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里桥的桥洞下，堆放着一些编织袋，一位女性农民工坐在中间休息，被挡住了脸。
等活儿
北京六里桥的农民工们发觉，今年的活儿特别不好找。
位于西三环中路和京港澳高速交汇处的六里桥曾是北京著名的民间劳务市场，几经变迁，如今仍有一些农民工聚集，等待招工者开着面包车来“拉人”。
62岁的陈同复一个月只接到两天活儿，在工地上清扫、运垃圾，一天下来能挣200元。53岁的徐绿山上一次进工地是去年8月，此后再没找到一天工作。他7年前患上了眼疾，3个月前，他身上的钱花光了，靠工友接济、翻街边垃圾桶里的剩饭菜度日。59岁的唐丛和幸运一些，上个月，一位好心的工友介绍他在大楼里拆除墙体和地砖，工价是一天250元，他干了12天。
3月末的下午5点，大多数找活儿的农民工已经离开六里桥，唐丛和独自坐在路边，身上罩着一件肥大的迷彩棉衣，两只袖口磨得发黑。他身高不足1.6米，戴了一副以路边捡来的粉色框眼镜，镜片后，他右眼血红，说是因为上火。
他有5天的工钱没拿到手，1250元。工地老板说还有3个厕所没拆，叫他回去等几天，拆完一起结。唐丛和于是天天来六里桥下等，老板只要一打来电话，他能立马赶到工地。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北京的许多工地都停工了。在农民工的工友群里，招工的消息明显少了。木工张舜说，以往殡仪馆施工的活儿一天能挣500元，今年却只有三四百元，工人们还抢着干。
对于大龄农民工而言，需要担心的不只是疫情。
近三年来，上海、天津、广东深圳、江苏泰州、江西南昌、湖北荆州等地先后出台了建筑业超龄农民工的清退令。上海2019年发文，禁止18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禁止55周岁以上男性、45周岁以上女性工人进入施工现场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影响身体健康以及危险性、风险性高的特殊工作。
“就是近两年，好些工地开始有规定，超过60的都不要！”一位55岁的重庆工人说。他已经15天没找到活儿了。随机访问的5位年龄超过55岁的农民工，都有过因为年龄而被工地拒绝的经历。在一个工地招工App上，大量招工启示都注明了只要“55岁以下”的工人。一些招聘中，年龄的上限被划定在45岁或50岁。
大龄农民工正在被淘汰，但许多人不想离开。六里桥下的农民工们相信，虽然年龄政策在收紧，但至少现在，仍有建筑工地能够“收留”他们。
老去的工地
另一边，一家装饰装修公司的负责人苏勤正面临着“招不到工”的窘境。招工的信息发出去，隔许久才收到一条来应征的消息；一个瓦工的岗位，空了7天无人问津；工价一年比一年高，年轻的工人却一年比一年少。
苏勤说，疫情之下，农民工去外地务工的意愿大大降低，人员流动性小，劳务市场里的工人少。有时候，在网上刚招到工人，一听要出省，对方又拒绝了。
此外，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进工地。早在2008年，中国人口学会会刊《人口研究》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多从事餐饮、销售等服务性行业，而从事建筑、开矿等“脏、累、险”职业的比例明显减少。
苏勤做了20年装修工程。起初，工地上都是20来岁的小伙子，还有些十八九岁的，把工地当学校，跟在老师傅身后做学徒、学技术。而现在，苏勤所在的工地有80多名工人，半数的年纪都超过了50岁，其中年龄超过60岁的工人有五六名。
工地正在老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以来，我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逐年提高。2020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1.4岁，比2016年提高了2.4岁；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6.4%，相较2016年增加了7.3%。
3月29日下午，唐丛和站在六里桥的路边等待。
一名来自哈尔滨的包工头说，由于招不到年轻人，当地大多数工地仍在招收大龄农民工，补充劳动力缺口。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在调研中也发现，60岁以上的农民工在建筑用工中仍占有“不可忽视”的比例。他认为，建筑市场之所以能够保持均衡，正是因为有一部分大龄农民工在支撑。“从整个系统的角度来说，城市仍然需要他们。”吕德文告诉中青报·中青网。
随着工地“老龄化”加剧，年轻的农民工变得愈发抢手。一个月以来，40多岁的张舜已经“连休息带干”挣了1万多元。“像我们，有一些俏活儿就干一干，那些次活儿我们都不干的。”他说。
相比之下，上了年纪意味着报酬将打折扣。比如贴地砖，按面积计算工价，年纪大的工人贴得慢，一天下来拿到的工钱也就少。许多工人为了赚更多钱，会主动要求夜里加班。而在按照天数计算的“点工”中，工价的差异更加明显：年轻水电工一天300元，若是60岁以上，则在250元左右。
“建筑、装修，毕竟还是卖体力、卖手工的活儿，年纪一旦大了，做事的体力、视力、手工都跟不上，即便老工人技术熟练，做出来的质量也比不上年轻工人。”苏勤解释道。
当被问到多大的工人在工地算“年轻”，苏勤几乎没有犹豫：“四十几岁吧。”
回不去的农村
眼睛血红的唐丛和在工地上打了9年零工。他曾被骗进两次黑砖厂，从此对长工不再抱有信任。建筑工地庞大、临时，零工活跃，唐丛和钟情于此。况且，零工的日薪往往要比长工高一点，因为不包吃住。
吕德文认为，大龄农民工选择在建筑工地上打零工，一个重要的考量是，零工工价与他们的辛苦程度之间是对等的。“我们无需将他们‘悲情化’。客观上，大龄农民工自身的满意度是比较高的。”
同样是卖一天力气，做园林绿化只能挣100元出头；做环卫，机会少，且多收长期工；当保安，骗子中介太多，被派来派去，如果拒绝，就拿不到钱。
58岁的农民工韩栓正在发愁，“做了一个月保安，还有300块没给我！钱不多，但是他欠了我一个月了！再不给我，要没钱吃饭了！”
