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0家。这是4个月的时间里，招聘软件记录下雍佳“主动接触”过的公司数量。
一年前，这个95后女孩还站在讲台上，以新东方教培老师的身份给小学生讲阅读的方法、写作文的套路和模板。作为考评的主要指标，她的“续课率”和“学生量”一直维持在高位，她也因此晋升为学科主管。
但师范专业毕业的她心里一度怀疑自己“误人子弟”，觉得教的内容“真的很应试”。她能感受到父母身上的焦虑已经“过了火”。“没办法，补课的就是比没补的分高”。
很快，高速行进的行业被踩下“刹车”。去年7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出台，教培机构面临转型。面对骤减的业务和薪酬预算，数以万计的从业者或主动、或被动地离开了这个红利消退的行业，开始一场新的职业大迁徙。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毕业就进入教培机构，拿过超出同期毕业生的薪资。一些人从过往的能力积累中找到新的职业方向，雍佳就是其中一员。她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投递出超过300份简历，面试了近50家公司，在今年年后成功入职一家互联网大厂。
她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在社交平台，引来同行数不清的咨询。事实上，很多人在寻求新工作和转型路径中并不顺利，他们有的简历遭到HR（人力资源专员）的“嫌弃”，在面试时被“压价”，有的在新公司再次被裁员、欠薪，有的迟迟无法找到心仪的工作，一边焦虑，一边靠赔偿金维持生活。
互联网招聘平台拉勾网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有7.4%的在线教育从业者继续留在教育行业，80%的从业者流出，其中8.7%流向游戏行业、6.8%流向人工智能服务行业、5.7%流向电商平台等。
在社交平台，有人分享，“前段时间老公接了个车险电话，开始称呼他先生，说着说着称呼变成家长，感觉是教培行业转型的同行。”
“你留在新东方应该也能火。”雍佳的朋友们调侃。6月爆火的“最有文化的直播间”，正是雍佳的前同事转型而来。这也让聚光灯再次打在了这群转型的教培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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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最后离职时间是什么时候？”“今天。”去年9月的一个周四，从HR口中得到这样的答案时，曹欣倩以为自己听错了。她躲过了公司的第一批大裁员，以为自己是幸运的。“双减”政策落地后，HR开始找各部门谈话，她看着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工位空了一大片。
作为“双一流”大学对外汉语专业的研究生，这个安徽姑娘在2019年毕业后“顺理成章”地被高薪资吸引进入教培行业。在学而思工作了两年，跳槽到新东方在线成为学科主管，除了在线授课，还负责公司一些“一对一”教师的培训。领导一度告诉她，“一对一”的业务可以继续。没想到，不到一周，HR就拿着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找她谈话。
她能感受到公司的财政在缩紧。刚来时，公司可以支付她在打车软件的专车行程，渐渐变成快车，直至不能使用。考勤也是一样，一开始，她在地铁站就能用手机软件打卡，可以悠闲地买个早餐再走到工位，随着教培行业监管风声越来越紧，打卡的范围也越来越小，最后改成人脸识别。“印证了一个说法，当一个公司严查考勤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出问题。”
“我有这个预期，但让我当天就离职，心里还是不能接受。”她那时刚跳槽到新公司4个月，没来得及平复心情，就又打开了招聘网站。
几乎在同一时间，曾婉如也在找工作。她刚刚经历了人生的第二次裁员。2018年毕业后，她加入朴新网校，成为一名英语教师。2020年11月，因为公司的业务线调整，她所在的朴新网校从集团剥离，她选择离开。当时，在线教育行业正如火如荼，很快，她就以英语教师的身份加入了另一家在线教育公司作业帮。
在那里，她除了答疑解惑，还负责“答主”的社群运营。13万“答主”基本是兼职，主要由“双一流”高校的大学生构成，也有部分一线任职的教师。他们帮助实现作业帮App的核心功能——拍照搜题。公司把市面上教辅材料的题目扫描入库，分发给“答主”完成。如果用户上传的图片是数据库里没有的新题，“答主”则像外卖骑手接单一样，接手解答，审核通过就能获得4-6元不等的报酬。
