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是春秋战国时代面积最大的诸侯国,先后统治过的土地大约占周王朝全部国土的二分之一。迄今为止,考古发掘出的最早的一幅帛画、最早的一支毛笔,都出现在楚地。它不仅曾是华夏大地上一个文化灿烂的诸侯国,也曾经是全世界文明的高峰之一。在战国争雄的过程中,楚国有实力和秦国一竞高下,不过最后的结果是秦胜楚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宏杰的《楚国兴亡史》,全面梳理了楚国八百载风云,从而审视“中原化”对楚国兴亡的影响,为观察华夏文明开拓与融合的历程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
野蛮生长的优势
《楚国兴亡史》指出,春秋列国竞争中有一个规律性现象,那些在战场上迅速崛起的大国,大都是边缘型国家。秦国地处西北,在与游牧民族旷日持久的竞争中培养起了虎狼之性。齐国地处东面,在与东夷的长期斗争中保持了不懈的斗志。而晋国与北狄和山戎做了几百年的邻居,从他们身上熏染到了中原文化不断流失的强悍。
与这几个大国相比,楚人的尚武精神是更加突出的。从迁徙到长江流域开始,楚国人就一直在战斗中生存。楚国周边的少数民族,一个个都勇敢善战。几百年来,楚人从来没有放下过武器。在与这些桀骜不驯的“野蛮人”的周旋中,楚国人血液里的勇武指数不断上升。
楚人的尚武,突出表现在国君的身先士卒上。历代楚王最大的乐事,莫过于亲自领兵上阵,猎取敌人的首级。春秋时代,楚国一共有16位国君,除了3位因为年龄太小或在位时间太短而没打过仗外,其余的都曾带队亲征,其中有3位还死在征途之上。
楚国历代国君大都英勇尚武,除了因为楚人立国蛮夷之中外,还因为楚国历史有一个特殊的传统——弑君。作为一个非华夏国家,楚国礼仪纲纪观念淡薄。混合了蛮族和中原血液的楚王家族的男人们都异常强健,并像饿狼渴望鲜肉一样,对王位垂涎三尺。因此,如同草原民族一样,楚国最高权力的更替经常充满血腥。楚国历史上出现过五位因政变而即位的君王,而且“恒在少者”,即年轻者上位。
弑君自立事件在楚国中前期是最频繁的。《楚国兴亡史》认为,这种在中原国家看来大逆不道的行为,一方面确实血腥而野蛮,另一方面对楚国的发展其实也不无意义。因为不断地弑君,保证了楚国王位上坐着的都是极其强悍的年轻人,必须有所作为,才能压服那些对他不满的人。
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蛮夷性,楚国很早就成了周代秩序的破坏者。
楚国的蛮夷性还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创新能力上。中原诸侯国遵循周礼,实行层层分封,而楚国从立国开始,就是一个集权型的国家,国家权力集中在王室和贵族手中。官职不得世袭,而是根据能力、品行和资历来遴选。
楚国在中国历史上比较早地出现了郡县制的雏形。“篡位者”楚君熊通在政治上表现出极强的创新精神。灭掉权国后,他没有像其他诸侯那样,把它分封给臣下,而是在权国故地设立一个县。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上以县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域,即自熊通灭权国而置权县始。
在张宏杰看来,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制度创新往往是在像楚国这样的边缘国家完成的。或者说,边缘国家、边缘地区往往是旧制度刚性最弱、最容易突破的地方。这就是“蛮夷”的优势,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
此后经过几百年发展,楚国终于拥有了连中原国家也无法比肩的豪华礼器,以及比中原国家还要高大精美华丽的宫室建筑。楚国一步步北上侵伐,一方面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也是急切地想与中原接近,让中原国家承认自己的优势地位。然而,这个已经崛起的国家,只收获了来自中原国家的恐惧。《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中,宋公子目夷对楚国的评价是:“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这一句话涵盖了中原人对楚国的三个印象:夷狄、无义、强大。
兼收并蓄楚文化
楚文化是一种兼收并蓄的文化。比如楚国青铜器源自中原,却自有风格特点。中原青铜器的风格是雄浑粗壮大气,而楚国青铜器在庄重之外,还以装饰生动、富于变化闻名。它们精雕细镂、富丽繁密,显示了工匠的奇思巧技,显示了楚人的趣味与喜好。
楚文化的瑰丽多彩,与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分不开。首先,楚国地处南北之交,水路交通之便利天下独步,交通网络四通八达。水路溯江而西,可达巴蜀经济区；通过汉淮诸水,可以北上与中原互通有无；沿江东下吴越,可以一日千里；通过湘资沅澧等江,则可以直通湖南,乃至滇黔。
