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访调研发现，农村彩礼有的10万元、有的18万元，有的甚至30万元，比较高。农民主要靠打工种地获得收入，承受不了10万元以上的彩礼负担。”今年，一名来自华北地区农村的全国人大代表带来了一项关于治理高价彩礼的建议。
不久前，江西省大余县一则关于农村婚嫁彩礼的举报公告冲上网络热搜，接受举报的范围是：农村婚嫁彩礼超过人民币8万元，婚车超过6辆，婚宴超过15桌，每桌超过800元。大余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向媒体介绍说，发布公告的初心是提倡移风易俗，反对高价彩礼，公告主要针对农村，如果有条件好的家庭给出高价彩礼，双方自愿的话，也是允许的。举报后不设惩罚措施，以劝解做思想工作为主。
据媒体报道，多位代表委员在两会期间就高价彩礼问题建言献策。
多地婚俗改革为高价彩礼“踩刹车”
“结婚要‘万紫千红一片绿’‘三斤三两’。”按照习俗，家在山东西南某县的小超（化名）去女友家提亲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他告诉记者，女友父母是按当地习俗提的彩礼要求，前者指1万张5元钞票、1000张百元钞票、1张50元的钞票；后者是指三斤三两的100元钞票。
在甘肃陇东地区，彩礼风俗则另有讲究。当地男青年小航（化名）介绍，在老家，新郎在举办婚礼前要给新娘赠送“二程、珍珠、折义”，二程是戒指、项链等首饰；珍珠指衣服、鞋包等嫁妆；折义包括彩电、冰箱等家电。在婚礼当天，这些都要展示给亲朋好友。
为给农村彩礼“降温”，早在2019年，“高价彩礼”就被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点名。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3年提及“高价彩礼”。中央多部门近几年一直有相关“大动作”，各省份也在群策群力，对彩礼“限高”。
2022年5月，甘肃定西启动治理高价彩礼攻坚行动，给婚嫁礼金标出“不超过5万元”的指导价。今年2月，宁夏泾源出台文件进行移风易俗，鼓励彩礼不高于6万元，倡导女婿赡养岳父母，人情礼金不高于200元。
红头文件之外，还有很多地方正探索用柔性措施给高价彩礼“踩刹车”。
近期，四川凉山、河北河间、甘肃定西等多地相继公布高价彩礼问题治理的阶段性成效。据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宣传部消息，当地自移风易俗专班运行以来已制止10万元以上彩礼528起；河间市民政局称，该地自2021年行动起至2023年1月，全市新婚登记中“零彩礼”“低彩礼”占比88%，每桩婚事花费平均减少7万-15万元；甘肃定西公布，自2022年6月以来，70%的彩礼被控制在5万元以内。
高价彩礼的背后推手
对于农村出现高价彩礼的原因，上述受访的全国人大代表认为，女方好面子，觉得彩礼高，面子就大；有些女青年包括其父母觉得彩礼高些，婚后会增加一些安全感；互相攀比造成高价彩礼愈演愈烈。
整治高价彩礼并非易事。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对记者表示，过多限制可能会侵犯公民自由，而非强制性措施会使得此类现象难以在短时间内得以遏制。婚俗作为礼俗不能用法律去规范，只能通过倡议与宣传，让大众从心理上认识高价彩礼的不正当性。
对于农村适婚男性而言，高企的彩礼金额已构成婚姻的“不可承受之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刘成良在《因婚致贫：理解农村贫困的一个视角》一文中表示，“当前的趋势是农村地区的彩礼水平高于城市，偏远地区农村的彩礼高于普通农村”。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靳小怡在2023年1月发表的论文《透视“天价彩礼”：现状、成因与治理》指出，天价彩礼存在婚姻缔结被过度物化、农村家庭因婚致贫返贫风险上升、农村女性成婚权益受到侵害、大量农村男性成婚难甚至永久失婚等负面影响。
“如果男方不拿出女方要求的彩礼作为诚意，拿什么证明自己是真心想结婚过日子的？”站在婚姻的门槛外，一些女方家庭认为“彩礼是男方对女方的尊重，也是今后婚姻生活的保障金”。
有些待嫁女青年也处于“两头难”的被动状态，明知男方家庭本就负担着买房等开支，拿出数万元彩礼并不容易，但又不好轻易忤逆父母的心意，对父母的那句“是为你好”很无力。
