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是一所普通地方院校自发生长的一个社团试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可能都不具备新闻的“爆点”：非名校。不论是学校还是学生，似乎都缺少一件传统意义上的光鲜亮丽的“外衣”。缺经费。社团早期去贵州山区支教，没有更多的经费支持，靠的是老师和毕业学员一两百元的捐资维系。去功利化。在这里，没人谈论成绩，平时的晨跑，不来也没有人会记录。结业时没有学分奖励，也没有对考研、找工作有益的证书……
但是，18年了，这个不具备各种新闻“爆点”的社团报名依然火爆。而与它的理念——“把普通的人培养成更优秀的人”——相关的争论从未停止。在校内的BBS上，就有过三次大讨论，焦点就是“在自认为优秀的素质班成员眼中，什么才是牛人？”一位同学的回复代表了多年来社团的探索意义所在：它真正的强大不在于现在，而是在厚积薄发的未来。
实际上，很难用传统的成功标准去衡量这个社团成员的成才概率。在18年坚持的背后，正如另外一位参与其中的同学总结的：是教育回到了本来的样子。在这里，教师回归本心，做学生的摆渡人；学生回归本心，找到了成长的内驱力。
我们刊发这篇文章，是希望在当下，这种探索能给更多的教育工作者以启迪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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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经济学院，一所普通的地方高校，“悄无声息”地办了一个长达18年的“素质班”社团。
在素质班十周年庆典上，300多名已经毕业的学生从全国各地悉数赶回团聚；学生的成长史被记录在330多万字的“大学记忆系列丛书”中，很多人不约而同写道，在素质班的日子“改变了命运”；不少高校院系的领导前来学习，要把这个社团的模式带回去。
依托素质班，有学生抱团创业办酒店，把素质班的二十条规定搬到了酒店管理中；有人把素质班贵州支教的故事拍成了微电影《守望》；哪怕是10年前毕业的学生仍常回学校参加晨跑、贵州支教活动。
一群青年学生聚集在素质班，渴望改变，渴望上进，渴望消弭在大学中的迷茫与苦闷，唤醒自我。
指导老师宋健被人称为“疯狂的老宋”，现为湖北经济学院合作发展处处长。2004年，时任该校工商学院党委副书记的老宋一手筹备创立了这个社团——他想做一场“触及心灵”的大学教育改革。
在往日的回忆录里，这位对社团几乎倾注了所有业余时间的老师奋笔写道：素质班要让学生“忙起来，学起来，快乐起来”，要激发学生对生活的热情，对自我的认知、对生命的思考。
“不为考试加分，只为成长加分。”素质班结业时没有学分奖励，也没有对考研、找工作有益的证书，但每年依然有不少热情高涨的学生申请加入，哪怕是成为素质班的编外成员。
“二十条规定”
在加入素质班之前，2017级经济学专业的吴曦是质疑者之一。
校内的腾龙大道上，他曾远远地看见一面鲜红的旗帜下一群人晨跑，喊着整齐的口号。
那是6点半，天刚蒙蒙亮，在这所位于武汉郊区的校园里，大部分学生还沉浸在睡梦中，路边一些商铺灯色昏暗，而这一群跑步的学生无疑是引人注目的另类。
“素质班的教育可以改变什么？”
吴曦观察了许久，他打算加入这个组织，破解其中“二十条规定”的神话。
第八届素质班小组组长胡羿是他在素质班的引路人。从成为“插班生”的第一天起，每个周一早上6点，胡羿会准时出现在他的宿舍门口。
清晨6点25分，素质班的成员会在校训石门集合。他们站成两队，绕着腾龙大道，响亮地喊上三次素质班的口号：“忍辱负重，坚韧不拔；首战用我，用我必胜！”跑过3000米后到达校东门的升旗台，开始晨跑演讲。一个学期里，每个人要站在国旗下演讲一次。
“二十条规定”是维系素质班18年运转的核心。
