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天，一些年轻人选择重回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我和北京‘复合’了。”张扬前不久从家乡回到北京，他把这个城市比作和他“爱恨纠缠了多年的恋人”。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理论上他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活，但最现实的原因是“甲方在下需求的时候，还是希望能面谈”。即使作为“数字游民”，一线城市的工作机会也显而易见地更多。
房产中介葛林感受到了这种变化。2022年疫情期间，找他转租的人不少，每一个离开北京的租客好像都打定主意不再回来了。
“今年过完年以后，来租房的人就变多了，房价也涨了。”葛林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周末的一天他接了3拨儿客户，看了20多套房子，微信步数达到35819步。在他的客户中，很多都是从外地回来的“回笼漂”。
“回笼漂”形容那些在北上广深和其他城市之间反复流动的年轻人，以重返一线城市的频次作为衡量标准，有人是二次“漂”，有人是三次甚至更多次。
智联招聘联合泽平宏观发布的《中国城市95后人才吸引力排名:2022》显示，一二线城市95后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9.1%、3.4%，远高于总体的5.4%、0.4%。
BOSS直聘研究院院长常濛也在近日透露了一个数据，有23%的人会在逃离北上广深15个月左右后，选择回归一线城市。
“北京也不会是我的归处”
“如果说在北京的生活是拿了一张虚构的藏宝图，那回老家的生活更像拿了一本无字天书。”抖音博主“又是老文”分享了自己从北京回到家乡小城的感受。“在经历过N多场互相看不顺眼的面试和人才补助申领失败之后，才发现家乡好像并没有想我。小城的工作似乎只剩下了几种选择——老师、医生、公务员……”
在这条视频的评论区，网友“某人”发表看法：“大城市竞争大，小城市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
2022年9月，22岁的李天被确诊多囊卵巢综合征，病因是连续一年996的工作强度和超高的销售业绩压力。那是她“北漂”的第一年，身体的“抗议”让她选择辞掉了自己本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选择离开北京。
从2022年9月回到家乡开始，李天一直试图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是小城真的是一个特别需要人脉的地方，有一些好的岗位，其实是不对外招聘的”。她打听到，“如果想要得到一个还不错的工作岗位，大概需要花20万元左右疏通人脉、打点关系”。
“我家在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县城里，如果在哈尔滨找一份普通工作，月收入大概在3000元左右。”李天说，自己上一份工作收入过万元，除去每个月6000元的生活花销，她还能存下来近5000元。“这么看下来，北京的职场是公平的，评价标准就是个人能力。”
“那就试试特岗教师吧。”李天的父母说，女孩子还是要找一份“稳稳当当”的工作。
“刚好朋友今年特岗教师上岸。”李天告诉记者，但正是这位朋友的讲述让她下定决心离开家乡，再次回到北京。
“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李天的朋友告诉她，（实习）工资到手2000元，家里边目前已经开始安排相亲了。“如果我考上了，那大概就是在附近上个班，很快结婚生子，我的人生就这样定性了。”
李天想趁着年轻，再多看看。
“如果只是收入低，那我可以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但是这边的职场氛围让我无法接受，大家好像都是‘得过且过’。”齐思瑶2019年年底离开北京，出国留学两年后随男友回到了家乡呼和浩特发展，入职了一家直播公司，“工作职责并不明确，直播运营这个岗位只有我一个人，我必须是一个‘综合型人才’，什么都可以干”。
“入职时，公司并没有和我签署劳动合同。”齐思瑶告诉记者，“没有缴纳五险一金，工资、奖金拖两个月是常有的事情，但不常加班确实是真的。”
“虽然忙碌的时候很少，但是闲的时候真的很焦虑，觉得自己在虚度光阴。”王心语的家乡在中原地区，她就读于上海的一所大学，专业是服装设计。2022年毕业前，她拿到了两家公司offer，一家在上海，另外一家是浙江一个小城，距离上海100公里左右。两家公司给出了同样的薪水——7500元。
