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距离杭州建德市40多公里的一个村庄，有一处院落，这里三面环山，石子路两旁的木屋和白色楼房里，住了三四十个人，十几个家庭。
他们并不是游客，而是一群老师和抑郁的孩子及家人。天气好时，他们在户外的长桌上就餐，在摇晃的铁皮椅子上看书，在草地上听溪流声、晒太阳。
然而，就在一年多前，这里并不平静。
比如那位总是戴着套袖干活儿的爸爸，来自河北石家庄，是一名公交车司机，工作时，他最害怕接到家人电话——那意味着孩子又出事了。女儿初二时确诊抑郁症，之后3年住院10多次。
还有那个总是在厨房里忙活的妈妈。她叫孙霞，从上海来时，孩子已经在家躺了3年，他只在父母睡着后才偷偷到客厅里吃东西。她睡觉时想到这件事就猛地坐起来，几年时间头发白了大片。
福建妈妈王春访谈时常常露出笑容。但一年前儿子确诊被迫害妄想症时，她“无论如何都无法接纳”，最绝望时想过一走了之，“我跟孩子一起走”。
听说杭州有家书院治愈了几十个抑郁症患者，有家长坐着高铁，开着车，往大山里赶来。“越往后开，人越少，山越陡。”有人充满怀疑。
王春也抱有怀疑，但那时她“就像在大海里，快沉了，只要有一块木板就会紧紧抓住”。
和很多家长一样，王春迫切希望找到治愈孩子的密码。然而，书院的院长金向群告诉她，“只有父母改变了，孩子才能彻底好起来”。她感到疑惑：“我改变什么，我活得好好的，孩子生病了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一心一意为孩子好，我有什么错？”一位家长说。还有一位年入100万的高管母亲说：“我一生如此辉煌，我没错啊。”
对此，58岁的金向群已经习以为常。这些年，他干预过几十个中度、重度抑郁症孩子的家庭，很少有父母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但多年的干预经验令他坚信，“孩子出了问题，家庭一定存在问题”。
他是误打误撞走上这条路的。原本，金向群给企业家讲“心性教育”。2016年，陆续有企业家找到他，说孩子学习不下去，请他帮忙。他由此开始关注青少年抑郁的问题。
金向群说，那个时候很多孩子只是轻度抑郁，“让孩子放松下来，读懂孩子，改变孩子当下的认知，生活就能回到正轨”。
但近几年，书院接收的孩子抑郁问题越来越严重，有的从小学就出现情绪问题。“唯学业”、控制、争吵、溺爱是很多家庭的通病，“孩子和父母面对面，却走不进对方的心”。
“孩子是父母的投影”，金向群意识到，想要真正改变一个孩子，必须改变家庭这个“水环境”，“家庭就像鱼缸，大鱼的状态会影响水环境，水环境会影响到小鱼”。
2
翻阅了几十份抑郁孩子的“家庭档案”后，金向群发现，来书院的父母集中在50岁左右，靠高考改变命运，“他们就把这份所谓成功的经验用到孩子身上，抓孩子学业”。
一位妈妈直言，优秀就是“考上一个好大学，有一份好工作”。还有一位妈妈说，自己上过大学，在亲戚朋友中“过得比较好”，她一心培养孩子读书，“你已经坐电梯上去了，孩子不坐电梯还非得扛个重物走上去，家长肯定舍不得”。
上海妈妈孙霞也是靠读书走入大城市的。20世纪90年代，她坐着飞机全国各地跑，父亲“很自豪地跟村里讲这件事”。为了照顾孩子，她换了一份轻松的工作，不在外面过夜，不打牌，不刷剧，同事喊她逛街也不去，“觉得愧对儿子和丈夫”。
孩子上幼儿园后，她陆续给孩子报了围棋、游泳、小号、奥数的辅导班。
“太实用主义了。”孙霞的儿子吴宙说，那时他学这些并不快乐。上初中后，吴宙的辅导课增加到8门。到了初三，吴宙经常晚起、迟到。孙霞拽着他起床，“考不上好高中就考不上好大学”。
那时，学校也经常开家长会，周测，公布排名，强调“差一分就差一操场”。孙霞说，学校最后一次开中考动员大会时，吴宙连准考证也不想去拿了。