素质班手册里写道：每天早晨7点之前起床，晚上11点左右就寝；每天看新闻20分钟，并写下评论；每个月做一次义工，时间不少于两个小时；每个学期写两封信，一封写给父母或兄弟姐妹，一封写给自己曾经的同学；与人辩论，结交师长，学一首歌、一支舞，做一次社会调查……二十条的要求可以细化到完成时间、数量要求，涵盖体育锻炼、文学艺术、社交交友、社会实践等，然而没有一条跟学分、保研、就业等挂钩。
“二十条规定”的探索跟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1999年开始，高校大扩招。到了2005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300万人。
随着改革的齿轮加速转动，一批高校向人烟稀少的城郊扩张，无数学生的命运发生改变。不少高校师资的增幅、基础设施的配套还不能完全跟上学生人数的增长速度。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04年，湖北经济学院历经三校合并后，搬迁到武汉汤逊湖畔大学城。宋健很快注意了校园里的新变化：大学扩招了，“天之骄子”成了普通大学生；搬迁后上完课就走的“走教老师”多了，校园文化活动少了；部分80后的独生子女一代高考后对学习丧失热情，破除包分配后的就业形势愈加严峻，一些大学生的心理问题频发……
让宋健痛心的是，一些学生在大学里的生活是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大部分时间不是睡懒觉就是上网玩游戏。“对应试教育的依恋让一个人脱离了对生命的热爱，必须让他们重新找回内在生长的动力。”
2004年年末，宋健草拟了《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方案》，交给了学校领导。这个始终在学生工作一线的老师有一个“野心”——就是要寻找一套最适用、最有效的方法，把普通的人培养成更优秀的人。
第一届素质班招募，104份报名表收了上来，面试筛选后，实际录取40人。
有想报名素质班的同学咨询宋健：素质班是不是只招有素质的学生？招新考试要不要考英语、数学？宋健的回答只有六个字：自愿，诚信，意志！
“在素质班没有人谈论成绩。”第九届素质班成员、物流专业的陈清昊记得，面试时学姐拿着他的报名表，“说我的字写得很好”。被学校三个社团婉拒后，在这一场面试中，兴趣爱好、特长、能为素质班做什么等问题通通都没有出现，“第一次有人表扬了我的字迹。”
第三届素质班成员吴念念在面试时曾被淘汰，她找到老师宋健争取机会，成为素质班的一员。按照“二十条规定”，写散文、撰写新闻评论、给父母和老师写信。
离开大学前，她汇总了在素质班所写的文章，整理出15万多字的《我的大学记忆》留给素质班，也复印了一本偷偷塞进常年在外打工的父亲的背包里。父亲走到哪儿就把书带到哪儿，下了班在工棚里一页一页地读，在字里行间找到从留守儿童成长起来的女儿一点一滴的心路故事。
“二十条规定”并不是强制性要求。带着质疑进入素质班的吴曦发现，“即使你不来跑步，没人惩罚你写检讨，也没人对你说教。”
可一群20岁出头的大学生们却“顺从”地将其运转了18年。其中的密码或许需要在细节中找寻。
“唤醒自我”
让当年的质疑者吴曦难以忘怀的是2021年跨年之夜的那个约定。
已经毕业的他从扬州出发，当年的素质班同学陈小兵、胡羿从上海出发，重回大学校园。
2022年1月1日的清晨6点25分，像是一场庄严的典礼，他们带着第九届成员，举着素质班的旗帜排成一列，在万籁俱寂的腾龙大道上，喊着口号奔跑。
“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跑步，而是一种姿态、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吴曦明白，大家是回来充电的，“不是素质班需要我们的回馈，是走上社会的我们依然需要从素质班汲取养分。”
这是一个公益社团组织，这是一项在校园没有任何功利的试验，甚至是自讨苦吃的修行，为什么那么多大学生自愿申请加入？
