神失常，智商永远停在4岁，这成为谭坦报复父亲的借口。
在这个变形的《基督山伯爵》的故事中，怎样才能嫁接上新的悬念呢？《万能先生谭坦》的高明在于：它的悬念不来自故事，而是来自人物。
在小说中，“杨仲英”（就是谭坦的父亲）、乔治孙、周怡、钱博思等都是多面人，谭坦也在道德上反复摇摆：
一方面，远在英国，谭坦坚持每周和植物人母亲、失智妹妹通话各一小时，他和妓女“小东北”彼此怜悯，透露出人性光芒。
另一方面，谭坦又冷酷、险恶。对不惜代价上位的周怡，谭坦抓住她找“小鲜肉”（泡新留学生）之短，最大化利用了她；对生活艰难的医生李茜，则设局骗走1.8万英镑，彻底毁灭了她的希望。
谭坦亦正亦邪，小说写到一半，他的动机已明确，但如何实施复仇计划、是什么在阻挡他、他会用什么狠招、他下得去手吗……成了新的悬疑。
结果相当存在主义：因“杨仲英”手下小沈与“小东北”一次皮肉生意，让谭坦发出“大招”。可这和“杨仲英”有什么关系？且小沈也没超常规。正是毫无关联的原因，毁灭了“杨仲英”。
当弑父成为传统
“杨仲英”被毁，有偶然，也有必然，根源来自旅英华人群体的内部撕裂。在《万能先生谭坦》中，精描出“冰火二重天”。
一边是老胡、医生李茜们的世界。因身份不合法、收入低、不肯亏心，又要承担起远在故乡的家庭责任，他们接受了被奴役、被侮辱、被伤害的命运。在传统社会中，还有舆论、人情世故等约束，可在移民群体中，这些“弱者的武器”已无效力。除了老胡、李茜等老一代，叶瞳瞳等新一代也被编入了血汗链条，为了生存，她忍受着每小时3英镑的超低薪，为此耽误学业，差点儿被驱逐，只好向谭坦求助。
另一方面，是“杨仲英”们的世界。他们习惯了掠夺式经营，所谓专业度，无非是彼此倾轧、压榨弱者，以鸡鸣狗盗为荣。他们表面光鲜，却缺乏资源，同样遭遇歧视；虽手握重金，可不压榨员工，很快就会破产。面子与里子的分裂，内化成人格分割。“杨仲英”满口中医利益、民族光荣等，也不全是谎言——在旅英中医企业残酷竞争下，他希望恢复传统的约束力，却又想受益最多，这恰好是重建中的最大困难。
事实上，恰恰是“杨仲英”们率先完成了精神上的弑父——通过反叛原有社会秩序，他们逃离故土，在异域实现独立自主。可离家容易回家难，不受约束的精神与肉身的沉重相互拖累。毕竟，活着从来不是件容易事，何况欲望会不断增长，它如枷锁，羁绊着心灵自由。
当“杨仲英”们历经折磨，勉强在灵魂与肉体间达成和解后，后代却不愿接受他们的方案，他们又成了新的弑父者——结果，一代代的努力未能有效地积累成传统，反而是弑父，变成了传统。
恩怨让他们忘了，整体正在崩塌
在几乎所有后发的传统国家中，都面临着“精神上弑父”变成传统的困境。
从莫言的《红高粱》，到《红发女人》，再到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有关“精神上弑父”的主题此起彼伏。《万能先生谭坦》则直指其根源——身份危机。
在常态社会中，身份一般处于隐含状态下，只有个体与社会出现危机，身份才会凸显出来。换言之，只有开始追问“我是谁”“我应当如何”时，身份才会变成一个问题。正如科伯纳·麦尔塞所说：“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
对于旅英人群来说，“明天会住在哪里”“会不会被饿死”“如何摆脱贫困状态”是经常要面对的议题，正如书中的叶瞳瞳，突然发现信箱中会出现那么多信，她离被驱逐，只剩最后72小时。她真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当然不是，而是她一直想回避、遗忘，这让她“视而不见”，于是，麻烦不断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出现”。
“刻意忽略”与“局面突然恶化”构成持续的威逼机制。
正如书中的老胡只剩同情，无力再爱，正如李茜想悬壶济世，却被一步步逼成杀人犯。不安全感来自身份的不确定感——今天是人人羡慕的“海漂”，明天可能就是灰溜溜的“海龟”；别人以为你在发大财，其实只是“看不见的人”。
身份压榨下，生命只能变得粗糙、冷漠、荒诞。于是，谭坦必须用弑父来悬挂自己——惩罚那些将自己逼入身份危机的人，就是生活的目的。在谭坦身上，只有执着——定时起床，遇事先订计划，和助理只有最低限度的沟通……通过隐藏自己、惩罚自己，来把恨误读成爱。而在人性恶的循环中，中医在英国由盛转衰，大厦将倾，却人人自保，终于沦为一片废墟。
拓展了移民文学新路
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移民文学的价值何在？
大多数移民文学用母语写成，对所在国文学影响不大，可对故乡来说，这些写作又包含了太多陌生经验，很难形成共鸣。于是，许多移民文学成了个人奋斗的自传，成了以文学为掩护的自我炫耀。
《万能先生谭坦》则拓展出一条新路：以旅英人群的变迁，隐喻故乡社会的成长。
中国近代化是在“船坚炮利”的压力下舶入的，并非本土传统的自然生长，由此引发“古今之变”，即站在本土文明的逻辑上，很难理解“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清末中国知识群体深感困惑，为什么靠掠夺、杀戮、欺凌、贩毒，而非公理正义，也能左右国际秩序，难道“千秋胜负在于理”已经失效？当他们接触到进化论后，很快便全盘接受，他们终于找到了合理解释——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他们坚信，这就是世界运转的底层逻辑。
其实，接纳“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恰恰是身份危机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几代人的心态失衡、过度竞争，精致功利主义日渐茁壮。人人争取个体利益最大化，却成整体的渊薮，不知不觉间，落入“一代人推翻前一代”的弑父循环中。
《万能先生谭坦》的价值，正在于用一个相对陌生的模型，呈现出弑父循环的怪圈——每代人的努力，不过是给后人提供毁灭自己的理由。那么，《万能先生谭坦》真的只是一个悬疑故事？
“每个人都可以是一座太平洋上的孤岛”，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困境与希望中，当彼此伸展、组合成一个闭环时，如何打破它，就成为值得深思的议题。用世界眼看中国、以普遍困境反思现实，即《万能先生谭坦》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