到了高二，吴宙确诊抑郁，厌学。孙霞让朋友、老师劝孩子上学。吴宙去了一次“觉得难受”，锁在房间里不出来。
有一次，儿子连续几天没有出屋，敲门也不应，孙霞从家中6楼的客厅阳台上迈出去，踩着一个空调架，爬到孩子房间的阳台上去看他。那次之后，吴宙再也没锁过门，但心门依然紧闭。
早在2021年9月，孙霞就到过一次书院。当时，吴宙休学一年，金向群告诉她要放下孩子的学业，她听不进去，“现在这个社会，高中都没毕业怎么行？”
她把目光转向各种“复学营”，看到孩子出来吃饭、早起，就肯定孩子，给孩子写信，但孩子越来越烦，把信扔到了垃圾桶。她又学着“倾听、接纳孩子”，说“妈妈知道你不容易，对你没什么要求”。
但实际上，她迫切希望孩子好转、复学。有一年时间，她睡在客厅的沙发上，记录儿子几点睡觉、起床，一旦儿子有好转迹象，就问：“是不是要出去散步？要不要请家教？”
“语气很焦急。”吴宙回忆，那时家里的环境令他倍感压抑，“感觉他们始终对自己有期待，不能理解自己”。
孙霞发现，以前儿子还去客厅吃饭，后来越来越不愿出房门，“（生命的）小火苗快熄灭了”。
她变得小心翼翼，不敢再让孩子复学，宽慰孩子：“父母有吃的，也总会有一口你的。”这让吴宙觉得“父母好像更放弃他了”。
2022年9月，吴宙再次复学失败，孙霞和孩子都陷入绝望。
这种挫败感折磨着很多书院的父母。一位妈妈说，儿子因抑郁从名牌大学休学后，家长群里每天滚动着让孩子相亲、买房、去国外上大学的消息，她更加焦虑。“本来我的孩子跟他们是一样的，突然间我们的生命都快淹没了”。
“现在整个社会都觉得没有学业就没有未来，这是社会集体无意识的一个特点。”金向群见过很多孩子，只要学习，“其他什么都不用做”。有的孩子20岁了一碗面条也没下过，鞋也不会刷，“不做事，只用脑，容易悬在空中不接地气”。
3
除了溺爱，控制、评判更是充斥在很多家庭中。一个孩子给家里的狗粮加水，怎么加父亲都不满意。一对父母让孩子选吃的，孩子选了汉堡，父母又责怪孩子，“还不如不吃”。
“类似的事情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书院的家长表示，有的家长规定孩子一进门就换衣服。有的父母不允许孩子不优秀，“一表扬孩子就飘了”。
吴宙就生活在这种控制和否定中，“父母很少夸我，一直拿我和别人比”。
吴宙从小敏感、细腻，“会无缘无故担忧一些事情”。他觉得爸爸不喜欢他的性格，“希望我成为一个男子汉”。上高中后，他想全选理科，爸爸让他选一门文科，“高考风险小”。
休学期间，他喜欢研究网络、航空航天，父母觉得他“浪费时间”。“他们从来没想过我在想什么，只希望我照着他们规划好的人生轨迹走，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在金向群看来，“唯学业”的家庭更容易导致控制，“想要考好成绩，父母要控制，而被控制的孩子是没有能量的”。
王春的儿子苏羽确诊被迫害妄想症后，时刻感到恐惧，吃饭害怕两个菜有化学反应，雨水滴到手上担心有毒。到书院一年后，这种被迫害妄想症状消失，他能够正常生活、交流。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坐在书院一张长椅上，向记者缓缓回忆自己的童年。
“小学四年级以前还是挺快乐的。”他说，自从五年级妈妈开始管他，周末便被补习班填满了，日常生活也变得“军事化”。
有一次，他“学习拖拉”，妈妈让他拿着塑料袋到外面捡瓶子去卖，两餐没有给他饭吃。一次他没有订正错题，妈妈在校门口揍他，他感觉“自尊心受辱”。有次他期末考试“只考了八十几分”，妈妈“大发脾气”，他狠狠扇自己的脸。
也是从那时开始，他感到不适，“每天早上各种喊痛”。