在如今已经泛黄的素质班申请书上，第一届学生张珍用2000余字篇幅记录下自己入学两年来的反思：喜欢和室友逛街，崇拜高档奢侈品；和朋友外出聚餐，一顿饭花上父母两天的开销；羡慕同学的电子产品，缠着父母硬是给自己也买了一套；网络上下载论文当作业交给老师；到了大二，容易暴躁，接受不了挫折和失败……
“二十条规定”里的内容让她怦然心动，她在申请书里写道：“我觉得只要每天按照二十条里说的去做，一些坏习惯都有可能慢慢地改掉。”
在素质班里，从农村偏远地区考进这所普通地方高校的学生们更迫切地要找到成长的出路。
第二届学生赵华琼也在反思自己：父母供自己读书不易；到大二了，自己曾立下的英语四六级通关、拿下注册会计师、参加学校活动等目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剩下的时间我再也不能浪费了，不能让自己将来回忆起大学来尽是遗憾。”在她的观察中，身边不少同学逃课、睡觉、打游戏。她渴望成为有理想的新青年。
在素质班，成员们践行“二十条规定”，一个个项目“打卡”。他们在“无用之事”上找到了自我的力量。
在加入素质班之前，陈清昊曾将自己定义为“高考的失败者”。从贵州南部山区的一个镇上走出来的他，原本在高中位列班级前十名。而从外出务工的父母口中，零散地知道了上海的故事，他原本的梦想是考到这个摩登城市读书。高考失利后，拿起招生目录，陈清昊第一次翻到了这所地方高校。
开学之初，班上临时竞选班委，有三四个同学举手，上台一口气说完了竞选理由和优势。从高中就是副班长的陈清昊一直没有上去。
在素质班里，身边的同学陆续都会站起来发言，这样的氛围让改变成为顺理成章。轮到陈清昊了，他在心里打好草稿，站在人群中间一次次分享。期中，在班级进行作业展示时，陈清昊和一个从小就在广州外国语学校读书的同学同台竞争，发现老师给两人的分数竟不相上下。
“身体随大流、意识又渴望不平凡。”宋健总结这群孩子的状态，“大学教育就是要帮助他们唤醒自我。”
“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
不同于传统的社团、班级的管理，在素质班，老师退居到朋友，甚至是社团成员的角色。18年来，宋健经常陪着素质班学生开交流会、办活动、跟学生谈心。他的妻子成了社团的写作课老师，女儿从中学开始跟着素质班一起成长，而今研究生毕业的女儿也成了一名大学的辅导员。学生说，素质班给人一种家的感觉。
在素质班，“团队”“集体”的力量被不断强化，最终又推动个体不断向前。
“三天两夜生存大挑战”“年度社会调查”“暑期支教”……每次参加完活动，一群激情环绕的青年学生聚在一起分享感受，所有的发言汇聚成一本本班刊《大学记忆》。
一届届素质班精神的传递不仅靠情感维系，素质班还摸索了一套过渡负责人制度。以两年为一个培养周期，已结业的成员自愿竞选成为过渡负责人，不定期开展往届交流会，“毕业生们”把素质班的文化、故事、活动传递给“新生”。
譬如依托着这项制度，运转了11年的素质班支教活动。
2007年，第一届素质班学员梁祖德成为学校唯一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后，来到贵州省麻江县大山深处的申信希望小学参加活动。10多年来，这所小学没有新的任课老师，学生上课要走上一个小时的山路；1000多人的麻江县中学，一年考取本科的仅有十几人。
“用素质班的理念影响山里的孩子们，或许会带来一些改变。”2010年，在素质班的五周年庆典上，梁祖德等人倡议，能否在素质班内部组建一支队伍，赴贵州山区进行素质教育支教。
这一提议让宋健眼前一亮。在大学前的教育，孩子们被过多的校外培训课程掏空了好奇心和求知欲，而素质班的理念就是要让孩子们“快乐起来”。
一支没有学分、不能保研、自贴经费、条件艰苦的素质班支教队由此催生。
每一年，支教队队员坐上14个小时的火车硬座，从湖北武汉赶到贵州凯里，再乘大巴车到麻江县，转乘面包车扎进黔东南的深山。
素质班的成员也在支教活动中慢慢地聚成了一个大家庭。起初在贵州支教，白天，队员们在教室里上课；晚上，就将桌子拼起来当床铺。学校里唯一的公共厕所是敞开门的，队员们每天下课后相互把门，躲在里面洗澡。
