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晞
北京最近几天的风裹着花粉，吹得一些人眼肿鼻红。患者走进北京协和医院的变态反应科诊室。有人症状轻微，却希望医生开重药，要拿“高射炮打蚊子”，“我不在乎钱，我就想舒服。”
春天又来了。3月23日，北京花粉浓度监测图从一条水平线突然有了一个几乎90度的攀升，那一天的花粉浓度是每千平方毫米7792粒，超出“极高浓度”等级的指数801粒的近10倍，但第二天的一场春雨，让花粉浓度降至每平方千毫米947粒。
在南京，等到梧桐飘絮，消防车会开进校园里除絮——高压水枪朝着梧桐树的方向喷淋。线上买药平台贴心地在LOGO右上方标识“过敏季”，轻轻一点，直接引向过敏药的选购页面。
现代城市如此现代、干净、文明：建筑森林又高又密，把人扔进格子间里几乎晒不着阳光；商宇大厦的空气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道路两侧种着柳树、梧桐、杨树等，为行人提供绿荫，酒店铺设着精致的地毯。
现代人爱美，也需要陪伴。据估算，超过7043万人养了猫狗作为宠物。口腔正畸企业开了超过2800家。一项针对过敏性鼻炎患者的为期12年的分析报告指出，猫毛致敏率从1.3%上升到15.5%，而狗毛致敏率从0.8%上升到10.5%。
过敏原就藏在现代生活里。有人染完发，第二天脸就肿了——对染发剂过敏。普遍近视的当下，有人对眼镜架过敏，只能不断更换，寻找不过敏的材质。防腐剂和食用色素是最常引起过敏反应的食品添加剂。
年轻的女大学生长了一双像80岁老人皱巴巴的手掌，手掌上的旧皮屑脱落，长出坚硬的新皮肤，无法自如摊开手掌，甚至不敢与人握手。直到查出对洗涤剂过敏，她才挺直腰板在舍友面前澄清，“我这手可不是传染病！”
还有中学生拔了牙做牙齿矫正，刚装上“钢牙”，眼就红肿了，脸也跟着肿了。一些牙科医生都不知道，有人对镍铬合金过敏。生活中含镍的金属还包括耳钉、项链、金属表链、金属腰带扣——都是经常触及又容易引起过敏性接触性皮炎的物品。
一位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员工掰着手指头列举她的疑似过敏原：紫外线、菠萝、无花果、柳絮……
在城市里，过敏只不过是人们需要忍受的桩桩件件的一件罢了。春风一吹，过敏的人越来越多，等到秋风起，又一拨人过敏。
越来越多临床研究表明，空气污染会增加花粉致敏性。比如，在交通繁忙的道路上采集的豚草花粉会比在植被地区采集的花粉有更高的致敏性。臭氧浓度增加是导致桦树花粉致敏性增强的关键因素。
许多时候，当你准备抡起拳头开战时，你甚至找不到对手是谁。一位长期干咳、嗓子痒的内蒙古男士，在吃了十多年咽炎药之后，才知道自己其实没有咽炎，是蒿草过敏。每年秋季，蒿草花粉最盛的时候，他的鼻子就像没关好的水龙头“滴滴哒哒”的。
他决定针对蒿草过敏做脱敏治疗，却在治疗期间，慢慢地对葡萄、梧桐飘絮也产生了过敏反应。如今，他春天也开始打喷嚏，症状甚至比秋天更重，随身要背个小纸篓装废弃的抽纸。有人建议他换个没有蒿草和梧桐的城市，他不愿意，因为新城市会有新的过敏原。他算是想明白了，“人的零件坏了，是很难修好的。”
他接受自己是一个“有瑕疵的产品”，允许自己在每年过敏季做个不那么高效的人，进入“省电模式”，不聚餐、少说话、少发表意见、少吵架。别人问起，他回：“我的大脑也水肿了。”
同样蒿草过敏的一位沈阳女士，在确诊豚草和艾蒿双重过敏的第3年，决定辞去体制内工作。医生说，让她每年请两三个月假，去长江以南生活。“可哪个单位都没法接受我两三个月不做事啊。”她说。
母亲反对她辞职，“过敏只需要休息休息就好了。”当她午睡时，嗓子里粘满了痰，“隐形疾病的痛苦很难与人诉说”，就连领导和同事也以为她在装病。
她去了大理，城市、工作都换了，可她去大理郊外的茶山，看到漫山遍野的蒿属植物，有种无处可逃的感觉，“原来不是过了长江以南就可以。”
她考虑过再次逃离，再往南走，去潮州，但又觉得人生不该围着“过敏”去转。“我不想死磕了，尽量调适自己，反正人活着不可能一点病也没有。”
如果把十个过敏患者拉到一起聊天，他们的困惑与痛苦或许并不相通：过敏原各有不同，症状也各异，那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痛苦无人能懂。
许多患者说，痒是远比疼更难受的感受。越抓越痒是常事，有人抓得浑身是血，有人痒得想去跳楼。
一位女记者跑到大山深处采访，被蚊虫咬了一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她坐在马桶上眼睁睁看着双腿的变化：先是浮起小小的风包，风包越涨越大，最后风包爬满了双腿，痒得发烫。
一位从一岁半就开始过敏的“80后”，经历过各种对过敏的误解。最早诊断她的医生判断，她可能是肺炎、哮喘、横膈膜水肿、心衰……甚至提醒她的父母，“这个孩子保不住”。三四岁的时候，她辗转在儿科、呼吸科、呼吸危重症科，晚上难受得睡不着。
上小学前，她几乎没出过院，也没有同龄的朋友，只有病友，“那会的心态和病房里五六十岁肺气肿的老头是一样的。”
