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思童
作为一名“小镇做题家”，我对过去所经历的教育始终抱持一种复杂的感受。一方面，我感念它对我的磨砺和积淀；另一方面，起早贪黑背书刷题的日子又烙印在我的心里，让我思考是否可能拥有另一种教育。
2023年年底，我关注到“探月学校”。这是一所年轻的创新学校，实行选课制和项目式学习，混龄教学，没有标准化考试，主张自由和个性化学习。过去7年，它从依附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教学楼内，仅有30余名学生的高中，扩展为如今拥有500余名学生、经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委员会批复成立的十二年一贯制民办非营利性学校。
过去20年间，像这样的创新学校在全球范围内大量涌现，它们具体样态各不相同，但都意图探索有关未来教育的更多可能。一些教育改革者认为，延续于工业革命时期的标准化教育模式，已无法适应数字化时代对创造性人才的需求。
我来到这里，希望看到有关教育的另一种可能。但最终我感知到的，更多是当澎湃的教育理想落地后，所需面对的更为复杂的现实。
不一样的学校
第一次踏入探月学校时，正是下午3点，大约是全国多数中学生在上下午第二节课的时间，很多学生却已结束一天的课程，散落在校园各处。有人在电脑前写编程代码，有人在等身高的画布前作画。一眼望去，学生和教师的界限没那么清晰。每个人着装各异，看起来同样年轻，彼此直呼其名，交谈随意。
学校坐落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环形场馆内，置身其中，像走进一家科创公司。四处都是颜色浓烈的海报涂鸦，推开一扇门，可能看到一个设计工作室，也可能进入一个挂满钻头、锤子和胶枪的“创客空间”。
参观过程中，我时常想起我的中学。摸黑起床、早读、跑操、教室内埋在书本中的黑压压的头颅。而此刻，我的对面，半开放的教室内，十几名学生抱着电脑分组围坐在桌子前，而老师随意地盘腿坐在地上。
很难想象，这样一所学校的创始人王熙乔在决定创办学校时只有20岁，另一位创始成员杨志勇高中还未毕业。2017年，正是互联网创业热潮兴起的时候，教育领域也涌进了不少“热钱”，但多数流向了盈利模式更清晰的教培行业。为了融资，王熙乔见了不少投资人，但多数人都只拿他当小孩，说“你的理念很好，但太超前了，没戏”。最终，前北大附中校长王铮和昆山杜克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王建利支持了他的想法，帮助他解决了场地和资金问题。
一位叫徐钰琇的女孩告诉我，她曾换过3所学校，都是由于受不了高压的学习环境和严格的规章制度。她旁边的女孩则忍不住吐槽，以前，班主任规定学生不可以结伴上厕所，不可以在教室的垃圾桶里扔垃圾，不可以下课时在教室里说话，去走廊不能待超过两分钟。
但对于家长而言，为什么会愿意将孩子送进一所由“高中生”创办的学校呢？创始成员的答案让我意外，比起他们在刻意寻找家长，似乎更像是对教育有新想法的家长找到了他们。
2018年1月，学校举办第一场家长共建会时，只有大约10多名家长参与其中，“不少人是被生拉硬拽过来的”。创始成员杨志勇记得，当时家长们与其说是在择校，不如说是想找个地方讨论教育理想。当天，家长们坐在一起闭眼回忆：“当孩子们刚出生时，我们对他最美好的期望是什么？现在的生活和当时的期望有什么变化？”几位家长在回忆中红了眼睛。
后来，多数家长虽然未选择进入这所学校，但帮助传播了新学校的理念，慢慢地，更多家长逐渐找了过来。
来自新疆的秦宁蔚决定将女儿送去这所学校时，女儿正在一所重点初中被学业压得喘不过气，每天写作业到凌晨一两点钟，“眼瞅着眼睛就没神了，活力和灵气都在流失”。她决心带女儿跳出现有环境，顶着全家人的压力在中考前夕退学，全力准备创新学校的入学考。
十几年前，她曾因无法找到符合期待的学校，干脆辞去干了十几年的媒体工作，为女儿创办了一所幼儿园。