从2010年至2021年，支教的力量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第一次支教的申信希望小学，到周边的6所小学；从贵州麻江县延伸到湖北巴东县，支教队员达184人，受益学生1000余人；从依靠宋健老师和毕业的素质班成员100元、200元的捐资维系，到两年前宋老师的一位学生一次给团队捐助了200万元。
第七届素质班成员曹梦递去湖北巴东县清太坪镇姜家湾教学点里支教家访，看到学生家中堆满了玉米和土豆，墙是用砖瓦砌成的，一家人靠卖农作物产品为生，她一下子被点醒：“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不热爱生活，珍惜所拥有的呢。”在大学课堂上，曾私下抱怨过课堂上老师讲得不够生动有趣的第八届素质班成员游思源，在给贵州孩子们上过两节课后，才明白“教书育人是多么不容易”。
“哭过、笑过、累过、痛过，最后成长。”在回忆录中，参与过支教的吴念念写道：“素质班改变了我的价值观，让我从自我封闭的小圈子里走出来，让我不再只关注自己，而是把心放在一个更大的集体里，去付出，去耕耘。”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如果没有素质班的一群人，第三届素质班成员王林蓉也不敢想象从小爱生病的自己有一天可以负重登山。在素质班成员帮扶下，当第一次爬完10个小时的山路，站在山顶的一刻，她感受到了“一个团队勇敢的力量”。一年半的时间，王林蓉参加了52次晨跑。她说：“要想跑得快，就一个人跑；但要跑得远，需要一群人跑。”
2008年吕忠梅调到湖北经济学院担任院长。她常常看到一面红色的旗帜飘扬在校园里，一群孩子迎着朝阳奔跑，“带着强烈的青春气息、挡不住的勇往直前”。这个资深的教育工作者赞叹参与教育探索的老师和同学们“有着一颗不平凡的心”。
这位而今的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曾赠给素质班这样一句话——“如果我们的校园里有更多这样的群体、这样的人，学校只会越来越好！”
“这或许就是教育本来的样子”
18年来，在湖北经济学院校园“山水藏龙BBS论坛”上爆发过三次大规模有关素质班的讨论。有人发帖质疑：“你们一味在强调素质班的优秀，在素质班的人眼里，什么才是牛人？”
第二届素质班成员邓春华在帖子下面回复：“它真正的强大不在于现在，而是在厚积薄发的未来。”在她看来，走出了这所普通的地方高校，从素质班里学到的综合能力将会在未来社会中展现出新的竞争力。
一个个具象的素质班成员的成长故事，或许能说明一个学生的潜能是如何被素质班激发的。
第一届素质班成员赵俊涛在入学一个月后曾萌生退学的想法。他的老家在湖北荆门乡村，二十几户人家，走出了32名大学生、4名博士。姐姐姐夫都是大学老师，那时候父亲对他的期望是“考上复旦大学”。
高考失利后，他从理科转为文科，成为湖北经济学院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备感失落的他，当年是最后一个加入素质班的。在这里，他发现每个人的闪光点被不断放大：“有的人爱好哲学，有的人擅长体育，有的人喜欢历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
参加活动，是赵俊涛对素质班最深刻的印象。每周素质班都有活动，由宋老师带着三十几个学生去野外拓展训练、去读书、去和其他院校交流。一次在编辑《大学记忆》时，他和彭逵从学校藏龙岛跑到几十公里外的市内文印社，拉着一位编辑加班排版，忙了一个通宵，完成了任务。“素质班的价值是让一群人合作完成了意志力的训练，发现自己的闪光点。”
参与活动多了，赵俊涛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管理能力和口才。他曾带领团队参加校外比赛，打败了不少著名高校的学生，拿下了光谷地区优秀促销组长的称号。
毕业后，在苏州一家公司工作的赵俊涛很快升到了销售经理的职位，随后放弃了30万元的年薪回到武汉，和素质班的毕业生合伙创办一家酒店，很快发展成多家连锁，年销售上千万元。
