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同事邀我参加一次班会活动，对象是大二学生，由头是有的学生感觉迷茫与无奈，希望我和他们聊聊天、交交心。
我首先回顾了自己的大学时光。那是1997年，我刚离开家乡进入省会城市念大学。当时，我和同学们都想好好享受大学的美好时光，弥补高中3年的艰辛。课余时间，大家经常一起逛街、打篮球，还频繁光顾校外的投影厅。到了大三、大四，相对紧张一点，为了备考研究生，早上会去树林或湖边背诵英语单词，但周末及平日的晚上，大家还是一如既往地谈笑风生。毕业后，我们班42人中，12人顺利考上研究生，30人找到了心仪或相对称心的工作。
对于我的开场白，台下学生各抒己见。“老师，早就时过境迁了”“老师，你听过‘高四’这个词吗”……一打听，我才知“高四”用以表达他们延续了高三时忙碌的学习状态与紧张的心理状态。
“除了上课，你们都在忙哪些事情？”我抛出了这个话题。大家争先恐后地回应：“我们需参加各种比赛”“早上8点前，要到教室早读，一周有三个晚上要到指定教室上两小时晚自习”……我进一步了解到，对于早修与晚修课，因为有人负责记考勤，所以不得不去，却不妨碍学生在教室里玩手机、睡大觉；对于一些讲座，有人负责点名：开始时点名，中途点名，结束时也点名。一些学生感叹：“每天都很忙，但不知道忙的事情有多大意义。”
上述内容很多与绩点（平均学分绩点）挂钩，绩点是总指挥棒，与学生各项利益直接相关。绩点目标导向下，很多学生都存在一种前置性思维：“这个事与绩点挂钩，我必须得参与”“做这个事，会不会提高我的绩点”“虽然这件事很有意义，我也比较感兴趣，但对于提高绩点作用不大，还是不要花时间了”。对于选修课，不少学生“抢课”的出发点是“需要拿到这一个模块的学分”，而不是“对这门课程很感兴趣”，结果是抢到课的学生在课上玩手机或忙其他事，一些真正感兴趣的学生却选不上课，造成资源浪费与错配。
作为衡量学习能力的量化表达，绩点当然有一定科学性，但现行绩点计算制度之外，还有其他可以被量化但未被纳入的内容，以及那些很难量化却很有价值的内容。比如，热衷于家乡建设与社区服务，平日里关心孤寡老人与留守儿童，这些行为同样是评价学生成长的重要方面，哪怕它们与绩点毫不挂钩。而当绩点成为唯一追求，绩点衡量学业水平的功能就会被异化。
如果仅凭量化方式衡量学生学业，学生为了理想的绩点不遗余力，学习就可能沦为一种精巧的“计算”——能看到眼前收益的、容易提高绩点的项目就投入更多精力，而看不到收益或“事倍功半”的就不花心思或直接放弃。在此过程中，大学生活的意义感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消解。于学校而言，要优化“绩点至上”的考评体系，实施多元化与多样性的考评方式，从而真正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于学生而言，绩点远不是大学生活的全部意义。
姚华松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