“在上海，我租房子的租金可能都不止这么多钱。”王心语选择了浙江的小城，本想好好学服装设计，攒两年经验跳槽。但是进入公司之后，却被分配到了管理岗，每天和数据报表、PPT打交道，王心语觉得这可能不是自己想要的工作。
最近，王心语在豆瓣发帖，想要重新回到上海，在快节奏的工作环境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022年8月，和男友分手后的齐思瑶毅然决然地辞职，回到北京“背水一战”。前不久，她入职了一家上市公司，仍然从事直播运营的工作，但团队有40人。“领导很重视我，在这里我慢慢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
但是，仍然有一些时刻让齐思瑶怀疑自己重回北京的选择是否正确。那些时刻有——早高峰被人流推上地铁；加班的凌晨，独自打车回家；为挤时间不得不点外卖……
养好身体，李天背上了返京行囊。不到一个月她就找到了一份短视频编导的工作，与本科专业相关。没有996，业绩压力也比较小。她说：“北京总是有很多的机会，虽然收入比不上之前，但我觉得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
现在，李天在工作之余运营着自己的抖音账号，她说：“北京也不会是我的归处，人生的下一站也许是杭州。”
经济压力之下，他们“回笼漂”
“回来是为了给所有帮我的人一个交代。”李均婷坦言自己重新回到北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赚钱。
2008年，20岁的李均婷和几个同学约着一起闯北京，她从房产中介做到凡客诚品的客服，最后进入保险行业，从地下室住到半地下室再搬进楼房，她说：“发展最快的那几年，我是和北京一起成长的。”
10年之后的2018年夏天，P2P (互联网金融点对点借贷平台) 爆雷，李均婷是投资者之一。投资失败，欠了40万元的债。同年，她与丈夫的婚姻走到尽头。女儿两周岁，归她，分得财产8.5万元。
“离婚那天，我转头就进入了工作状态。”李均婷告诉记者，在北京的这些年，她一直处于极快的生活节奏中。“北京优秀的人太多了，总是处于比较中。想换大的房子，想换更好的车，欲望拉扯着我的生活，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停下来过。”
接连的打击使得李均婷陷入长期的抑郁情绪中。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李均婷和哥哥都被隔离在了赤峰老家，兄妹俩总在一起谈心。“我哥常说他心疼我，不想让我一个人在北京拼了。”
20岁离家后，李均婷鲜少回家，自觉亏欠父母，在哥哥的劝说下决定带着孩子回老家，“努力赚钱还债，好好照顾父母”。
“赤峰很小，生活安逸。”李均婷感受到了久违的慢节奏，“连机动车限速都和北京不一样。”但是，回家刚刚半年她就发现“挣不到钱”。“当时我在赤峰最大的一家直播公司，给企业带货。”李均婷所赚的工资，只能维持她和孩子的日常生活，“别说还债了，再这么下去可能会有新的债务”。
还是得回北京。她打算回北京的那个月，父亲脑出血复发全身瘫痪，几经纠结，李均婷决定留在家里照顾老人，但心里一直放不下欠的债。“我现在还欠着哥哥姐姐还有朋友们的钱，他们当时特别信任我，把信用卡借给我刷，后来出事了逾期，也特别地包容我。”李均婷说，在人生的至暗时刻，多亏了亲友的帮助。
2022年年末，防疫政策转变，父亲的身体也有所好转，李均婷重新回到北京。在前同事的引荐下，重新回到保险行业。“我现在每天挺拼的，但不再是为了自己的欲望。”李均婷说，她想早点儿还上债，也想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条件。
“即使回北京经历了教培行业大裁员的风波，我也没有想过再次离开。”张珊很庆幸自己在2019年疫情开始前选择重新回到北京，现在，她十分理解那些在小城“过不下去”的年轻人。
“当年离开北京，是因为怀孕了，看着高昂的房价，觉得自己没办法在北京拥有一份稳定幸福的生活。”那时候，家乡的省会城市太原成了张珊和爱人的首选，“开发了高新区，有很多商场，也有一些艺术展和演出，觉得确实还挺不错的。”深思熟虑之后，他们在太原订了一套“期房”，正式安家落户。
但是，令张珊没想到是“生存问题”成了他们一家人迁居太原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无论是创业还是上班，都满足不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开支。”张珊在太原开了一家花店，但她很快发现，就鲜花市场来说，拿到企业端的“大单”需要丰富的人脉关系，面向大众的市场主要走的是“低价竞争”，“不需要多好看，也不需要做品牌。9个月的时间，纯盈利两万元。”
张珊一家三口的生活成本全都系在了丈夫的收入上。“他一个月的工资大概5000元左右，在太原算很不错的收入了。”但是，扣去每个月需要还的4400元房贷，只剩1000元的结余做日常生活费用，张珊觉得捉襟见肘。