创业成功后，赵俊涛在武汉两家职业学院办起了“英才班”，一个班有20多名学生，十二条班规大部分借鉴了“二十条规定”。他甚至提供学习和活动的平台，动员酒店的管理人员、保安、清洁工要“忙起来，学起来，快乐起来”。
18年的时间，素质班办了九届，共计培养近500人。几年前，宋健带着新一届的素质班成员对往届学生展开回访。几乎覆盖全部毕业成员的调查结果显示，文字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执行力的培养让素质班毕业生在工作时获益匪浅，会说会写、独立思考、积极向上，是用人单位的普遍评价，“这印证了素质班的二十条培养理念”。
毕业10年后，第三届素质班成员陈婉现在已是家乡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大坪乡政府的党委副书记。回首在素质班学习的点滴，陈婉感恩那时候“痛并快乐着”的写作经历。
英语专业出身的她原本对写作一窍不通。加入素质班后，“二十条规定”要求每天看新闻并写下评论。她从一两百字的小稿练起，常常跑到图书馆看社会学、历史学等书籍拓展知识面，慢慢地在《大学记忆》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
时至今日，在政府工作的她成为单位的“笔杆子”。“素质班的教育给了我一种潜移默化的引导力。”
从素质班毕业后，会计学院2009届毕业生刘维带着父母参加了素质班十周年的聚会，推荐自己的妹妹、弟弟参加素质班活动，后来妹妹成为第三届素质班的友情成员，弟弟成为第四届素质班成员。
与其他社团相比，刘维觉得这个社团有些不一样：看书、看电影、跑步、听讲座、社会实践、交流会等形式，全方位锻炼个人的综合能力。“不是单项的兴趣能力培养，一年半的时间，全方位养成受益终身的好习惯。”
参与素质班的活动，另一类人群——老师的教育观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
素质班究竟在培养什么样的人？2020年全国“最美高校辅导员”、武汉理工大学靳敏老师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她在素质班早期就开始参与宋健老师的试验。
做了20多年的学生辅导工作，从85后到00后，靳敏常常担心这批在信息洪流之中冲浪的大学生，更容易迷失自我价值和发展方向，“他们习惯了通过竞争、竞赛的方式去获取资源发展，他们目标偏向功利化，缺少对自我兴趣爱好的关注，一些人不清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有一年开学，靳敏对某高校一个班上的大一新生进行调研，发现超过八成的同学都把大学目标单一地锁定为考研，必修课程的到课率高，只要涉及科研课题申报都抢着报名，“他们很早想着参加竞赛，参加各种项目，为下一步考研和保研做准备”。
但在大学，靳敏更倾向于鼓励学生完成人际交往、知识积累、体育锻炼等方面的素质培养。她认为，“素质班可能为我们引导式教育提供了一种模式。”
18年来，对于大学教育育人如何回归本源本真，素质班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在宋健的解读里，素质班教育并不是忽视专业知识的学习，不是“减负”的教育，更不是现代教育系统之外的一种教育。
在这一场长达18年的素质班的教育试验，宋健认为大学教育是要在忧患意识下，对当代大学生提供一种价值倡导，如果要浓缩成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素质班的宗旨——“忙起来，学起来，快乐起来”。
《一个幸福的人——给老宋的信》一书留存了100余封素质班学生的信件，其中一个学生写道：“什么是素质班模式，它不是精英教育，更不是应试教育，但或许让人看到了大学教育本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