然而，王春没有察觉到儿子的身心变化，沉浸在儿子要小升初的焦虑中。她让孩子早起运动、学习，“我自己能做到，为什么你不能做到？”
王春说，她知道孩子被打心里不舒服，但“没想到那么严重”。小时候，哥哥也常被打，“但他还是很孝顺”。
除了控制，苏羽一直活在父母的争吵中。爸爸“说话很冲，不苟言笑”。妈妈让他上补习班，爸爸觉得没必要。生病后，妈妈让他去医院，爸爸坚持让他看中医。就连喝牛奶两人看法也不一致，爸爸认为牛奶凉，不适宜小孩喝。
“他们给出的指令经常是相反的。”苏羽说，他不知道应该听谁的，“内在变得紊乱”。
他上初二后，爸爸失业，父母经常争吵、冷战，“家里就像冰窖一样”。在学校，他也没有朋友，因为头皮感染、头皮屑乱飞，他被同学嘲笑。
“没有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的地方。”苏羽说，那段时间也是他抑郁最严重的时候，他开始出现幻听幻觉，待在屋里吃垃圾食品，看小说。
“重度抑郁的孩子生命能量都消耗光了，父母的任何期待和压力他们都承受不起。”金向群说，“他们看不到希望，与父母、他人、天地断了链接，就像一个人在大海上漂着，无依无靠，随时会沉下去。”
4
在金向群看来，想要打开一个重度抑郁孩子，需要重建他与周围世界的链接，最重要的是重建与父母的链接，“改善家庭的‘水环境’，让孩子感受到安全感”。
“只有父母松下来，孩子才能变。”有时候，老师们要采用一些方法，让父母们意识到松下来的重要性。
孙霞2022年10月到书院学习时，总担心还留在家里的孩子。老师们让她不要给孩子发短信、管孩子吃外卖。后来，她回到家总忍不住看孩子，老师让她每次想看孩子时，就给阳台上的花浇水。结果，由于浇水太频繁，花一星期后就枯萎了。
“老是这样去关心他，孩子会受不了的。”从那之后，孙霞去公园、逛街、看电影，“回到自身上来”。儿子的心也渐渐打开，先是到客厅活动，接着和他们吃饭，再后来愿意出门了。
然而，儿子一出门，她又想让孩子复学。老师让她去医院门口看精神病人的状态。她被触动，“孩子能活着就很好了”。
为了改善家庭的“水环境”，书院的老师也会调节夫妻关系。孙霞夫妻俩常因为鞋、碗的摆放问题生气。老师开线上家庭会议，说丈夫是“控制思维”，“自己去摆，不要求别人”。孙霞总嫌丈夫做事慢，被指出这是一种“评判思维”，她让丈夫去买菜、做饭。
“要求同存异。”孙霞说，金向群经常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把认知尺子，“不要用你的尺子去要求别人”。
后来，在老师的指导下，爸爸给孩子写了一封信，说可以不上学，“有好几条路”，并向他透露，可以到书院学习一段时间。
孙霞记得，第二天孩子就出来了。当时，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和孩子吃过饭，听到儿子屋里有动静，两人都竖着耳朵没说话，孩子坐下后，丈夫扒拉了两口饭，躲到一旁哭，“看到希望后喜极而泣”。
知道吴宙喜欢研究网络，老师们以书院需要重新装网络为由，引导他去书院。2023年4月，吴宙跟父母来到书院，直到现在也没有离开。
5
实际上，很多孩子刚到书院时仍然抗拒。北京妈妈刘盈盈回忆，儿子来书院那天，车开到半道，他“明显不耐烦”。进了书院，他留意门是否上锁，“一看不对，马上跑”。刚放好行李，他就买了后天的返程票。
刘盈盈记得，晚上吃饭时，金向群特意把儿子安排在一个同龄人旁边，“让他没有压力”。中途，儿子就金向群的口音打岔，大家也没有发表看法，“该干什么干什么”。
吃完饭后，几个年轻人带他去喝茶，他看到一张茶桌，躺了上去，跷着二郎腿。老师也不恼怒，在他脑袋旁沏茶，告诉他曾有家长躺在这张桌子上体验“死亡葬礼”，并给他看当时的录像。