曾婉如要把这些“答主”组织起来，还主办过几次线上分享会。她要解决“答主”们形形色色的问题。有的“答主”会在群里讨论某道题的解法，一言不合就在群里battle（对决）。有的向她抱怨，自己的答案明明是对的，却被审核判断为错误。有的则反馈，时间充足的时候想多领点题，却因为系统是按“答主”的等级分配而无法实现。
她还从零开始搭建了所在团队的公众号，负责内容更新，很短时间就实现了10万多人的关注量。这些她引以为傲的工作经历，在她试图转行时却帮不上忙。“你之前做的这些在我看来也不是什么特别牛的事。”一些面试官的话让她感到很不舒服，“最近像你这样出来的人多了去了，你觉得你的优势在哪里？”
“受人嫌弃，感觉好像我们没有价值了一样。”她记得去年7月底，几乎整个部门一起接到了HR裁员的通知，一排桌子，一个放着协议，一个摆着箱子收工牌，一个箱子收工作电脑。“给您N+1的赔偿，签了字你就可以走了，不用来了，工资结到月底。”
她当时甚至有些庆幸，“公司裁员比较早，市场竞争还没那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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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佳能够感受到竞争的激烈。去年8月，她就开始学习新领域的知识，在招聘软件上投简历，也投一些小公司积累面试经验。到了10月她发现，“能得到的回复不多了”。她和同事最初觉得新东方的平台不错，预期都挺高的，“去不了字节，去不了腾讯，最差去个百度。”但投了两个月简历，发现这些互联网大厂连面试机会都不给。
“很多公司看到你是教培相关的简历，它完全不搭理你。”甚至有公司在招聘需求中注明，“不要教培人”。
当时秋季学期还未结束，课程因政策被收缩到周中，很多学员选择了退费，老师们的收入下降得很快。政策不允许在周末进行学科培训，公司又要“开发新产品”，他们就组织到颐和园“研学”的“写作半日营”，老师们“像导游带团一样周周去颐和园”。
那段时间雍佳尤为挣扎，改了20多遍简历，每天简历都投到招聘软件设置的上限。她花4698元报了为期半个月的线上职场培训课，感觉“被割了韭菜”。“讲师也是大厂来兼职的，讲一些互联网的基础知识，比如产品分析、电商模型，但一节课有一半时间都在让你分享上节课的作业，更像是职场人来讲自我提升、提高工作效率的东西，对面试没有帮助。”雍佳说。
她还花钱报过职场社交软件上大V开的面试简历辅导课，发现“这个人特别不靠谱儿，差评很多”。她也遇到过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团队，教她简历怎么针对岗位要求进行修改，对她的意向岗位进行面试的拆解，分析面试官可能提的问题，甚至会告诉她问题应该怎么答。“一般会把他们说的那些话记下来，然后多面试几次就OK了，能通过他们的思维去回答了。”
在“升级后”的简历里，她完全隐瞒自己从事教学几年、教授多少学生的经历，“如果写在简历上是会被歧视的，公司看重的是你有没有和岗位相关的工作经验乃至资源”。她会根据岗位的方向不同，在简历的“学科运营”或“开发教育产品”上侧重修改。
真正的问题是“隔行如隔山”。面试过程中雍佳发现，面试官让她分享过往的工作经历时，往往她讲得挺开心，自以为挺好，但坐在对面的人根本听不懂。“很多词和逻辑都是不一样的，不在一个体系。”
她举例说，“教培行业把低价吸引新学员的班叫‘入口班’，把学员转化到‘正价班’叫留存，学员毕业后要引导他报下一阶段的课程，这叫‘出口班’。”但面试官可能听不懂，她后来学会用“互联网黑话”解释：“拉新”“增加用户黏性”“延长用户的生命周期”。
有时她也没听懂面试官的问题，“好几次我回答完之后，他会重复再问我这个问题。”她只能在面试结束后复盘，回去搜索诸如“数据指标体系”“用户模型漏斗”的知识，让它们化为己用。
面试了近50家公司，她也有了自己的感悟，“面试时，除了简历要精彩，有数据之外，真正显示实力的部分可能就占30%，20%是展示和表演，剩下50%是诚恳。要让面试官相信简历上的东西是你自己做的，你有能力胜任这个岗位。”
去年11月开始，雍佳陆续接到录用通知，她心里有了底气。12月28日，她结束了在新东方两年的工作生涯，一个多月后入职互联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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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教培行业来投。”在被辞退的那个下午，曹欣倩看到了这样一条招聘启事。
岗位来自一家老牌招聘网站，工作内容是“负责直播的工作，涉及出差，写直播脚本，负责直播间流程把控。”
投递不到20分钟，曹欣倩就接到了面试电话，按照要求，她还提供了自己的讲课视频和之前写过的文案。仅仅两天，新公司就通知曹欣倩入职。直播是这家招聘网站的新业务方向。在曹欣倩所在的工区，悬挂着标语“万里长城永不倒，直播团队少不了”。