不做不稳定的长工，这是唐丛和9年间攒下的经验，也是他不肯离开工地的理由。
11年前，唐丛和为了攒钱给母亲治病，搭火车从老家四川巴中来了北京。头两年，他在顺义一家砖厂打工，将烧好的砖用小推车从窑里运到卡车上，砖摞起来比他高出一截。早晚轮班，10多个小时，砖窑里的高温几乎要把他烤化。
干了两年，唐丛和累得承受不住，离开砖厂，进工地干起了零工，挣到的钱除了生活费，全寄回了农村的家里。2017年，母亲去世，妻子嫌家里太穷，带着孩子离开了唐丛和，从此几乎再无联系。
徐绿山是河南省潢川县隆古乡高稻场村人。1998年，全国农村地区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徐绿山在外打工，家中年迈的父母种不了地，他就没有要村里分下来的土地。父母过世后，家里的土屋因为常年无人居住，也塌了。没地、没屋，农村回不去了，徐绿山说自己成了城市里无根的“游魂”。
头发花白的陈同复聊起自己来北京打工的原因：“两个孩子都不孝。老二结婚的时候，给他修房，买车。花了80多万元，我拿的钱。现在还有一二十万元借的钱没还清，两个孩子都不愿还……只有我来还。债不还完，怎么办呢？”
“60岁仍在工地上的，一般都是家庭负担比较重的农民工。”吕德文说，“农民家庭正处在一个‘转型、进城’的过程中，子女要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所以这一辈的农民工需要有务工积累来支持整个家庭，仅靠务农收入是无法发展他的家庭的。”
在未来10年，我国仍将处于高速城镇化阶段。据《人口与劳动绿皮书》预计，到2035年时将有约1.6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这意味着，在未来，可能仍有大量60岁以上的农民工迫切需要在城市里找到谋生的位置。
大龄农民工“离不开建筑工地”，背后还涉及养老问题。在豆瓣“农民工子女”小组里，一篇《父母养老问题才是最让人焦虑的》帖子得到了最多回复。帖子写道：“虽然一辈子做最辛苦最枯燥的工作，但没有社保，农村合作医疗加上地方政府推的重疾险，大病能报不少，但小病门诊啥的报很少，保费也在飞涨……我父母都55了，他们还能打几年工啊！我现在也只是毕业两年，将将自立。”发帖人说，他的父母为了攒养老钱，减轻他的负担，前几年开始跟着亲戚外出务工，一天的工资是380元。
与许多大龄农民工一样，唐丛和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理由是没余钱。现在，他关心的是该上哪儿找下一个工地，以及上一份迟迟没到手的工钱。“有一句老话你知道吧？人的一生就像那个水面上的羽毛……”桥洞里，来往的汽车发出巨大的噪音，吞没了他的后半句。
安全的成本
据媒体报道，安全因素是“清退”大龄农民工政策出台的主因。上海市2018年全年建筑业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员里，超过60岁的占比达到15%，而当地建筑从业工人中，超过60岁的占比仅有1%。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霍薇认为，建筑工地“清退超龄农民工”不仅有生产安全方面的考虑，也是近年来用工成本不断上升的结果。
“工地可能主要担心的是超龄农民工受伤后的大额赔偿问题。最近几年，建筑工地的利润远不如从前，一部分有技术的农民工工资变高了，用工成本增加，工地更不愿意雇佣老年人，承担赔偿风险了。”霍薇说。
她曾经代理过一个案子，一个农民工在工地受伤，成了植物人，最后工地老板赔偿200万元。“对于一个小工地，完工之后能赚200万元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一个工人受伤，赚的钱就全赔进去了。更别说如果有两个、三个人受伤呢？”
“超过退休年龄的农民工因工伤亡能否认定工伤”，法律界仍然存在很大争议。在现有规定中，男性60周岁、女性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农民工和工地便不再是劳动关系。
一些判决认为超龄农民工不适用于《工伤保险条例》，因此超龄农民工受伤后只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申请赔偿。在《工伤保险条例》里，很大一部分赔偿由社保基金支付。但如果按照后者的赔偿标准，不仅工地要承担更大比例的赔偿金，劳动者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
霍薇最近代理了一位女性农民工的工伤赔偿案件，这位农民工53岁，在工地上受了伤。按照法律规定，她的赔偿应该分为三个部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但工地认为她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不存在就业问题，因此拒绝给予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霍薇一方在仲裁阶段和一审阶段都败诉了，却在二审胜诉，拿到了赔偿。在查阅以往案件时，她发现，北京市不同的中院对于达到退休年龄的农民工工伤裁判尺度不一，没有统一的判决标准。
在吕德文看来，提高工地安全性，并不一定需要清退超龄农民工。如果担心安全问题，可以改进管理规范和基本安全设施；如果担心劳动权益纠纷，需要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和政策执行环境。仅就劳动能力而言，当前大部分农民家庭中，60岁仍属于壮年劳动力。吕德文建议，“清退”的标准可以软化，变成有没有劳动能力，而非一刀切的“60岁”。
3年前，唐丛和在工地上打电镐，瓷砖的碎片飞进了眼睛里，他请医生用镊子把碎片抠了出来，从此一上火，眼睛就泛起一片血红，什么也看不清。由于常年吸烟和接触粉尘，他还频繁咳嗽，“我们也这个年纪了，身体总会出一些毛病。”突然之间，等待工钱和新活儿的唐丛和变成了一个无奈的老人。
（文中陈同复、张舜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