秦宁蔚是学校家长的一种缩影，他们大多拥有高学历，多是创业者，也有知名企业的高管、顶尖高校的教授或是需咬牙承担学费的工薪阶层。杨志勇说，但他们都希望能够对未来教育进行更多探索，“他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不是学历，而是能力”。
与此同时，天南海北的信件也向探月组织发展负责人张春燕涌了过来，许多人志愿加入学校工作。她招到的第一个员工是吴思泽。在多数人忙着毕业赚钱时，这名年轻人独自去偏远山区支教了3年。他后来开了酸辣粉店，每年都会重新回到山区，将赚到的钱资助给孩子们。
另一个让她印象深刻的老师是美国人Jaguar，他是一名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精英教育的“天才少年”。在经历高压的学习环境后，他为自己组装了一辆房车，独自开往森林中阅读哲学，思考有关人类未来教育的可能。张春燕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中国旅游，大冬天穿着短袖和洞洞鞋，头发像狮子一样披着，“透着独特的生命力”。他很快被学校吸引，“薪资给多少都行”，只希望能够实践自己的教育设想。
学校第一批工作人员的来历大多如此五花八门。他们中有在名校教书的老师，也有公共艺术家、投资人甚至演员和爆破手。
2018年8月25日，在北大附中一个小小的教学楼里，这样一群老师带着30余名同样“多样”的学生，开学了。
有限度的解放
起初，学校就像一片实践教育理想的飞地，每个人都一腔热血，立志在“10年内改变整个教育生态”，将校区开去硅谷。
他们直接将所有的学科课程移交给线上的“可汗学院”，“因为我们觉得学校就应该是个大超市，最好的教育资源已经在线上了。”杨志勇回忆。
线下，老师主要带领学生做两件事。一是“元认知”，即通过哲学讨论或是冥想，帮助学生进行自我探索。二是带领学生做各种项目，比如“制作无人驾驶的汽车”“治理北京雾霾”，或是从零搭建起一个“手工制作空间”。有学生说，那时候的学校就像“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夏令营”。
但很快，创始团队感觉到不对劲。他们本以为“学生每天会带着各种问题来答疑”，事实上，“大多数学生只会窝在自习室里打《王者荣耀》”。
杨志勇记得，负责教学体系研究的杨博宇一度变成了“教导主任”，主要任务是抓学生打游戏。有一次，杨博宇晚上巡视时看到，周围吵吵闹闹，只有一位来自北大附中的“学霸”孤独地坐在角落，一个人抱着书本，对着电脑自学。
“如果这么热爱学习的学生在这里反而被孤立，甚至没有办法获得学习资源，那么学校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白谈。”杨博宇说。
这也使得原本非常支持学校作教育探索的家长开始焦虑，部分家长闹着要退学。
第二学期，学校进行了彻底改革，重新在线下开展学科教学，将“项目式学习”融入学科课程中，这也是国际主流的课程改革方向。
教育家杜威最知名的教育理论即为“做中学”，即将学习置于真实的情境中，使知识的获得与具体实践联系起来。比如，在这所学校的一堂数学课上，为了学习“勾股定理和三角函数”，教师要求学生带着量角器、三角板、卷尺，实地测量“如何将校区内遮挡光线的大酒桶安全爆破”；在地理课中，为了学习海洋污染，教师带着学生来到学校附近的河岸捡了许多天垃圾，然后思考“如何放置垃圾桶才能最大效果减少垃圾进入河流”。
一些社科课程则聚焦于思辨性的讨论。比如，学生会在历史课上思考“身为中国人的意义”；在语文课上讨论“儒家和道家的两种取向如何选择”；也会在学术研讨课上自主探索“夏威夷海岸的人类活动如何导致珊瑚白化”。
与此同时，学校取消了标准化考试。美国教育理论家赫希认为，标准化考试会引入不正当的竞争关系，使学生只为分数而学习，并忽视学生在过程中的成长。探月学校多以“项目结课”，并会在最终结课前，给予学生反馈和修正的机会，希望以此减少“结果论”，更多强调过程性、成长性的评价。