她所在的团队，7个员工中，5个都来自教培行业，曾婉如也在其中。团队主要向企业用户提供直播产品，让企业在该网站的直播间推销岗位，“直播带岗”。
“感觉直播和上课是有共同之处的。”这是曹欣倩选择这里的原因。进入教培行业时，她经历过一个半月艰苦的练课磨课，“一节课的内容让你选讲10分钟，领导批评你1个小时：哪里语速不对，哪个知识点讲得不对，PPT哪里做得不够好……”每天练到凌晨两点多，4点多吃个火锅，早上9点继续练课。有来自东北的同事讲课带口音，领导安排他们每天照着《新闻联播》练发音，直到纠正标准。
寒暑假前，她也要经历将近半个月的拓展培训，同样是练课。培训的终审是把自己上课的视频录下来，拷贝到大屏幕上，领导们当面点评。曹欣倩回忆，“上课过程中，一个语调的起伏可能就会影响学生的情绪，特别是在线课程，所以要反复练。当时真的尴尬，但被‘拷打’出来了。”
这种“拷打”让她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今年“6·18”期间，她化着精致的妆容，坐在镜头前向招聘企业直播介绍“岗位代播”新产品。“我们的带岗主播能够给大家职场建议，推荐最好的公司和最好的岗位、足够专业的人。”平均每分钟有近400个汉字从她的嘴里吐出，配合抑扬顿挫的语调，时不时插几个段子，信息密集又不让人厌烦。她的手边摆放着一个两升容量的大水杯，时不时润润嗓子，那是她当老师时就开始用的。
曾经很多学生喜欢曹欣倩大大咧咧、咋咋呼呼的性格，“就吃你这一挂”。 在教培机构时,每个老师都要形成自己的风格，有的是“温柔姐姐”，有的是段子手。他们给曹欣倩PS了一个表情包，“仙女姐姐来上课了”。有时曹欣倩的一个电话，就能解决让家长头疼不已的问题。150元的“入口班”往往有几千人来上课，“愿意为你付4000多元留下来的学生，一定是特别喜欢你的。这一点也和主播特别像。”因此，她在直播时也不会拘谨，大胆地表达自己。
团队负责人刘甦记得，曹欣倩刚来时，直播带岗刚刚兴起，带货主播的“话术”市面上很多，但怎么在直播间里把岗位推荐给用户，并没有相应的模式。曹欣倩翻书、查资料、研究别人的直播，很快出了一套类似教案的培训手册。“很系统，这是她教研能力的体现。”手册里，主播要把公司福利像“知识点”一样做拆解和分析。比如，“五险一金”分别是哪方面的福利，包吃住怎样介绍给求职者，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什么具体的影响。
这是教培行业的经历在她们身上留下的印记。这种印记有时也会在新领域“帮倒忙”。曾婉如刚开始直播时，在没有弹幕互动的情况下，会不自觉地说“好的，我们来讲下面这一块儿”。领导批评她，怎么老是“好的好的”。她回想起来，这可能是以前练课时，模拟学生回答问题留下的习惯。
雍佳也发现，以前在教培行业，她喜欢把一个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让别人能听懂，但在互联网公司不一样，“写周报的时候要在PPT里加上各种黑话，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刘甦从2000多份简历中筛选出了100人面试，最终留下了曹欣倩等5个曾经的教培老师。在她看来，作为一个面向公司客户的岗位，很多时候要平衡各方需求的冲突，需要较高的沟通能力，既有亲和力也不能被带跑偏。这是她为什么在招聘时注明，“欢迎教培行业来投”。
“教培行业出来的普遍更加务实‘扛造’、有执行力。”她甚至觉得，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遭遇一个行业性的重大挫折，也不是毫无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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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凯没有想到，他迎来的是接二连三的挫折。
2019年毕业后，他曾到一家小贷金融机构做管培生，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公司倒闭。失业的他入职了一家线上教育公司做辅导老师。与主讲老师相比，他的工作是督促和辅导学员线下完成作业，同时维护与家长之间的关系。
“辅导工作非常繁琐，价值感和成就感要靠自己找。”他服务的用户很多来自四五线城市，这一度让孙凯认为，自己一定程度上能帮助实现教育公平。他曾和厌学的小朋友单独约定，完成作业或者学习成绩进步，他自掏腰包邮寄小礼品做奖励。他也曾耐心给家长讲述一个女孩的进步，让“觉得女孩上学不用花太多钱”的家长重视女儿。在家长续报时，他的续费率总是排在前面，他也因此得到晋升。
“双减”政策落地后，学科课程必须放到周中，他看到同行大量时间用在催学生上课，催“课程数据”，面对孩子没时间、家长想退费，又要磨破嘴皮“挽单”。这让他非常苦恼，“眼睁睁地看着你所做的事情已经弊大于利”。
