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文并摄
24岁的幼儿园教师周鑫没想到，刚毕业3年，工作就从领着孩子做拍手操，变成领着老人做八段锦。
在山东省济宁市，她供职的教育集团去年以来关闭了3家幼儿园，目前仍在运营的幼儿园大多缩减了班额。与此同时，集团开始向“人生的另一头”谋求生路，周鑫留在了新开设的养老中心。
周鑫的老板于波开幼儿园开了20多年，做出转型的决定并不容易。他计算过，招生情况不理想，今年暑期后，大班的孩子一毕业，旗下幼儿园有大约40名教师面临失业风险。
“有一个孩子报名，全园就想放鞭炮”
与幼儿园普遍建在城市新区不同，于波的养老服务中心选址在老城区，位于某小区居民楼的一层，门面朝街，门内是大片开放的活动场地。“坐灸仪”取代了普通的座椅，让老人边打牌边做艾灸。店内播放网络热门歌曲，周鑫回忆，一开始播的是古典轻音乐，应老人们要求才改的。
这里主要提供日间康养和休闲服务，做理疗、打乒乓球、上手工课等，服务对象是60-75岁之间的“活力老人”。
包括周鑫在内，不少幼儿园教师甚至园长都参加了养老中心的前期宣传，其中一些定期给老人上手工课。眼下老年人会员不多，老师绝大多数返回幼儿园工作，只有周鑫留在养老中心。
她回忆，2017年“全面二孩”政策刚施行，“学前教育”是“热门专业”。等她2020年毕业时，同学有转行做网络主播的，有开麻辣烫店的。周鑫还是到幼儿园工作了，那时她并不负责招生宣传。两年后，她周末要加班进小区做“地推”。
在幼教行业工作了20多年的园长杨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20年前，第一批民办幼儿园刚兴起，进不了公立园的孩子纷纷涌入私立园，有些家长整晚排队报名。而现在，“有一个孩子报名，全园就想放鞭炮”。
杨娟回忆，过去有家长在备孕时就交幼儿园报名费，如今，被一些“跑路”的民办幼儿园吓到，家长很警惕，往往开学前一个月才交费。
在“园多孩子少”的情况下，家长变得更挑剔了。为了“卷”过其他民办幼儿园，杨娟和同事会在周末开设家长入园体验活动，安排品餐、送小礼物，还要同步短视频宣传，到方圆1公里外的小区、公园、广场做“地推”。除了拼服务，还要打“价格战”，有幼儿园承诺“一次性交费3年打5折”。
人力成本也在被压缩。一位济宁市民办幼儿园的教师告诉记者，每个月工资在3000元左右，工资构成中“班级定额”这一项绩效与往年相比近乎“折半”。
很多教师面临被辞退的风险，令于波担忧的是，幼教团队中，不少人工龄10年以上，年龄在40-50岁之间，失业后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于波尝试过“自救”。新冠疫情期间，为了支付房租和员工工资，他做早点、卖团餐，在家长群推广接单，让教师做临时外卖员，只坚持了半年，还赔了10多万元。疫情后，他发现出生率没有回升，老龄人口反倒逐年上升，下定决心转型养老服务。
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达到1978年以来的新低。据教育部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3年在园幼儿较前一年减少近535万人，幼儿园减少1.48万所。周鑫所在的山东省济宁市，一家家民办幼儿园被馒头铺、火锅店等商铺取代。环城西路附近的“幼儿园一条街”上，一些幼儿园已经暂停招生，地图上显示为“疑似关停”。
在一所省级示范园内，墙上仍有儿童画，楼梯扶手被孩子的小手磨得发亮，40多张小木床闲置在教室的角落。一共三层楼，每层都有近一半教室被改成图书室、烘焙坊、手工坊。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老年服务行业热度的持续增长。在人口位居全国第三的山东省，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0.9%，高出全国水平2.2个百分点。在济宁市最大的城区任城区，民政局养老科工作人员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近一两年不少人前来咨询养老机构的建设补助，目前区内设有30多家养老机构，新开不满1年的约占1/3。
