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天翼
计算机系2019级本科生
清华大学反兴奋剂分队志愿者
延庆赛区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兴奋剂检查陪护员
2022.02.20
在比赛的最后一天，我因为带上了一顶比我头大很多的雷锋帽而遭到了大家的一致调侃。每当被问起“为什么不戴蓝色的毛线帽子”时，我都会笑着说：“最后一天，得有点儿仪式感。”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顶陪伴十余天的 蓝帽子将带着我的感谢、祝愿和期盼，在不久的将来踏上德意志的土壤。而有一顶同样作为友谊象征的 德国毛线帽，也静静地躺在我行李箱的深处，被秘密珍藏。
Pin，即有别针的徽章，是奥运会中一种独特的社交形式。各代表团和参与组织都会发行自己的Pin，供大家在比赛之余进行交换，由此促进不同国家人们之间的交流。作为一个Pin迷和深度社牛，我在工作之余偶尔会收到外国友人换Pin的邀请 。
2月6日晚，我在结束区大楼里闲逛时遇到了一位德国女士。她看了看我手上的清华反兴奋剂Pin，表示她已经有一个了，并直接拿出了两枚德国Pin送给我。我深知交换的礼节，就从包里掏出了自己全部可交换的Pin供她选择，并告诉她自己不想做贪心的人。似乎是我的执着打动了她，她最终选择了一枚延庆地区的Pin，并主动和我闲聊起来。我向她介绍了我的学校和专业，也了解了她的名字是Heike，是德国队的随队新闻官。
熊天翼与德国新闻官Heike的合影
由于德国队在车橇场馆的"统治地位"，我几乎每场比赛后都能在兴奋剂检查站遇到Heike，也每次都会在等待运动员检查时闲聊一会儿。有一次，她向我提到：由于兴奋剂检查的采样时间的不确定性，有时运动员和陪同队医可能无法赶上返程末班车。我立即向站长汇报了这一情况，在场馆各领域工作人员的支持下，特别安排一辆特勤班车等待最后结束检查的运动员和随队官员返回冬奥村 。
此后，她再见到我时更加热情了，我们也进入了一种“相互理解”的状态。 我时常从食堂给她带一些面包或卤蛋分享给她，她也会不厌其烦地提醒我“早点休息，照顾好自己”。
这样的友谊对于我们的工作也是十分有益的。受疫情影响，电视采访成为了运动员向本国观众展示自我的最佳途径。在镜头前，他们迫不及待地分享着自己的激动和喜悦，也时常在兴起之处忘记了时间。当然，没有人忍心去打断这些刚刚梦想成真的运动健儿们，但在环环紧扣的奥运会，新闻发布会也同样迫不及待地等候着运动员的到来。我向Heike解释了新闻发布会的相关安排，她对此表示理解，也说出了他们对运动员在混采区最后阶段进行文字采访的重要需求。我将这一需求反馈给了媒体业务领域，促进了双方的沟通，使得德国队的混采环节更加高效流畅。
渐渐的，在检查站门口聊天似乎成为了我和Heike女士的习惯。听说她对没能看到闭环外的中国感到遗憾，我打开手机相册，选自己喜欢的照片为她讲述：宏伟壮观的大兴机场，海棠盛开的宋庆龄故居，深入生活的共享单车，还有自己最熟悉的清华园……而在我偶尔提起自己喜爱的“梅塞德斯”，“多特蒙德”时，她立马向我竖起大拇指——果然F1和足球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德国新闻官发给熊天翼的邮件
在她的介绍下，我了解了德国雪车雪橇队完备的人才选拔和培训机制，并认识了曾经帮助苏炳添改进动作的德国队运动科学家。 每当德国队取得又一个冠军的时候，我都会和她击拳庆祝。关于庆祝，我教会她一句中文“祝贺！”，她也教我一句德语“Herzlichen Glückwunsch！”在Heike的不懈纠正下，我终于在超过10天的反复练习之后让德国运动员听懂了这句话！
在聊天的过程中，我听到了她对于北京冬奥会的印象。她对于没有机会去了解更多的中国感到遗憾，但同时理解我们严格的防疫政策。她对于赛事的举办水平表示高度认可，并特别提到自己对于志愿者的英语水平感到惊叹。能从一位拥有多届奥运会经历的外籍人士口中听到如此正面的评价，我感到十分自豪。
十余天的冬奥会一晃而过，这段“意外”的友谊我将会一直珍藏，但我从未设想过会延续。在冬奥会的倒数第二天，Heike竟然主动向我提出要交换帽子。我附了一封信以表达感谢，而她则回赠了我德国队的口罩和能量棒。她给我留下了联系方式，让我以后去德国的时候一定要去拜访她。
德国新闻官回赠给熊天翼的口罩和能量棒
临别之际，她握着我的手说:
“It’s such a great pleasure to meet you in Beijing! I am really impressed by your kindness and hospitality. Take care of yourself, my Chinese Friend! See you in Germany!”
随后，她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拥抱。
亲爱的德国朋友，我们一定有缘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