上有老要赡养，下有小要抚养，“虽然北京生活成本大，但我们核算之后发现是有结余的”。如果再过几年，可能工作就不好找了，经济压力之下，这对夫妻“回笼漂”。
2019年，卖了太原的房子，俩人带着孩子重新回到北京，进入互联网行业工作，如今他们的收入不仅可以满足日常开支，买房也在计划中了。
“或许怀念的不是上海，而是那群人”
很多人逃离一线城市的目的地并不是“家乡”，而是某个宜居的陌生小城，但在那里建立新的社交圈十分困难。
王心语的大多数同学都留在上海，在浙江小城唯一的熟人是和她一起入职这家公司的大学同学。“在这里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交圈，一方面是因为小城的公司员工流动性低，大家的年龄比较大了，聊不到一起；另一方面是同事的关系和朋友、同学还不太一样，你会觉得可能有一些是不能完全跟他们讲的。”王心语总觉得这里虽然是一家服装公司，但包容度似乎并不强。
“我刚来这家公司的时候，有一个实习生每天都会画一个比较浓的欧美妆容。但是我们这边会有工艺师说她化的妆太浓，感觉非常夸张。不化的时候又会说‘我都认不出来你了’。”王心语介绍，这里的工艺师，可能就是缝纫工出身，技术非常厉害，但是本身受的文化和时尚教育并不足，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少见多元的装扮。
每每这时，她就会怀念上海武康路一些自发的“文化时尚活动”，“先锋、自由且包容”，“也许这不是你的日常生活，对于时尚行业的人而言，确实可以提供一些创作的氛围和灵感。”
也有热心人给王心语介绍男朋友，但都不了了之。“这边的男孩子更倾向于找本地的女孩子，人家会觉得你总是要离开的，有太多不稳定的因素。”王心语说，她的父母倒是希望她能找一个外地男朋友，这样两个人如果有更好的机会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离开。
王心语总是想重新回到上海，大学的时候，她最喜欢和同学从学校骑共享单车到黄浦江边，边吹风，边聊天，边散步，也喜欢和朋友们逛上海稀奇古怪的市集长见识。
“或许怀念的不是上海，而是那群人。”她说。
让张珊印象深刻的是，“在太原，我很难融入‘小区社交圈’。”她常常觉得自己和周边人群的育儿理念格格不入。
回到北京之后，张珊夫妻找回了自己固定的社交圈，“大家时常出去玩一玩，也会一起商量着去干点什么，不管最后是否可行，朋友们总会讨论并提出建议，也会分享一些自己的见闻。”这是在太原很少有的体验：“因为在太原我们认识的人会比较少，大家的方向其实也比较明显，生活比较安逸，没有什么明显的欲望一起做点事情。”
在齐思瑶看来，从呼和浩特再次回到北京，自己重新拥有了社交兴趣和能力。“一线城市的人口基数大，意味着遇到有趣的人的可能性就会变大。”“回笼漂”后，齐思瑶有了更多的兴趣交新朋友，“和朋友聊天本身就是输入的过程”。
在北上广深，交朋友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
张扬在朋友们的眼中是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他在北京的朋友圈大多通过展览、话剧、电影和讲座建立。
“2020年之前，北大还没有封闭管理，我经常去蹭戴锦华老师的课，当时就认识了一些‘挚交’。”张扬说。
2021年秋天，他和朋友合伙开的酒吧倒闭了。同年11月，退了租，坐了16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回到包头。凌晨5:11到达，下车之后想吃个早餐，却发现大多数早餐摊都没营业。
他在朋友圈写道：“想必未来每一个饥饿的凌晨都会无比想念深夜两点出摊的北京早餐和30分钟可送达的外卖小哥。”
回家前，他带着下载了数千部电影的机械硬盘，买了手冲咖啡装备和投影仪，企图用一种“浅薄无聊但体面的”生活方式对抗小城“几乎空白的”文化生活。回家之后，张扬成了一名撰稿人。“不止影评，什么活都接。”
在包头，他也曾试着融入初高中同学的社交圈，但张扬遗憾地发现：“由于彼此的生活经历不同，和同学回忆完青春之后，便难再有共同语言。”他说：“最长的一次25天没有出门。”
“说实话头一次北漂会有一种恐惧，这个地方会使我产生不自信感，大家都太优秀了，我总觉得自己可能没有能力在这里扎根。”张珊说。
“北京一直都是这样，竞争强，压力大，节奏快；但再回来，总得明确地图点儿什么，可能是物质享受，可能是医疗资源，也可能是精神需求。”张扬说。
“除了收入这方面，我觉得最大的一点还是机会比较多，因为说实话每个人都会面临中年危机，在一线城市，解决各类危机的机会肯定会多一些，教育资源更有保障。”张珊并不后悔自己重回北京的选择。
“如果想‘回笼漂’，可能要趁早打算，即使在一线城市，女性在职场上也并不占优势，年龄越大越吃亏。”23岁的王心语已经开始有35岁危机，除了上海之外，杭州等新一线城市是她的“备选项”。
（应受访者要求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