老城区的老年活动场地不够充足。在于波开设的养老中心3公里外的某老旧小区，记者偶遇3位年近80岁的退休工人。他们说，小区的临街广场正被随处停放的私家车“蚕食”，夏天更是“一点风都不透”。广场上有五六个凳子，“来晚了都坐不上”。他们退休金不到3000元，消费能力有限，只能依靠普惠性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20年发布的《济宁市城镇居住区配套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移交与管理办法》中要求，凡新建城镇居住区按每百户不少于30平方米的标准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用房，每处建筑面积不得少于200平方米，并具有独立产权。
济宁市任城区南苑街道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14年后拿地建设的新小区大多配套了养老用房，而一些老旧小区则四处“借”地方。社区支部书记会与开发商协商、与其他事企单位联建共建，或者把社区办公用房改为一楼老年活动、二楼托育的“老幼共养”场所，免费提供空间，委托第三方机构运营。
这位工作人员坦陈，自己也面临“一老一小”压力。孩子刚5岁，平时由婆婆接送，但公公在农村老家，婆婆一到周末就想回去。“有时候我也会自责，我好像束缚住了老人。”她认为如果社会能完善托育和老年服务，照顾好家庭中最重要的“两头”，也能减轻中年人的心理和生活负担，“其实都是互通的，一层连着一层”。
“陀螺”慢下来，在老人淡出社会时“接住”他们
在幼儿园工作时，周鑫觉得自己像个陀螺，时刻围着孩子跑来跑去，很少坐着。白天，家长会通过实时监控，对老师提出意见；晚上家长也会在群里不断“@”她，直到晚上10点前，她都保持着“神经紧绷”。
从事老年服务后，她的工作节奏变得缓慢，端水、提鞋、陪老人打牌、当“聊天搭子”。一开始她以为会“不适应”，没想到有些老人更“不自在”。
“我给人付出惯了，谁给我付出我就觉得很受不了，烦得慌。”80岁的王姨说。老伴儿走得早，她辗转于几个儿子的家，把他们的孩子挨个儿拉扯大。
会员是儿子给办的，他们希望母亲能多休息。但她总把时间表塞得很满：去城郊的市场买花、浇花、买菜、给孙女做饭……她不看电视，怕影响孩子学习，傍晚才和几个朋友到路口的工商银行门前，坐着唠嗑，直到禁不住凉意才回去。
有次周鑫给王姨擦脚，王姨患有静脉曲张，苍白的小腿皮肤下隆起紫红色的血管。没擦几下，王姨就直摆手，嘴里念叨着“好了好了”。周鑫还想给她穿袜子，被她呵斥，“你坐那儿别动”。
许多老人不知如何消磨大把的时间，白天可以用忙碌遮掩过去，夜晚却总是难熬。跟记者说话，王姨时不时掏出皱巴巴的纸巾抹一下嘴，不断抱怨少得可怜的睡眠。突然电话响起，儿子让她帮忙收拾孙子忘记扔掉的外卖盒，她像是找回了精神头，没聊两句就离开了。
很多老人都“有任务在身”，跑进跑出，在接送孙辈、回家做饭的间隙来养老中心打一场球，或者做30分钟艾灸。有人心脏里有几个“桥”、腰骨折过，还是会来打乒乓球，常常超过医嘱限定的时间。
真正的常客，是那些孙辈已经长大、不再忙碌的老人。76岁的展姨住在隔壁楼栋，几乎每天第一个来到养老中心。
4年前，展姨的老伴去世，孙女们去外地上大学。在来养老中心之前，她很少出门，因为从农村来，口音重、不识字，和城里的退休老人说不上话。她住在儿子家，儿子经常出差，她和儿媳妇也很少说话。
