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但中国和法国早在180多年前就已经通过摄影“相见”。诞生于法国的摄影术是如何传播到中国，并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当代摄影研究者、策展人、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郑梓煜近日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为我们勾勒出摄影史上中法两国的互联互动。
19世纪：因为摄影而“相见”
1839年8月19日，法国科学与艺术学院购买了达盖尔摄影法的专利，并将此工艺公之于世，宣告了摄影术的诞生。
不久之后的1842年，在地球的另一端，“摄影”这一行为已出现在了中国的长江边——英国公使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的两位助手伍斯纳姆医生（Dr.Woosnam）和麻恭少校（Major Malcolm）在长江沿线、今镇江焦山的位置拍摄了达盖尔银版照片。
“我在讲课的时候常常跟学生着重强调一个时间节点——1840年。这一年，鸦片战争爆发，历史教科书以此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这个时间点，与摄影术的诞生与传播在冥冥之中有着一种奇特的交叉。近代中国在很多层面与世界大潮流之间存在着时差，然而在摄影领域，中国与世界基本上是同步的。”郑梓煜介绍，这个过程中，法国摄影师客观上充当了传播的先行者。
目前学界的主流共识是，发生在中国最早的、有文献记载的摄影行为是英国人在1842年实施的。而真正留下照片实物的摄影行为，则发生在1844年。一名叫于勒·埃及尔（Jules Alphonse Eugène Itier）的法国海关职员随同法国商务代表团来华谈判，在澳门登岸后，他拍摄了一系列照片，包括澳门海岸线、妈祖阁等景观。
郑梓煜介绍，澳门之后，于勒·埃及尔随使团乘“阿基米德号”军舰前往广州，1844年10月，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埃及尔拍摄了签约双方的照片，包括拉厄尼及两广总督耆英的肖像照。这张目前收藏在巴黎法国摄影博物馆的耆英半身像，也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人像照片。
20世纪：“偏爱”中国的法国摄影师
在50多年时间里往返中国20多次的马克·吕布（Marc Riboud），率先使用彩色照片记录“中国色彩”的布鲁诺·巴贝尔（Bruno Barbey），用数十万张底片记录中国近30年社会变迁的帕特里克·扎克曼（Patrick Zachmann），久居中国、以拍摄中国为一生志业的阎雷（Yann Layma）……法国摄影师对中国似乎有着某种“偏爱”。
谈及对中国的热情，马克·吕布曾经说：“我热爱的国家就像我的朋友。我喜欢再次看到她们，了解她们的发展和变化。因此，我经常回到中国，这里的一切都比其他地方发展得更快，细心的人也可以看到在这躁动的表象下事物的永恒。”而法国摄影师之所以愿意并且能够对中国给予长久凝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国从高层到民间的友好关系。
郑梓煜介绍：“1957年，在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期间，马克·吕布借外事活动之机，通过高层工作人员，获得了访问中国的签证。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他能反复地来中国，肯定有一种老朋友的情谊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马克·吕布在拍摄中国的过程中，跟中国摄影师群体有了一些交往，不仅用自己的摄影理念影响了中国的摄影师，还凭借自己在摄影界的地位，帮助一些中国摄影师在海外做展览、出版、摄影交流。”
1964年，中法两国正式建交，更是为法国摄影师打开了拍摄中国的大门。“法国是欧洲发达国家里第一个正式跟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主要大国，这在外交上的意义非凡。官方较频繁、顺畅的互动，让更多法国摄影师有了将镜头对准中国的契机，例如，在1973年，布鲁诺·巴贝尔作为记者随法国时任总统乔治·蓬皮杜访华，他在中国拍摄了一系列照片，是第一位用彩色胶卷大量记录中国的马格南摄影师，也由此开启了他后来几十年的中国摄影历程。”郑梓煜说。
互通：以平民视角记录中国
国家层面的交往，让法国摄影师有了将镜头对准中国的契机。平民主义的拍摄视角，则让他们的作品受到普通人的喜爱。
“从摄影史的角度讲，二战后的法国存在一种‘平民主义’的摄影潮流，很多我们熟悉的摄影家，比如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罗伯特·杜瓦诺（Robert Doisneau），都从铁与血的战争叙事里挣脱出来，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面去发掘耐人寻味的场景和细节。这种平民主义的拍摄视角，让摄影宣传工具的属性弱化了，没有过度的矫饰和美化，往往更具有抚慰人心的作用，因而也更容易打动受众。”郑梓煜介绍。
