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皇帝昏聩，宦官乱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百姓深受其苦。然而就是在如此污浊的时代之中，仍有一些官员心系家国、恪尽职守、拨乱反正、造福一方。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官职低微，并没有在史书上有浓墨重彩的记载，但人民没有忘记他们，口碑化作了一座座“颂德碑”，传承至今的《曹全碑》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明万历初年出土于陕西合阳县莘里村，1956年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曹全碑》碑身高272厘米，宽86.5厘米；正面碑文20行，每行45字。从碑文可知，该碑刻于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十月，是郃阳县吏民为县令曹全所刻的颂德碑，距今已有1800余年。
汉碑传世数量极其稀少，如今能看到的不过200余方，其中许多已残损缺字，更有不少原碑散佚，只能靠拓本传世。《曹全碑》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其碑文完好，字迹清晰，除出土之后因挪动产生了一条断痕外，几无损伤，加之有碑裂之前的拓本传世，故碑文所有字迹均可识别。
在书法艺术上，《曹全碑》可谓汉隶之中的精品，字体扁平，秀劲俊美，蚕头燕尾特点突出，结构匀整，在汉隶中独树一帜。历代文人墨客均将《曹全碑》奉为圭臬，清人孙承泽称其为“汉石中之至宝”。及至今日，对于习书之人，《曹全碑》都是必临之帖。
除了艺术价值，《曹全碑》还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碑文中涉及东汉末年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可以起到补史证史的作用。而通过对碑文的释读，我们亦可以还原曹全这一位东汉末年杰出的基层官员的人生轨迹。
曹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今甘肃瓜州西）人，生于河西走廊的边陲之地。他的仕途从凉州掾吏做起，举孝廉后，前往西域任职。东汉自班超通西域后，驱逐匈奴，平定叛乱，复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西域五十余国尽皆附汉。曹全担任的即是戊己校尉属官戊部司马。
当时疏勒国（今新疆喀什一带）发生内乱，和德弑君篡位，并且不向朝廷纳贡。曹全率军征讨，经过激烈的战争，取得大捷，“和德面缚归死”，西域各国闻之而惧，纷纷献礼。从碑文的记叙来看，曹全平定疏勒内乱之功，完全可以与傅介子、班超媲美。
借助王国维所倡之“二重证据法”，我们在文献上找到了与《曹全碑》碑文对应的史事。《后汉书·西域传》载，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疏勒王为其季父和得（即和德）所杀；三年，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戊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等，率三万余人讨伐疏勒。这些记载与《曹全碑》上的记载惊人契合。一般认为，曹宽就是曹全，“宽”可能为曹全表字中“完”的讹误。
不过奇怪的是，《后汉书》对疏勒平叛的结果，却是这样记载的：“攻桢中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与《曹全碑》中生擒和德、大获全胜的描述相去甚远。究竟是史书存在疏漏，还是碑文对碑主存在溢美失实之词？学界尚有不小的争论。不过毋庸置疑的是，《曹全碑》对于研究汉代西域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信息。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后汉书·西域传》在校勘时，就利用了《曹全碑》所提供的史料。
曹全在西域任职有功，迁为右扶风槐里县（今陕西兴平）县令。槐里位于关中，与汉朝故都长安相距很近。曹全以边陲小城出身，能够在这里任职，殊为难得。然而当曹全正准备大展拳脚之际，却遭遇人生的重大挫折，被迫弃官。碑文中记载“遭同产弟忧弃官，续遇禁网，潜隐家巷七年”，尽管叙述模糊，但“禁网”一词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曹全被卷入了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事件“党锢之祸”中，不得不蛰伏潜居。
这是《曹全碑》与史书的又一次呼应。东汉桓、灵时期，宦官弄权，败坏朝纲，引发清流士大夫的激烈反抗。宦官集团为了报复，将士大夫诬为“党人”，唆使皇帝下诏，对他们进行残酷迫害，轻则禁锢终身不得为官，重则处死，是为“党锢之祸”。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曹全碑》中对曹全的这一段被禁锢的经历只有寥寥数语，但人们依然从史书中找到了一些线索。据《后汉书·灵帝纪》载，熹平五年（176年）闰五月，永昌郡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惨遭弃市，“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推其年岁，恰与曹全“弃官”的时间相合。而李贤注更补充称“槛车送槐里狱掠杀之”，槐里正是曹全任职之处。许多学者认为，曹鸾很可能就是碑文中所叙述的曹全“同产弟”，而曹全正是因为曹鸾案的牵连才遭遇长达7年的禁锢。
光和六年（183年），曹全复出，二次举孝廉，并于次年三月出任酒泉郡禄福县（今甘肃酒泉）县长。而就在一个月前，张角兄弟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东汉王朝摇摇欲坠。这是《曹全碑》第三次与史书中的重大史事合辙。碑文曰“沃（妖）贼张角，起兵幽冀，兖豫荆杨，同时并动”，这一记录使《曹全碑》成为目前发现记载黄巾起义最早的文字实物。
黄巾起义的范围主要在冀州、徐州、豫州一带，并没有拓展到关中三辅地区。而《曹全碑》则补充了关中受到黄巾起义波及的珍贵记录——位于黄河西岸的郃阳县发生了暴乱：“县民郭家等复造逆乱，燔烧城寺，万民骚扰，人褱不安，三郡告急，羽檄仍至。”当时朝廷平叛兵力都集中在东部，无暇西顾，朝臣一致向灵帝举荐了曹全。于是，曹全再次从凉州“空降”三辅，担任郃阳县令。
曹全到任后，迅速平息叛乱，安抚百姓，并且着手在郃阳县发展生产，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碑文记载了曹全在郃阳的许多政绩，比如抚恤鳏寡的老人，自己出资购买粟米资助病弱之人，亲手调制“神明膏”为百姓治病。他整修屋舍，治理水患，鼓励耕织，选拔人才，短短一年的时间，一县大治，许多原本因战乱而背井离乡的百姓纷纷迁了回来。
作为一县父母官，曹全勤政爱民，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于是，县中的吏员、三老以及部分百姓捐资刻碑，就有了这块流芳千年的《曹全碑》。碑文最后，他们对曹全的仕途致以美好的祝愿——“君高升，极鼎足”。
在碑的背面，我们能看到多达50余人的题名，详细记载了捐资者的官职、姓名和捐款数额。史书对上层政治人物叙述较多，而对社会基层的架构和运作往往比较缺失，这份“花名单”也成为研究东汉基层职官制度的珍贵材料。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