其次,楚人源于华夏,身处蛮夷之中,性格具有极强的包容力。楚国所征服的地域少数民族林立,楚人从不以正统自居,楚文化也从来没有中原文化那样的优越感和排他性。楚国从立国之初,就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采取怀柔政策,“甚得江汉间民和”。及至强盛之时,更是明确了“抚有蛮夷,奄征四海,以属诸夏”的“混一夷夏”政策。《楚国兴亡史》认为,楚人的这种开放融合的思想,比当时管仲和孔子的思想都要开明,楚国文化因此表现出异常强烈的丰富性和创造性。
楚国扩张过程中,王道与霸道兼用,武力与怀柔并重,虽然战胜了许多国家,但是对许多小国是存而不灭,并非“绝其社稷,有其土地”,而是使之长期成为自己的属国。战国时期,楚国更是大行封君制。战国七雄中,实行封君制最早、封君最多和封地最广的就是楚国,现在已知的楚国封君就有六十多位,封君世袭并对封地有全面统治权。封君制、县制、属国制并存,楚国多元的政治结构,自然导致文化多元。
楚文化的开放性,还体现在楚国文化遗存当中发现了大量域外文化因素。从有关楚国的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简帛中,可以发现来自古埃及、印度、巴比伦、西亚、西伯利亚和环太平洋地区的多种文化因子。
环境塑造文化。楚文化产生的自然环境与中原文化明显不同。春秋战国时期,楚地地域广阔,山原水原杂错分布,大江芳泽云蒸霞蔚,山野丛林鸟兽出没,风雨晴晦朝夕不同,自然物产和劳动要比北方多样化。烟波荡漾的自然风光,赋予了楚人自由浪漫、灵巧好动的性格气质以及求新求变、富于想象力的审美趣味。
从外在表现看,楚人喜欢筑高台、着奇服、好细腰、戴切云冠,在北方国家看来,则是不拘礼法、不守形制、标新立异。出土楚文物的共同特点是色彩富丽、线条流畅、造型独创、飞扬恣肆,变化多样的龙凤纹、栩栩如生的动物纹、夸张抽象的几何纹是楚人偏好的样式。
为何“亡秦必楚”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国家灭亡,并不代表着文化的结束。楚文化中有着强烈的复仇情结,正如当初在伍子胥身上表现出来的一样。秦始皇死后还不到一年,楚人陈胜、吴广就敲响了秦王朝的丧钟。
楚国被灭后,秦国迅速调大批官吏前来接收管理。为了“改造”楚国,秦朝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比如人口只有2000户左右的迁陵县(今湖南湘西里耶镇),竟然安排了超过100个吏员,这些吏员大多来自秦国故地,并带来了秦地的严刑峻法。楚国的社会治理原本是比较散漫的,楚国人短时间内实在受不了秦国的管理风格,更何况这些来自秦国故地的官吏,对楚国民众充满了征服者的傲慢。因此,入秦之后,楚地出现了大量的逃亡,也就是“亡人”。“群盗”也频频出现,甚至引发小规模叛乱。里耶秦简和岳麓秦简中均记录有群盗扰乱治安的案例。
楚国故地人命运的颠覆性变化,从陈胜、吴广和刘邦、项羽的命运能够看出来。
陈胜、吴广在楚国时代虽然也生活在社会下层,陈胜还“与人佣耕”,但是可以太平度日,并无生命之忧。然而入秦之后,繁重的劳役和严刑峻法,导致他们不得不揭竿而起。
刘邦起兵时,已经做了十多年的秦朝人,此前他一直是楚国人。在楚国时代,他没有参过军,没有做过生意,也没有种过田,到处游荡,到处喝酒,广交朋友,不为乡里所喜欢,被称为“无赖”。进入秦朝后,刘邦成了一名无法再随意流动的基层小吏。在秦二世时代,他带队去服劳役,千里迢迢修秦始皇陵。结果因为劳役死亡率很高,众人一路走一路逃亡,最后刘邦发现,自己即使率剩下的人到达目的地,按秦律,也仍然是个死。刘邦干脆放走众人,带着十几个人在芒砀山落草了。
至于项羽,他本是楚国名将项燕的后人,项氏世代为楚将,日子很滋润。入秦之后,本是贵族后裔的他和犯了罪的叔父项梁一直在流亡,过着朝不保夕的动荡生活。
楚人对秦政,总结出来只有一个字:苦。陈胜起兵时称:“天下苦秦久矣。”楚军将领武臣说:“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刘邦也说:“天下苦秦久矣。”这个“苦”字也是天下人共同的感受,因此“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
为什么楚人是反秦的急先锋呢?史学家张正明在《楚史》中说,楚人灭秦的原因有五:“楚地最广,楚人最多,此其一；楚人对秦人仇恨最深,此其二；楚人反压迫、反奴役的斗争精神最强,此其三；楚文化水平最高,气魄最大,此其四；楚人有混一夷夏的传统,容易团结东周其他各国的遗民,此其五。”
楚国的旧贵族和平民比任何其他国家的遗民都更积极、更坚决地投身反秦战争,这同中原诸国迥然不同。《楚国兴亡史》认为,一个原因是,三晋地区是法家文化的诞生之地,文化气质与秦国有相通之处,因而对秦制的接受程度要强于楚国,而楚国是法家文化最不适宜的地区。另一个原因则是,楚国在战国时期的几大强国里,王室世系最为久远。战国七雄当中,齐国早已经为田氏所取代,而晋国也遭到韩、赵、魏三家瓜分。七国中的四国,不是原来的世系。而楚国的统治从始至终未被颠覆,血脉传承最为纯正。因此,楚人对楚国的认同感是最强的,更容易一呼百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