马克·吕布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位传奇摄影师，在1957年至2010年间，先后访问中国20多次，创作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香港至广东列车上的农民》《鞍山钢铁厂的食堂》《古董店橱窗》《长城上的摄影师》《黄山》等代表作品，已成为有关20世纪中国的时代见证。
今时今日再看马克·吕布，在文献历史价值之外，在创作和摄影理念的层面，我们还可以得到哪些启发？
“在拍摄如此便捷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马克·吕布的身上学习‘如何观看生活’。” 郑梓煜表示，“‘观看’需要被训练，大多时候，先入为主的条条框框会束缚我们的眼睛，所以，人们在日常生活里常常处于一种‘视而不见’的状态——很多东西在我们眼前闪过无数次，但你不会想到要去拍摄它，直到有一个叫马克·吕布的人来，他拍了你认为不值得拍的东西，不动声色地帮我们保存下来很多我们过去不会在意的细节。”
不过，郑梓煜也指出，在马克·吕布来中国创作的早期和中期，尽管作品很多，但当时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是看不到的——作品的拍摄和传播存在时差：“大多数中国人知道马克·吕布，知道布鲁诺·巴贝尔、知道布列松，都是很晚之后的事情。事实上，当年的中国民众即便看到了马克·吕布的作品，对他的接受度、评价也可能与今日不同。这种错位并不是坏事，经过时间的淘洗，很多东西的价值会逐渐清晰……我们要感谢历史的时差。”
互动：打造中法合作标杆
法国摄影师在摄影史上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如果要用一个标准答案来概括法国摄影的主体面貌或精神气质，那又会是什么？
“如果一定要给‘法国摄影’一个整体描述，它必然是一个非常丰富甚至于内部有很多张力的复合体。在这个层面上来讲，这也是法国摄影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特质之一——不那么在意团体、不认为一定要寻找共性，承认个体的独特发声会更有价值。”郑梓煜作为以摄影史和视觉传播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者，更愿意关注独特的个体经验：“每一个法国摄影师首先是在用照相机这个工具传达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艺术这个行当，总体上来讲就是单打独斗，孤独前行，每一个人都在探求自己的华山一条路，很难为他们提取一个集体适用的标签。”
当代摄影倡导多元表达，摄影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创立于1970年的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是全世界最负盛名、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摄影节，为推动摄影成为主流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国际摄影界的“奥斯卡”。每年7月，遍布阿尔勒各处古迹和地标建筑中的摄影展览，兼有多样化的讲座、放映、研讨会和艺术评论，吸引着全世界的摄影从业者、摄影爱好者和游客。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们的丰富视角和新锐表达在这里被展示，令阿尔勒国际摄影节长盛不衰。
“阿尔勒国际摄影节依靠摄影，让一个法国小城闻名世界。每年都会有庞大的人群为了摄影而前往阿尔勒。如果说还存在一种纯粹的摄影，阿尔勒国际摄影节是值得我们倾注观察的样本。而它与中国的合作项目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也是中国目前少数能坚持艺术本位思维、保持作品高水准的摄影节之一。”郑梓煜说。
2024年，在中国厦门，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迎来了第十个年头。除了每年邀请精选自当年法国阿尔勒的精彩展览项目亮相厦门，集美·阿尔勒年度“发现奖”得主也将作为中国摄影界的新生力量，受邀于次年在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的国际舞台上展出。“十年来，集美·阿尔勒已成为中国当代摄影界的重要平台，也是中法合作的品牌项目。”法国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福希玮（Sylvain Fourriere）不久前在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的开幕式上致辞表示，集美·阿尔勒已经是反映中法友谊与文化交流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