知道他对公益感兴趣，老师们还带他看以往举办公益活动的场所、资料，并提出暑假要举办夏令营，他可以担任志愿者老师。
刘盈盈注意到，儿子当晚就“有点不想走了”。因为他要回北京参加活动，老师还是送他去火车站，并约定活动结束后再回来。“这一天他接收的信息量很大，需要好好消化一下。”十几天后，他主动回来了。
“只有孩子感受到安全感，才会愿意留下来。”金向群说，这需要书院的每个人都能平等对待他们，“帮助他们成长”。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一位老师说，曾经有一个孩子骂她，她又生气又委屈，“我都这么努力了，起码稍微配合一下”。但很快，她觉察到自己“有所求”，“要不断把‘我’剥离掉，但凡心不纯，对方就能感受到”。
陪伴第二个孩子时，她更加耐心。那个孩子刚去时用手吃饭，无法自主入睡，几米的路要走1个小时。几个老师轮流陪着他走。男孩站在原地发呆，老师就站在旁边，陪他发呆、看叶子、摸小狗。孩子走路的速度逐渐加快，跟金向群走时最快，“因为金老师没有一丝情绪”。这位老师说。
在书院，不管是小孩、老人，富有的普通的，有病的没病的，大家都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苏羽刚到书院时总觉得案板上有霉菌，看到其他人吃饭都没事，他也渐渐放松下来。
苏羽说，确诊被迫害妄想症后，他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每天做康复训练，“把头固定一个姿势，放到一个仪器下，很痛苦”。但他觉得书院的老师“尊重个人意愿”。有一次，他想独自去杭州玩半个月，老师们同意了，但建议他玩5天。“他们谈话态度平和，意见也相对合理。”他接受了。
一位老师记得，吴宙刚到书院时躺在房间不出门。老师去喊他，贴耳边叫他、拍他的背，他纹丝不动。第二次叫他，依旧毫无反应。后来，父母去叫他，他把父母骂出来。老师说：“我们内心没有情绪，因为该给到的已经给到了，再去喊就是讨好了。”
不过，老师给他送了饭。“关键不在于送不送饭，在于要看到孩子想要突破自己、但还没体现在行动上的心。”
吴宙说，自己刚到书院时有些排斥，后面慢慢感觉到“他们不带功利性地陪伴”，开始敞开一点心扉，“偶尔跟他们讲两句话”。有时候，他控制不住情绪，骂老师，他们“还是全然接纳”，“你在他们身边感觉到放松，心松下来慢慢就有能量了”。
6
在书院，老师会一边让家长通过他人、孩子“照见自己”，一边帮助孩子建立与他人、自然的链接。
在石家庄做公交车司机的那位爸爸经常评判别人，受他影响，孩子对很多事情也看不惯。老师们让其他家长指出他有情绪的语言、行为，帮他分析。一次开车路上，他看到一辆货车停在马路边，下意识评判，“哪有把车停路边的，真是不自觉”。刘盈盈注意到，孩子皱了一下眉，开家庭会议时向他指出这个细节。
“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扒。”这位爸爸说，他起初嘴硬不承认，其他家长指出后，他“心里感觉到痛”，但还是不敢写下来，“怕写了别人不高兴”。
后来，他和孩子住，又开始唠叨当天的事，孩子的情绪也来了，半夜去敲老师房间的门，要和老师住，哭诉“爸爸又有各种情绪”。“孩子一跟我住就出问题。”这个爸爸被触动，开始认真记录情绪，有情绪时“能不说话就不说话”，孩子的情绪也好了。
“只有读懂自己，才能读懂孩子。”金向群经常告诉父母，想要破解孩子的情绪机制，先要看到自己的情绪，“父母的成长是对孩子最大的爱”。
王春到书院后总盯着孩子。老师让她和孩子分开住，“你就成长你自己”。
通过“读”自己，王春对孩子有了更多的共情。有一次，她正给孩子发短信，丈夫在旁边告诉她“不能这样子，不能那样子”。她感觉“后脑勺长了两只眼睛”，打字时手抖，“有很强烈的逼迫感”。
