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托育服务仍处于起步阶段，又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影响，‘起步期’和‘疫情期’双期叠加。”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负责人杜希学在回答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提问时，指出了我国托育机构当下面临的困难。
杜希学说，七成以上托育机构运行时间不足3年，多数自筹建设资金，绝大多数属于小微型企业，在托育机构的运营成本中，“租场地”和“发工资”是刚性支出，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对于上述两项刚性支出，李建闻有着深切的体会，他从2015年开始就从事托育服务。他告诉记者，面积400-500平方米的托育机构大约可以招收3个班，每个班15-20名孩子。这样规模的托育机构在北京每月的运营成本为15万-20万元，其中房租和工资占比超八成。成本之所以这么高，和这个行业的特殊性有关。以选址要求为例，为了婴幼儿安全，托育机构选址要求不得在四层及以上、地下或半地下，如果不选在租金最高的一层，还需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从业8年，李建闻见证了房租以每年5%左右的幅度上涨。
新冠肺炎疫情也加剧了托育机构的经营困难。2020年，因为疫情，李建闻所在的托育机构停业了近8个月，停业期间，租金和工资还得承担。恢复经营时已经快到9月，又面临退费问题。
杜希学说，托育机构往往属于疫情发生时第一批被要求停业的经营主体，复工期限也远晚于其他行业。而停业的时间越长，托育机构需要支付的退费也越多。
李建闻说，房租、工资和退费是压在托育机构身上的“三座大山”。
国内的一项调查显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超过三成的婴幼儿家庭有强烈的入托需求。目前托育机构以社会力量投资为主，九成是营利性机构，绝大多数地方的托育服务收费超出家庭可负担能力。对于托育机构而言，由于成本降不下来，收费也降不下来。
李建闻说，因为政策导向，近几年很多创业者加入托育服务行业，但由于成本较高，很多托育机构又不得不退出市场。托育服务的供需矛盾尚未得到缓解。
为了扶持托育和养老机构发展，8月29日，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部门联合印发了《养老托育服务业纾困扶持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明确了房租减免、税费减免、社会保险支持、金融支持、防疫支持等6个方面、26条纾困扶持措施。
《措施》指出，养老服务机构和托育服务机构属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范畴、承租国有房屋的，一律免除租金到2022年年底。有条件的地方要采取管用举措，支持非国有房屋出租人减免租金。
《措施》还明确，2022年，各地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托育服务机构按照50%税额顶格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六税两费”。严格落实养老托育服务机构用电、用水、用气、用热按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的政策。
国家“十四五”规划已将“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这一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提出到“十四五”期末要达到4.5个的目标。把小托育纳入大规划，这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
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每千人口托位数在2.03个左右。杜希学说，大部分家庭期盼的方便可及、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务需求，目前难以有效供给，发展托育服务工作任务还很艰巨繁重，亟待相关扶持政策落地落实。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建闻为化名）
本报北京9月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