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能快速生成论文、解读数据、阅读文献，越来越多大学生开始使用AI进行辅助学习，一些重要议题再次浮出水面——AI的普遍应用，是否会削弱年轻人的原创思考能力？是否会影响其价值判断力和独立人格的塑造？近日，本报邀请了3位专家学者，一起聊聊技术浪潮中如何守护年轻人的思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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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许子威
嘉宾：
李艳燕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教育技术学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卢家银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宋林泽 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近日，AI谣言频出，引发舆论热议。AI谣言会带来哪些危害？年轻人应如何避免被误导？
卢家银：最近网上流传的AI“造谣”乱象，本质上都是技术被滥用的表现。例如，有人故意训练AI生成虚假信息，再利用算法推荐机制疯狂传播。这类谣言具有3个特征：标题党式的情绪刺激、数据看似权威实则虚构、内容碎片化难以溯源。
这类信息对公众和青年一代的影响是深层次的：第一，虚假信息会扰乱网络舆论场，污染整个信息生态；第二，真假难辨的信息会削弱人们的认知力和判断力，导致对核心价值观的解构；第三，AI谣言对青年认知体系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破坏。具体来看，在知识建构上，AI生成的虚假学术成果，可能扭曲青年对科学方法论的理解，削弱其“假设-验证”的科研逻辑训练。在思维发展上，AI谣言通过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形成逻辑闭环，不利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这可能会导致青年一代陷入AI带来的学习、写作和生活的“舒适区”，习惯于接受机器生产和推送的片面信息。
宋林泽：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长期接触AI谣言可能导致其难以区分事实与虚构，甚至盲目跟风传播，削弱独立思考能力。部分年轻人可能因缺乏信息甄别能力，成为谣言的“二传手”。为此，思政课教师需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观与社会责任观，助力构建可信、安全的数字社会。对此，一是要注重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信息素养，使他们学会通过权威渠道核实信息，避免依赖单一来源。二是要引导学生掌握技术识别工具，使用AI内容检测功能辅助判断。三是要强化学生的法律意识与社会责任，使他们审慎对待信息，在未进行核实前不随意转发信息，避免成为谣言传播的“助推器”。
主持人：年轻人如何正确看待AI生成、输出的内容？同时，学校教育需做出哪些改变，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卢家银：防止价值观被AI带偏，关键要建立认知锚点。青年需要在自己的知识体系里打下几个“认知桩”：一是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要建设优质信息内容池，利用算法加大对优质内容的推送，让青年接收到更多高质量的信息；二是在技术上需要研发“价值观对齐”的深度学习框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入人工智能系统之中，以影响大模型的输出结果；三是提升学生的媒介素养和信息辨识能力，如果学生不掌握基础理论，直接让AI整理报道素材，就很容易被隐蔽的价值倾向误导。
在这个过程中，更需要大学教师培养学生的价值主体性。例如，让不同AI就同一议题生成内容，对比发现有的倾向于个人主义叙事，有的强调集体价值。这个过程会让学生意识到，AI输出本质上可能体现了开发者和部署者的价值观。最近我们在做“AI价值观审计”的研究项目，目的就是让学生给各类AI应用打伦理分，这种积极拥抱、主动出击的方式，可能比被动防御更能筑牢思想防线。
李艳燕：面对AI技术带来的认知挑战，年轻人要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建立科学的信息甄别体系。第一，要与AI共建平等的、具有思辨性的对话互动。AI交互对话框，其实就是一个突破传统知识权威的思维训练场，AI的“零社会身份”特质消解了人际互动中的压力，为年轻人创造了可自由质疑、反复辩驳的平等对话环境。年轻人可以把AI看作一位平等对话的智者，通过引导与AI的对话互动，促进个体思维链的形成，并校准认知偏差。这种去权威化的思辨训练，可以帮助年轻人在与AI的对话中保持独立判断，实现认知跃迁。
第二，形成质疑前置的逆向运用思维。在使用AI工具时，可以先要求AI质疑其提出问题中的逻辑盲点、数据局限及价值偏见等，进而要求AI基于识别出的问题形成解决方案。这种逆向运用思维机制，让AI突破了预设算法的局限，从答案输出者变为内容校验者，同时也促使年轻人完成了双重思考，既审视问题的合理性，又评估AI方案的完备性，最终在与AI的动态博弈中逼近问题本质。
第三，通过横向对比与纵向追问进行论证溯源。面对AI输出内容的可靠性争议，一方面可以横向对比多源信息进行交叉验证，使用不同的AI工具生成回答后对比核心论点、数据来源及逻辑链条的差异，或者借助搜索引擎、结合个人知识储备进行验证，识别AI生成内容存在的失真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从AI工具给出的结果中，提取论据与推理两个部分进行纵向追问，对论据追问数据来源，对推理追问推导步骤，逐步发现AI论证路径中的断点。