她突然理解了孩子写作业时被盯着的感受，意识到孩子不是一个木头，而是一个生命，“我只表达我的需求，没有去感知孩子的生命”。
后来，王春发现，自己一直“唯学业”，是因为没有安全感。王春说，父亲“很看重钱”，常对她说，读个大学，把我一栋房子都读没了。每次跟父亲要生活费时，她都让弟弟找爸爸要。
有一次，她身上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不好意思跟同学借，在操场上转了一圈又一圈，那种无助的感觉她至今记得。她在大学坚持早起、运动、洗冷水澡，一刻也不敢松懈。
结婚后，她希望丈夫能给自己安全感，但丈夫很“佛系”。她又把这种不安传递给孩子，常对孩子说：“不要以为生存那么容易。”
“我很害怕没钱，担心以后生病、养老。”在书院，王春发现有的家庭很有钱，但还是“有这么多不顺”。过年时，弟媳到书院看她，“没钱没房”，但她发现弟媳“性情很好”，家庭和睦。
“钱很重要，但人更重要。”王春时常提醒自己“要成长”。随着心态变得平和，她发现夫妻关系在向好，孩子的恐惧也在减少，孩子拿筷子的速度加快，神情也没那么惶恐了。
7
孙霞也在成长。看到孩子到书院后经常躺着,她又着急了，每次去做饭，眼神都是担心，孩子又退回去了。老师们让她观察孩子的表现。
孙霞发现，自己不进食堂，孩子会坐着吃饭，但一进去，孩子看到她就回房间，“我的担心会带给孩子压力”。
书院的老师经常举办体验类活动，让爸爸们在母亲节时绑上带水的气球，体会妻子怀孕的不易。让孩子们去镇上要一顿饭，感受生活的乐趣。让妈妈们躺在床上，体验一场“葬礼”。
孙霞对那场“葬礼”印象深刻。当时，她穿着一身白衣躺着，家长们挨个给她念悼词。
“像真的死过一次。”她坦言，以前抓孩子学业也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躺在床上时，她发现人死了，什么都带不走。“只要孩子能健康、幸福，就好了。”
看到妈妈的成长，吴宙的心也在一点点敞开，先是等其他人都走了，再去厨房，之后抱着电脑去餐桌，再后来拿着手机吃饭。
起初，吴宙吃完饭就把碗放到桌子上，刘盈盈看到也不生气，“不经意间”提醒他，把碗拿到厨房里。过了几天，吴宙把碗放到水槽旁，对刘盈盈说谢谢。刘盈盈又抓住机会引导：“你帮我洗吧。”到书院一两个月后，吴宙开始主动洗碗。
“要耐心引导他，又要放下期待和控制。”吃饭时，看到吴宙夹了好几个鸡腿，刘盈盈和老师也没有评判他“自私”，只是以轻松的语气说：“哎呀，你把鸡腿都夹走了，我们没得吃了。”吴宙赶紧把鸡腿夹到他们碗里。后来，吴宙跟刘盈盈学会了做第一顿饭，还和其他孩子合作，给书院几十个人做饭、洗碗。
刚到书院时，他“几天不跟人说一句话”，后来主动和人打招呼、聊天。有一次，他两天没看到刘盈盈，向她表达想念：“你去哪里了？好久没见到你了！”
在这里，大自然也是打开心门的钥匙。平日，大家会结伴去山上散步，一路上经过农田、水塘、大片的绿树，有人沿路采摘几枝粉色的樱花，插到厨房、卧室的玻璃瓶里。
一个重度抑郁患者刚到时经常“断片”，金向群带她去桥上看鱼，到菜园拔草，在锅灶上烧火，“调动全身的感官与自然链接”。之后，她“断片”的次数越来越少。
一个女孩喜欢和大家在石子路上打羽毛球，她说自己家周边都是大马路，冬天雾蒙蒙的，屋里不开灯很压抑，但这里经常能看到阳光。
平时，金向群会不定期组织大家砍柴、锄地、种菜，“回归生活”。“我以前太飘，头脑活跃。”一个90后女孩觉得，举起锄头锄地时，就像练搏击，有一种力量感和发泄感，“回归到了身体真实的感受”。