还有人在媒人的推波助澜下出现攀比心理。以甘肃陇东农村地区为例，当地彩礼普遍为10万-20万元，但呈现出农村高于城区，越是偏远山区彩礼越高，还有以女青年的学历工作论彩礼高低的情况。
在该地及与其交界的陕西部分地区，因媒人“跑断腿、说破嘴”，说定婚事后，男女双方家长会赠送皮鞋作为答谢。然而，一些职业媒人为赚取中介费，怂恿女方家长索要“服装购置费”“离娘钱”“菜水钱”等，并从高价彩礼中抽成10%甚至更多。
春节是农村返乡青年相亲、结婚高峰期。记者注意到，西北地区许多职业媒人转战网络，有人将掌握的待婚男女青年个人信息、彩礼陪嫁要求等内容发到短视频平台；还有人将介绍成功的年轻人订婚、结婚视频发在网上，画面是一摞摞钞票和琳琅满目的陪嫁物品。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海鹰向大会提交了《关于治理高价彩礼 培育时代新风新貌的提案》，她建议相关部门开展专题调研，为精准治理提供依据；指导基层自治组织在村规民约中加入“限高”规定，提出具体约束性标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地方性法规。
看待彩礼需多一些“人间清醒”
“很多时候，农村适婚女青年对彩礼问题没有太多发言权。在一些因彩礼谈崩了的婚事中，高价彩礼对女青年的伤害尤甚。”西北某县女青年王丽（化名）说。
张伟（化名）在华北某市工作，他认为，送彩礼是男方向女方父母表示求娶诚意的方式，男方家应该出。但是，女方不能明知男方经济实力不允许还漫天要价，“如果非要给彩礼定一个标准，会感觉婚姻像一场交易，可能导致年轻人恐婚、晚婚”。
对此，受访的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各地尝试制订村规民约，通过成立乡村红白理事会，推行移风易俗，整治并消除高价彩礼、婚丧大操大办、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把‘低彩礼’落到实处”，在推行“低彩礼”的基础上，提倡“零彩礼”。
如今，很多地方的家长正逐步转变对子女婚嫁彩礼的态度，女方家长只因男方未满足其彩礼要求就阻拦婚事的情况变少了。彩礼的给付，已不再是“我索要，你给付”的单一处理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男方有房，女方就用彩礼陪嫁一辆车；男女都有房有车，就将彩礼作为小家庭未来的生活基金；男女都无房，双方就共担大额购房支出、共享住房产权，女方不再单提彩礼要求。
“零彩礼”，可行吗？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零彩礼”与我国传统婚俗相悖。公众不应只将目光聚焦在彩礼上，而忽略女方的陪嫁。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女方家庭将大部分彩礼作为陪嫁，交还给新娘或男方，当成新家庭的公共资产。
甘满堂分析指出，人口性别结构比例不均也是阻挡农村青年婚姻大事的原因之一。此外，考虑到个人发展与子女教育问题，很多女青年要求农村男青年在城市买房，给男青年造成购房经济压力。
“在遏制高价彩礼时，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适度的彩礼是必要的。”对于彩礼金额，甘满堂认为，“不超过全国人均年收入，是较合适的范围”。
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张改平在2021年全国两会上曾针对高价彩礼建议，加大中西部地区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投入力度，解除嫁女后顾之忧；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维护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总结推广各地婚俗改革试点经验，建立健全移风易俗长效机制。
今年2月14日，宁夏青年李铭（化名）参加了一场共青团组织的交友联谊活动，最近正与一名女青年相处了解。“如果感情谈得顺利，一定会全力以赴满足对方彩礼要求，但别太高。”他希望团组织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并在移风易俗中发挥骨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