有教师曾在某所公立中学作过类似的课程改革，“但是公立系统的学生试错成本很高”。项目式学习将学习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这背后注定需要更多等待的时间，虽然老师们认为这有助于底层能力的培养，但是对于应试而言，远非最高效的方式。探月学校的学生基本以出国留学为主，某种程度上给了老师们空间。
但是，项目式学习对于老师和学生都有更高的要求。北京师范大学创新教育研究院院长刘坚曾对全国5个地区1万余名初中生推行“项目学习区域改革”，最终发现只有经历“高水平项目式学习”的学生关键素养有所上升，经历“低水平项目式学习”和“未经历过项目式学习”的孩子一样，大量素养指标反而在下降。
尤其对于创新学校而言，在注重教师创新性和丰富度的同时，难以保证老师像公办学校一样拥有长期的教学经验。在实际的教学中，学生们反映，老师们的水平参差不齐，有时课程设计并不成熟，“有点形式主义”。而老师们则沮丧于，精心设计的课程内容并不总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有时学生们会更加适应机械化的应试”。
而另一件让学生们有些失望的事是，虽然脱离高考体系，“升学”依然是他们的重要任务，仍旧需要面对托福、SAT、AP等应试考试。孩子们希望在另一种教育体系下摆脱“背书刷题”的压力，但最终实现的依然只是一种“有限度的解放”。
教育的中道
但是教育不仅仅发生在课堂。采访中，学生们反复向我强调，他们更看重的教育，时常在课堂外。
探月老师郭旭峥在公立中学任职时，曾有位学生为充分锻炼身体在做广播体操时将动作做得特别大。后来学校为了迎接检查，将这名学生独自安排进小屋做操，以保证队伍的整齐划一。“通过这个你就会发现，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不一样时，他可能会遭到怎样的对待。”郭旭峥说。
“自由”，是学生们始终想要捍卫的事情。曾有一段时间，随着规模扩大和校区迁移，探月学校开始增加硬性管制，逐渐有了门禁、上课规范以及请假审批。有学生在墙上画涂鸦反对，内部也分裂为观点不同的两派，甚至有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失望退学。
但从校方的视角来看，适当的管理依然必要，不然不过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许多教育者认为，“教育的未来不在两端，而在中道”，但如何达成“在之间”的状态，则需要更长时间的磨合与思考。
而这种“自由”，也并不仅仅指向“不被管制”，更加指向对自我的探索。
为了鼓励学生探索自我，学生们需要在学校内部的升学答辩中介绍想要申请的大学，仅以“高排名”为由则不会通过答辩，学校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倒逼学生排除“功利性的选择”。
指向自我认知的课程始终是学校的必修课，同时，学校还会邀请老师、家长和校内保洁人员为学生们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目的是告诉学生：“生命如此不同，不是只有刷题拿第一才可以生存。”
老师也尽可能尊重学生本来的个性。崔茂然是一名在采访中令我印象深刻的学生，他曾是学校里的知名“刺头”，逃学、公开挑衅老师。但让我意外的是，他没有因此背上处分，老师们更希望聆听他行为背后真实的想法。一位曾被他攻击的英语老师，尝试为他定制了个性化的课程，并允许他转班，“他不觉得这是我的问题，反而觉得我是他教育路上的某种契机”。
但起初，这种氛围曾一度让学生韩雨岑痛苦。看着身边充满个性和想法的同学，她却找不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曾经，很少有人问她“喜欢什么”，她觉得自己只需要“把每门课考好”，按多数人的路径按部就班读书升学，“过不需要作选择的人生”。