她把这种感受写成了一首诗。“骨头像生了锈，关节僵硬，一活动就发出年久失修的声音，像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一点一点捡拾、拼凑、复苏、关爱。在天地之间，去散步吧！愿我有个好身体，愿我有个好天气。”
她在自然中体会忘我的快乐。“山上的野花簇拥着，从潮湿的溪流中倾泻下来，美得使人发痒，看久了会让人忘记自己是谁。”
8
随着孩子的链接增多，老师也会帮助每个孩子觉察情绪、重塑认知、在做事中找回价值感。
一个女孩刚到书院时总想自残，老师帮她一次次分析触发情绪的事件。有一次，她在网上发视频，被一个病友说胖。她想回骂、拉黑对方，又想给对方解释为什么这么做。老师帮助她分析每一个念头：想骂她是因为情绪需要发泄，拉黑是害怕再被伤害，想解释是不想对方受到伤害。
“反击不仅不会让对方理解，还会让对方拿‘刀子’扎自己。”老师让女孩发状态好的视频，淡化“小我”，“从你骂了我我不舒服的‘利己思维’，到我也可以帮到你的‘利他思维’，情绪就化解了一大半”。
还有一次，女孩去镇上卖蛋糕，由于蛋糕没做好，销量惨淡。注意到她的沮丧，家长们都说出钱要买，但她并不开心，“只是在安慰我”。她因控制不住情绪自残。
老师又引导她：“接受不了自己做不好，要尽分随缘。不想听安慰，可以直接表达，自己要学会觉察、化解情绪。”通过一次次觉察，女孩自残次数越来越少，到现在半年多没有自残过。
吴宙第一次觉察到情绪是到书院两个月之后。当时，大家一起去划船，他感觉要下雨，快速往回划，刚靠岸天就下起暴雨。他很焦虑，“另一艘船的人还没回来”。吴宙说，以前一直处在焦虑抑郁中，“像笼罩在（头上）的云拨不开”。那次之后，他越来越有觉察情绪的意识，“慢慢站了起来”。
后来，他主动给书院做网站，受到大家称赞。他感觉有了用武之地，“心里像点燃了一束火苗”。之后，他又参与徒步、拍摄书院的纪录片，断了药。
刚断药那几天，他无精打采、没有食欲。发现“还能正常生活”，他彻底摆脱药物，像扔掉了“拐杖”。
看到吴宙的“心力渐渐起来”，老师们又开始发掘他的认知“卡点”，“扩大他内心的自由度”。
交流中，老师发现，吴宙做事时不会考虑对方需求，只想花最多的钱，用最好的方案，一旦被否定，“立马不干”。老师们一遍遍给他讲：“换思维方式去考虑这个问题。”
有时，吴宙还是会“情绪爆发”，但觉察情绪的能力更强了。有一次，他和一个工作人员聊网络的事，对方说不清楚，他忍不住发火。觉察到生气，他自我提醒：“不能评判别人。”
目睹儿子的变化，孙霞的观念也在改变，她不再纠结孩子复学的事，“现在网络上学的渠道很多，让他琢磨自己的兴趣”。不过，吴宙坦承对未来有恐惧：“如果我离开这里，可能没人要我。”
金向群相信，只要一个孩子有健康的人格、良好的习惯、专业的能力，一定能在社会有立足之地。
只是，重建一个孩子的认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金向群觉得，更紧迫的，是让父母、老师及早识别孩子的“心理亚健康”状态，避免孩子发展到抑郁症。“孩子自私自我，在学校有人际交往障碍，总说身体不舒服。出现这些信号，大人要及时干预孩子的心理问题。”更重要的是让教育回归常识，“教育应该以幸福人生为导向，而不是以学业为导向”。
最近，书院又来了一个男孩，第一天男孩“24小时无法安静”，走路需要人扶，吃饭需要人喂，不停喊叫。这一次，打开他心门的，是这些曾经失去生活意义、被抑郁困扰的孩子们。
刘盈盈的儿子陪他吃饭、睡觉，扶他走路，帮他擦汗。苏羽给他唱歌。吴宙用镜头记录这一切。几天后，男孩可以端着盘子吃饭了。“你笑啦。”吴宙的语气里也透露着喜悦。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孙霞、王春、刘盈盈、苏羽、吴宙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