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这是我国首次专门就青年群体发布的白皮书。白皮书中指出：“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新时代中国青年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认识世界、融入世界，在对外交流合作中更加理性包容、自强自信。”“更加开放自信地融入世界”，要求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具有辨别西方话语霸权的意识和能力，具备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的决心和信念。
西方话语“编织”文化同一性，构建“成问题的”文化边界
英国著名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指出，西方构建文化身份的立场是“从同一、共有文化的角度”出发构建“集体性的‘同一的、真实的自我’”。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文化边界构建的主导权大都掌握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手中，他们通过殖民话语形塑文化边界。西方帝国主义通过包括文学、艺术、科学、习俗、仪式等复杂手段，或弱化或强化特定的文化界限。西方对边界之内的文化宽容，对边界之外的文化挑剔。例如，在19世纪，在西方帝国主义描述殖民地国家的话语中存在着大量诸如劣等臣民、依赖、附属之类的字词和概念。这些描述以西方帝国主义为参照基准，西方“高级”“权威”，非西方“低级”“浅薄”。
西方话语在构建文化“边界”时以满足西方需求为首要任务，这就导致非西方的文化身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会“按需”变化。例如，在英国的文学话语中，中国的文化形象就经历了重大“转折”。从14世纪的“神奇”（《曼德维尔游记》），到19世纪的“愚昧”（《中国佬约翰》），再到20世纪的“狡诈”（《付满初博士的秘密》），以上所有描述和定位都是服务于英国殖民者或鼓励东学、或贬低蔑视、或合理化殖民的终极目标。简言之，西方帝国主义试图说明非西方群体被西方全面统治，是附属的、低等的人群长期的、形而上的义务。这样，西方话语就构建了西方的“中心”位置和殖民地国家的“臣属”位置。上述话语体系为西方从中心向边缘的“扩张”提供了合理性解释，为西方的殖民统治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有力支撑。
西方话语通过历史碎片拼凑“共有文化”的“本源”，通过文化“溯源”建立西方话语的“权威性”，从而为特定群体设置文化属性、构建隐形边界。“共同的祖先”“共享同一种历史”“共同的历史经验”是文化“本源”的基石。西方的殖民者们通过寻找“本源”向历史“汲取”力量，将断裂的历史和碎片化的传统植入精心编织的叙事结构框架之中。框架的一端是碎片拼凑的文化、历史和传统的同一性，另一端则是利于西方的价值认同和层级关系。
西方话语“固化”身份位置，构建“成问题的”权力秩序
西方话语将文化身份构建成为“同一、真实的自我”是一种固化的、成问题的身份位置关系。西方话语中的“同一”身份构建了区分性位置关系和排他的权力秩序。身份“问题”缘起于西方哲学对“同一性”形而上的本质化思考方式。社会“身份”体现的是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角色、责任和权力的关系。换言之，身份在社会框架下不仅体现位置关系，还呈现社会规则和权力秩序。这就意味着，“同一”的“自我”一定是受某种身份规则、位置关系和权力秩序限定的“自我”。
西方话语通过“同一、真实的自我”构建排他的二元对立关系，其中包含贬低“他者”的权力倾向。“同一”与“不同”，“真实”与“虚假”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在这种结构中，“我”以“他者”为参照。“我”是真实的，“他”是虚假的。“我”是中心，“他”是边缘。“我”是权力，“他”需“臣服”。虽然萨义德的《东方学》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创作时间相隔20余年，但两部作品都或隐或显地揭示了西方客体化、妖魔化、刻板化东方的西方话语体系。西方通过话语和表征构建了一套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我”是西方，“他”是东方。西方是主体，东方是客体。西方是权力的拥有者，东方是权力的接受者，东方理应是被研究、被窥探的对象。因此，救赎、猎奇、探险成为西方侵略东方的合理解释。
西方话语构建的“真实的自我”是固化的、封闭的主观感受。“自我”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威廉·詹姆斯提出“自我”就是“我拥有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我包含一切，具有自足性。如果说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构建了外在的位置关系，那么心理学意义上的身份则构建了内在的价值体系。一旦内在的“自我”认同外在的“身份”，那么随之固定的就是“永久”的身份和权力的秩序。
积极回应“我将成为谁”的时代追问
当主体认同一种文化的时候，主体的身份也被固定下来，随之固定的还有相应身份所代表的位置和权力关系。简言之，一旦文化固定，身份就会随之固定，失去变化的活力，文化身份便成为本质主义的文化身份，成为某个利益集团实现权力固化和统治合理化的工具。这种文化身份一定是“成问题的”。西方霸权下的文化身份话语清晰而强大，要么放弃自我融入“西方大家庭”，要么保留自我成为“异类”是全球化语境下非西方群体面临的困境。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应该清醒地认识文化身份的双重特性：一方面文化身份具有特定历史时空的“稳定性”，这是新时代青年认识文化身份的起点。另一方面文化身份具有永恒的“流动性”，这是新时代青年发展文化身份的基点。流动的文化身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流动，身份才能不断向前发展，不断更新，不断进化。身处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只有将文化身份视为动态的发展过程，才能真切地体会到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和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接班人。只有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具有识别西方话语霸权的意识，具有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的能力，才能够为促进世界公平、公正、共同、和平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只有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将会成为谁、应该成为谁，才能在与世界各国青年的交流中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弘扬公平正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才能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青春力量。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