她在学校不能上体育课，不能大扫除，也不能和同学玩，因为空气中的粉尘、花粉都可能诱导她病情发作。当时的同学不理解，认为她矫情，躲避劳动。早上，她吸一口冷气，哮喘就发作了，只能请假缓一缓，但等她回校上学时，老师同学看她活蹦乱跳的样子，又质疑她借病躲避上课。
大学毕业后，她假装没病，要证明自己和别人一样。她去了一家地产开发公司做项目管理，去四川出差跑工地，在尘土飞扬的现场哮喘发作，住了一个月医院。尽管最后项目整体完成得不错，但领导还是说，“你适合这个工作吗？”
家人大肆庆祝了她的20岁生日。母亲说，女儿从小受罪，光试敏就在胳膊上扎了100多针，住院时每天要输三四瓶液。经历十几次抢救后，她早就活过了医生预言的年纪。
过敏甚至改变了她的容貌：因为哮喘，她的下巴后缩、鼻翼变大。血氧低于常人使她长期失眠，她得了焦虑抑郁症。
在最新的过敏原诊断中，她对花粉、尘螨、猫毛、部分麻醉药过敏。有一次，她做扩大咽腔的全麻手术。手术室里，一个主刀医生，配了十个麻醉师——麻醉药过敏少见而致命，必须有足够多的麻醉师，在上百种麻醉药物里绕过她的致敏药物，并随时准备抢救。
为了回避过敏原，她从北京搬到广东。有一次，她在工作时哮喘轻度发作，还一边喷激素药，一边打字。
她说自己不怕死，“慢性长期重病都这样，和癌痛、残疾相比，过敏太容易被忽视了。”她已经不知道不痛苦的肉体是什么感受了，长期浸泡在不适中，她感觉自己变得悲观、消极。
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皮肤科主任张世中看过许多过敏病人，其中一个病人吃了许多年面粉，突然在40多岁对面粉开始过敏，脸部会红肿、流血。张世中帮她治好病，好几年后，这位爱美的病人突然和张世中说，昨晚睡觉突然惊醒，脸感觉不舒服，吓得她赶紧跑到厕所看脸。
即便治愈，恐慌依然跟随着病人。痒或许还能靠个人的意志忍下去，但脸部红肿、手掌皱皮等外观上的变化，让许多过敏病人不得不远离城市的社交生活，关上门过日子。
张世中还见过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脸部因过敏红肿，就像《天龙八部》小说里毁了容的“面具男”一样，却始终没查出过敏原。这位年轻人因为过敏辞去了工作，不愿意出门。
还有位青春期的少女，因为吃过敏药，有了增重的副作用，不得不放弃芭蕾这项爱好。每天睁眼后的几秒是最关键的时刻，要是她感觉眼皮肿胀了，就知道又过敏了，“今天我丑了。”她开始有容貌焦虑，几乎不照镜子。
她在不断过敏中寻找“不过敏”的阈值，比如单吃牛肉可以，单吃菌菇汤也可以，但是如果把牛肉放在菌菇汤底的火锅，她就会过敏。直到她去了美国留学，发现国外同学过敏的症状也很严重，过敏原五花八门，她突然就释然了。
忍，这是许多过敏患者会提到的词。一位打扫马路的清洁工忍受了过敏20多年，在每个浑身瘙痒的夜晚，她请家人在睡觉前把她的双手捆起来，不然隔天早上，她的背部会出现新抓的血痕。
她就这样忍受了20多年，直到家里房子拆迁，得了一笔拆迁款，才在50岁左右的年纪，开始进医院治过敏。
相似的，一位女大学生双手发痒时，每个夜晚要握着宿舍床冰凉的栏杆睡觉——冰冷能适当缓和痒感。
“很多病人不愿意在过敏上花太多钱。”张世中说，“在中国，很少过敏患者能做到更换城市，换城市的成本太高了。”
回避过敏原是医生推荐的最好的治疗方式，但实际上，对于许多患者来说，彻底远离过敏原要付出极高的代价。
一位博士因为养猫而喜欢猫，决定以猫遗传学和行为学为研究方向。但他的猫毛过敏症状在一年多时间里迅速发展到哮喘。如今，他正在读博士三年级，不可避免要接触实验室里的猫。
有时，他正专心做研究，突如其来的喷嚏足以让整个实验室的人听见，又或者，一天比其他人多跑好几趟厕所。治喘的药物和家门钥匙、身份证一样重要，必须随身携带。
一位南方的过敏患者不准备换城市了，她发现，只要室内温度常年维持在25摄氏度，就不会出现过敏症状。她睡前的准备步骤繁琐又缺一不可：暖气打开、关窗、垫高枕头、戴口罩。除了洗脸，口罩几乎没离开过她的脸。有一次，她实在受不了，一脚油门，开车500公里到更舒服的地方去。
一个正在接受脱敏治疗的患者每周要定期注射两次脱敏试剂。但她每年几乎有十个月的时间在出差途中。她去过许多地方的医院请医护帮忙注射试剂，有些地方的卫健委不允许医护帮病人注射外带试剂，有些医院不熟悉她的病情也不愿意给她注射。她把主治医师的宣讲视频收录在手机里，求护士注射。实在找不到医院注射时，她给自己注射。
还有人每半个月吃一片过敏药，症状轻时只吃半片。她发现，过敏药都有嗜睡的副作用。有时工作焦虑，她就想着，吃一片过敏药吧，能睡个好觉。
担心蚊虫叮咬引起过敏的女士，每天出门前可以不涂防晒，但不能不喷驱蚊液，床边必须有电蚊香，防晒衣要买那种能包裹着手掌，只露出一小截手指头的款式。
几乎每个患者都小心翼翼地和过敏这个“怪兽”保持着你进我退，我进你退的关系，就像跳探戈舞，得和过敏保持一致的节奏，才能生活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