他认同好未来创始人、CEO张邦鑫在线上告别会直播时的反思，“是不是增加了学生的经济负担，是不是制造了焦虑，扪心自问，或多或少都是存在的。”那天是去年12月22日，一周后，大量好未来老师离开了这一行业。
孙凯在11月选择主动转型，和HR提离职时，对方十分惊讶。他所在的公司已经决定12月底将裁员，主动离职将失去一笔可观的赔偿金，“为什么不多等一个月？”他想过这个问题，“12月都裁员的时候，市场竞争压力会更大。”
研究了当时各家在线教育机构3个转型的方向，做教育硬件、素养教育，还有“出海”做面向外国人的中文教育，孙凯选择去一家在线教育公司的素养项目做互联网运营。他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转型经历，并给想转型的同行提建议。很多人在评论区“接好运”。
好运并不长久。4个月后，公司发现编程、口才、美术、写字等一系列课程，除编程外，能够盈利的很少。今年春节后，这家公司对素养方向进行了裁员，孙凯又失业了，“当时对‘双减’的影响还没有特别深刻的认识，后悔放弃了之前的赔偿金。”
离职后，他来到一家面向成人的在线职业教育机构“开课吧”。从今年5月底开始，这家机构深陷欠薪和裁员危机，还被爆料拖欠学员返款。6月29日，开课吧创始人、CEO方业昌发了一封致员工的内部信，他承认，公司几个月里的现金缺口都在每月一个亿左右，他通过个人信用借款、个人投资抵押和个人资产抵押等方式负债10个多亿投入到公司。
但对孙凯来说，这些钱于事无补。从4月开始，他就没有收到公司发出的薪资。他删去了社交平台上自己转型经历的分享，尽管那曾让他获得成百上千的点赞。“侧着睡总是听见什么声响，趴着睡又压着我的心脏，平躺的时候眼睛总是想睁开看着月亮。”他陷入了失眠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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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出路在哪，困扰的不只是孙凯。有人选择了暂时休息，“回家生娃带娃”。有人在家准备教师招聘考试，“考上了万事大吉，考不上就真的‘家里蹲’了。”薪资待遇是困扰他们转型的原因之一，有人抱怨，面试的公司薪资不到以前的一半，实在接受不了，“啃老本中”。
有人铤而走险做“私教”，自嘲“富贵险中求，一边焦虑一边暗爽”“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一位在北京的受访者透露，她所在的四五个教培老师的500人群，经常有老师发来家长带着报价的辅导需求，“从小学到高中，线上线下都有，语数外物化生各科都有”。甚至介绍人都能拿到几百元的中介费，“家长的需求非常旺盛。”
张成也还在找工作。失业半年，他一直没找到心仪的转型方向。去年年底，他所在的好未来转型，如果留下，他有机会转到素养项目，但他还是决定拿“N+1”的赔偿金走人。
他分析过几方面的原因：“经济层面，没有课时费，薪资会下降，很不划算；业务层面，换了新的部门，业务不熟悉，很多职级比我低的小伙伴已经过去把‘坑’占了，去了没有发展；大环境层面，素养教育同样在‘双减’的监管范围内。”
“我对前东家非常信任，也非常喜欢这份工作，从来没动念想要去找工作。”此前，张成连招聘软件都没有注册，结果等他离职时， BOSS直聘接受互联网安全审查，新用户无法注册，“很多互联网公司都接触不到。”
他想投互联网大厂，有公司愿意给他机会。但“北京的业务刚招满人”，希望他能去上海。张成已经在北京生活了五六年，也安了家，他拒绝了。他面试过成人教育机构，发现双方差别很大。“学科培训没有脱离线下的土壤，消费者是家长，体验者是孩子；但是成人教育纯靠在线获客，面对的也是体验者本身。”他还拒绝了一家兴趣辅导机构发出的邀请。“他们在朝阳区，主打线下门店，我觉得风险太高，不像学科培训还能转成线上。”不久，北京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反弹，这家机构被迫停课。
疫情也暂缓了张成找工作的步伐，他开始审视自己内心的变化。从二本学校毕业，进入好未来旗下的学而思培优，一路成为主管，张成靠的是“拼”。5年来，他从没有过周末，现在，行业没了，“相当于之前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所有的行业积累都没了。”他在找工作时不太考虑那些“内卷”的公司，“我现在也有家庭，拼完之后最终还不知道是怎么样。”
在他看来，这段时间给他最大的教训是不能孤注一掷地去做一件事，“抗风险能力啥时候都得有，要有第二职业去避险。”
新东方董宇辉的爆火让张成重新获得了某种信心，他希望这个行业的人都能像他们一样，经历了几个月的无人问津后，有一个华丽的转身。
（应受访者要求，孙凯、张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