展姨性格好强，年轻时是家里的“顶梁柱”，衰老让她意识到自己越来越脆弱。她颈椎不好，脖子上总是围着手帕。膝盖怕冷，夏天不能穿裙子，冬天要在裤子上多缝一块布。她为了不带有“老年味”，总会把衣服用肥皂来回搓好几遍。
周鑫回忆，展姨刚来的时候，身材浮肿，脸色暗沉，经常失眠、掉发，肠胃也差。在这里，她认识了不少喜欢打牌的“姐妹”，耗在店里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周鑫笑称她“比上班还准时”，总会故意让展姨赢牌。一次打牌时，展姨笑嘻嘻地说，“有事干，时间就觉不出长了”。
周鑫觉得，在幼儿园时，她的角色更多的是让孩子“懂规矩”，为他们进入更大的世界做好准备。而在养老中心，她变成了提供情感陪伴的“家人”，要在老人淡出社会的时候接住他们，“更多是包容和理解老人一路走来的艰辛和不易”。
一位曾经在养老中心教剪纸的幼儿教师说，过去教孩子剪，让人有成就感的是孩子的作品。教老人，更加珍贵的则是看到他们之间的互动过程，“老人也需要集体，伙伴越多，他们的生活就越充实”。
“一开始是幼儿园维持着养老院，现在是养老院维持着幼儿园”
失能老人当然也有与世界保持连接的需求。
同样是在济宁市，2020年，孔军在自己开设的幼儿园旁扩建了一所养老院。两家机构一墙之隔，共用一个院子，养老院内的电梯直达幼儿园，电梯门一开，就是另一个贴满卡通人物的、彩色的世界。孔军希望增强老人和孩子之间的互动，组织他们一起活动，让孩子给老人读故事，让老人给孩子当观众。
和于波相似，孔军也是不得不在压力下转型，“一开始是幼儿园维持着养老院，现在是养老院维持着幼儿园”。2015年至今，他开了4家幼儿园，最多的时候一年净利润200多万元，“新冠疫情期间赔光了，还贷了600多万（元）”。去年暑期，幼儿园大班毕业，“全园700多个孩子瞬间减少到200多个”，养老院的收入则很稳定。
为了实现幼儿园向养老院过渡，今年2月，孔军又新开了一家“老幼融合”机构，以养老院为主体、辅以托育和幼儿园，一层是办公室和幼儿教室，四层是养老院的房间，二层和三层对半分开，“朝阳”和“夕阳”只隔着一扇门。
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这扇门是紧闭着的。即使共用一栋建筑，养老院和幼儿园的大门也是分开设立。一些家长出于对幼儿人身安全的考虑，对孩子和陌生老人在无人监管情况下频繁接触比较警惕。
一位教师对记者说，闻惯了孩子身上的“奶香味儿”，去隔壁养老院时，印象最深的是消毒水味儿。
去年重阳节，教师们把孩子领到养老院，和老人一起做游戏、给图画涂色。老人的工作好做，只需把他们抱到轮椅上，推出房间。难点在于获得孩子家长的同意，老师们事先沟通，反复确认流程细节。
更多情况下，老人和孩子之间的互动保持着至少3米的距离。记者旁观了其中一场活动，孩子排成一排表演手指操，稚拙地挥舞小手，有的老人试图跟着音乐拍手，虽然跟不上节拍。一位76岁、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投入地看着表演，轮椅随身体晃动往前移了一截。
只是微笑和拍手，就耗尽了这些老人原本不多的精力。一位老人一回房间就躺倒在床上，因为背痛不愿再坐起来，“身上像刀割一样”。
在其他时间，老人们多是透过细细的防护栏杆，看孩子们在院子里嬉戏。两位老人坐在走廊的窗边，窗户开着，微风混着嬉闹声吹进来。“会冷的”，护工说着走过来，把窗户关上了。老人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79岁的郑姨有时候会站在窗边，跟着幼儿园早操的音乐拍拍手。她是新院区为数不多意识清醒的老人，她向记者感叹，“现在的小孩比从前俊多了”。
她1个月前刚住进来，还不太习惯，在家睡懒觉，赖床刷手机，在这里7点就要吃早饭。在家她只吃两顿饭，在这里要吃三顿，最后一顿下午4点多就吃，吃完就等着睡觉。