宋林泽：当AI用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篇结构完美的《资本论》读后感，技术的便利性正在重塑年轻人的认知模式。想要打破这种“思维懒惰”和“正确性答案崇拜”，需要引导和加强批判性思维训练。以我讲授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为例，在讲解“实事求是”思想时，我们设计了“概念漂流瓶”游戏，即学生需用AI生成该概念的当代诠释后，通过文献考证将其回溯至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直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物质生活条件”理论。
AI输出的内容只是一个认知起点，而不是终点。大学生需要主动去验证它的内容，比如查阅权威来源、对比不同观点，甚至直接与领域专家交流。这种验证过程，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问题，还能让我们在面对复杂信息时更有判断力。
主持人：一些大学生开始使用AI完成作业，有些教师鼓励，有人则存在担忧。技术会不会带来新的不公正，您如何看待？
卢家银：鼓励与担忧各有其道理，具体需要从作业的目的、定位，以及大学课程的考核方式等方面系统分析。对于社会科学而言，传统作业模式主要考查学生对于知识点的掌握和理解应用。因此，通常情况下，学生只要通过较为规范的书面语言，将自己的理解有逻辑、清晰、流畅地表达出来即可。在互联网普及前，受条件所限，即使学生有意查找资料，繁琐的检索过程也令多数人难以完成。随着网络技术出现，大幅提升了学术检索效率，教师对课程作业的信息搜集标准自然提高，但大家并未因互联网辅助完成作业而有异议，反而从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优秀学生所具有的学术潜质，比如一点就通、逻辑性强、快速建构知识图谱等能力。
当然，也会存在一些学生通过AI工具来省力和取巧，这不可避免。但教师应思考这种“偷懒”情况背后更深层的逻辑。我认为，任何工具都应该首先公平可触及、可使用，接下来才是会不会使用、如何更好使用的问题。
李艳燕：在学习新技能或新知识的初期，学生往往会因内容复杂、进展缓慢而感到困难重重。AI能够通过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和定制化学习体验，有效降低学习门槛，帮助学生以更轻松、高效的方式掌握知识。然而，如果学生习惯于依赖“认知外包”，仅仅满足于简单复制AI生成的内容，缺乏必要的思考与重构过程，确实会导致独立思考能力的弱化。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科学引导学生、合理设计AI工具的使用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AI技术的普及，正推动传统教学方式发生颠覆性变革。首先，教师角色发生根本性转变。教师需要转变为学习的引导者和能力的培养者，更多关注如何通过个性化教学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重视学生的品格教育和价值观引导。其次，教学内容需要与时俱进。在智能化时代，教师课程设计应当更加注重跨学科整合，通过创设真实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主动建构知识体系，培养其核心素养与高阶思维能力。最后，教学评价更加多元化与过程化。AI的引入使教学评价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标准化考试，而是更加注重对学习过程的动态追踪与多维评估。教师可以借助AI工具高效开展形成性评价，实时监控学生的学习进度和表现，及时发现并解决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主持人：“有了AI，为何还要读书？”在AI能够“高效读完一本书”的时代，不少学生都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在您看来，如今读书的必要性是什么？
李艳燕：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体现出AI的效率优势，但实际上暴露出的却是对于学习本质的认知偏差。根据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知识的获取应是主体在与具体情境的互动中主动建构的过程，而当前AI却导致了认知外包倾向，使学生陷入被动接受信息的困境。
我认为，读书的必要性主要包括3点。首先，读书能够构建个人知识体系。学生通过读书，可以不断将文本信息与既有认知进行碰撞，形成具有个人烙印的知识体系。其次，读书是思维训练的过程。AI的即时性知识输出，省略了人类阅读时的必经环节——概念解析、逻辑推演与反思验证。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必须自主完成思维训练任务，比如理解故事链条、权衡对立观点等，从而促使大脑形成独立的思考体系，确保人类始终保有批判性思维。最后，读书能够构建人类特有的精神价值体系。AI虽然可以模拟对话，但无法复现文学体验引发的情感与价值共鸣。文字创造的共情场域让学生能够经历道德推演与价值抉择。这种通过文字展开的情感训练，可以增强学生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力，也能培养学生在复杂情境中平衡理性判断与感性共鸣的社交智慧。
宋林泽：深度阅读本质上是思维训练的“重体力劳动”。比如，在《毛泽东选集》研读课上，学生通过分析《实践论》的写作背景，能够理解“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循环，这种认知框架的建构过程，正是思辨思维的锻造过程。而AI生成的《实践论》核心观点提炼，往往简化为线性的理论模型，丢失了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的动态过程。因此，在AI能“读”万卷书的时代，人类读书的意义早已超越知识获取，它是我们与伟大思想对话的桥梁，也是抵御技术异化的精神盾牌。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许子威 记者 任冠青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