这也是许多孩子在初入学校时的挑战。有学生认为，这所学校并不适合所有人，可能更适合思维活跃、主动性较强的学生。但同样从事创新教育的家长秦宁蔚告诉我，比起天生不适合这样的教育，学生们更可能是未能在过去的教育中被种下相关的“种子”。
教授学术研讨课的老师陈雯也曾向我表示，她在教学中的一大困境，就是习惯应试教育的孩子入学后，总是难以提出自己的问题和观点。在学校里，也曾有学生因无法适应而退学，回到公办学校或更传统的国际学校。而能够留下的孩子，则在这种教育中成长出了不同的样态。
虽然大部分学生还是申请传统意义上的名校，但也有一部分选择艺术学校、文理学院或是创新大学。还有不少学生会在毕业时进入“间隔年”探索自我：有人旅居摆摊；有人到县级中学支教；有人在拿到3封名校录取通知书后选择创业，因为认为“未来社会不缺少一个会写标准答案的人”。
许多学生在毕业后都感知到某种落差，在学校里，他们被鼓励成为“理想主义者”，但出去后，他们发现更多人都在讨论“具体的现实”。韩雨岑在高二那年选择提前毕业，进入美国一所文理学院，这所学院没有具体的专业课程，只需在4年内读完100多本社科书籍。
但入学后，她发现许多人都是因为未申请到理想的学校被“调剂”而来，抱怨“为什么要学这些几百年前就被淘汰的书”，而不是“算法、AI这些与时俱进的东西”。但她却始终觉得：“教育不应是功利的。”
普惠的未来
很难否认，这种教育的背后有家庭财富的托底，一年20万元的学费，筛选出这种教育的门槛。这也让我想要知道，这是否只能是部分学生的选择，它的存在对于更大的教育生态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七八年前，当创新学校开始涌现的时候，人们期待它们能够作为某种模板撬动更大范围的改变。但事实上，许多创新学校只能说刚刚解决生存问题，距离他们所期待的教育目标，仍有距离。
2022年，为了解决办学资质问题，探月接管了原本由清华附中管理的清森学校，变成一所囊括小学至高中的K12学校。新加入者中，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种理念。
探月组织发展负责人张春燕记得，曾有一位整日“穿得西装革履”的外教向她提离职，理由是无法接受学校过于自由随意的风气，希望能够去更加“传统优雅”的国际学校。而一位向来大胆的学生某天在食堂和老师说话时，被一名外教粗暴威胁：“如果你再这么和老师说话，我会把你双手摁墙上然后报警。”
曾经，大家觉得学校就像一个社群，几乎每个人都很相熟。但如今，毕业后的韩雨岑曾收到学弟学妹求助，因为他们在学校里遇到困难不知道找谁。韩雨岑对此感到震惊：“以前我在学校楼里走，随便看到一个导师不管是谁，都可以去找他聊。”
在第一届学生王秋阳的心中，这是一个“在恰好的时间，一群理想主义者恰好相聚而组建起”的学校。
在从前不过一二百人的小社群里，他们共同守护着自身的教育理想。而当这个社群必须扩大接受更多人检验时，如何吸纳同样的教育者并保持社群内原本的样态，成了一种新的困境。
抱着这样的困惑，我找到探月“教育者发展中心”的老师陶潜。过去几年，他一直从事教育普惠的工作，培训过几百名教师，与多所学校和政府部门合作进行课程改革的落地实践。他告诉我，创新教育并非只能是创新学校的专利，而可以在各种校园实践，区别只是“颗粒度的大小”。
比如，教师可以用几个月的时间做一个完整的项目，也可在一堂课、某一个知识板块中，做一个独立的任务；哪怕是农村的孩子，也可以利用身边的自然资源作丰富的探索。作为云南省宣威一中的首位心理老师，董静最近就在带领乡镇孩子们用一学期的时间完成了一场项目式学习，帮助学生对自我和职业生涯进行认知规划。
上海大学附属嘉定留云中学则在校长陈肖的带领下尝试进行教育转型。学校对教师进行统一的项目式教学培训、研制可落地的教学工具。难以突破学科课程的应试要求，学校便以低年级学生为主要对象，在美术、音乐等课程中落实项目式教学的改革。
“所以就算结构上难以突破，从老师实践的角度依然存有空间。”陶潜说。
教育始终是一个复杂的议题，没有唯一答案，只有不断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