她老伴走得早，她把孙辈带大后，一直独居。3年前，她腰椎间盘突出合并椎管狭窄，家人觉得没必要做手术，说“这么大岁数能活多久”。一开始她还能自己做饭，后来腰越来越疼，只能叫护工上门，一天做一顿，晚上就热剩饭吃。护工费用一小时70元，不包括洗衣服和打扫卫生，衣服只能周末女儿来帮忙洗。没过多久，她还是住进了养老院。
其实，郑姨更愿意在家养老，但觉得子孙早已长大，自己“没什么用”。
“女性若能做做家务、带带孩子尚且还有点用处，一无是处的老太婆在家里便成了多余的。此外，女性一直扮演着照顾他人的角色，当反过来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会觉得脸上无光、根本无颜面留在家里。”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在《一个人最后的旅程》中写道。
她在书中提到，推行居家养老的困境在于，在如今的家庭结构中，家人不再是照护资源。居家养老不是把老人“送回家人那里”，而是“送回没有人的家里”。
根据《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18）》，我国仅有5.4%的失能老人可以在家中获得来自医疗护理机构、养老机构、家政服务机构以及其他个人提供的照料。有学者做过测算，中国长护理费用2030年将突破1万亿元。
27岁的解明珍在孔军开设的幼儿园当过6年教师，现在管理养老院的行政业务。她没怎么接触过失能老人，“一开始也害怕”。与照顾孩子不同，照顾失能老人更需要耐心。有次院里给一位有认知障碍的老人收拾换季的衣服，老人以为衣服被偷了，院里就让护工把衣服拿出来、摊开、再叠好、放到另一个房间，重复做了3天，老人才形成记忆。
渐渐地，解明珍放下防备。有老人每次见她都会说，“你每天都来看看我吧”，过了一会儿见到她又会重复，“谢谢你，你每天都过来看看我吧”。周末解明珍会带自己3岁半的孩子到楼上的养老区，孩子和老人学会了比手影，一大一小两只兔子在墙上一前一后跑着。那位有认知障碍的老人短暂恢复清醒，咧开嘴笑了，喃喃地说，“我想抱抱你”。
在许多家庭中，老年人的需求总排在孩子之后。一位40岁出头的老人家属是通过幼儿园得知于波的新业务，她告诉记者，自己每天“两头跑”，送“二孩”去于波的幼儿园，再送母亲来于波的养老中心。她有点惭愧，“我们对父母只拿出十分之一的精力，对孩子却是百分之百”。
下一步，于波计划把旗下一家幼儿园内闲置的楼房改成养老服务中心，让老幼共享食堂。“孩子和老人吃得差不多，都是碎、烂、软、少油少盐。”来送孙辈的老人可以就近娱乐、上课，不用着急跑回家做饭，晚上再接了孙辈一起回家。
目前，他的养老中心还没有盈利，店铺会员平均每日支付3元，无法覆盖理疗材料、人力、房租和水电费等成本。但于波有耐心等待，“我们现在就是让老人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等这个市场”。
他认为，随着第一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60后老人退休，中高端养老市场潜力很大。60后的消费观念与50后不同，他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更高、孩子是独生子女，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更高。
他回忆，自己最初开幼儿园时，第四年才收支平衡，花了五六年才形成规模。他给转型设定了3年周期，希望助力幼师团队再就业、增加幼儿园的附加值——比如幼儿入托报名，赠送老年食堂饭卡、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幼儿园只能服务孩子3年，但养老能服务老人几十年。我们将会陪着他们慢慢变老。”于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