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云雾笼罩中的平利县老县镇蒋家坪茶园（无人机照片）。
秦巴山区的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是传统的茶业产区。近年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农户参与、共建共享”的思路，走“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目前，全县茶园总规模已达20余万亩，茶产业从业人员近10万人，基本实现“人均一亩园、户均一万元”的目标。 新华社记者 陶明/摄
在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最近10年，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中国正在上演更多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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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观点，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影响深远。然而也有人关注到，在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的各级政府越来越关注“猫”的颜色。“现在的目标是找到一只绿猫。”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在影响深远的《北京共识》这篇论文中写道。
“绿猫”背后是发展观念的变革，这在当时还只是初现端倪。事实上在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最近10年，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中国正在上演更多精彩故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明确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理念之下，2012年以来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累计降低24.6%，相当于减少能源消费12.7亿吨标准煤。2012年至2019年，我国以能源消费年均2.8%的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7%的增长。后来，我国的GDP迈上百万亿元的大关，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标准只剩一步之遥。
这些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在不同场合提到“其他国家能从中国的XX中学到什么”，“XX”可以是“高铁”“发展”“脱贫”等。他们希望，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逆全球化思潮蔓延的当下，中国基于自身实际，对发展道路的探索，能为更多国家的发展提供借鉴。
出口产品质量提升25%
很多数据能证明中国正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行稳致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余淼杰对此做过系统的研究。
在评判高质量发展上，产品、企业、产业和整体经济成色是几个关键指标。余淼杰测算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10年间，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总体提升了25%左右。具体来看，附加值较高的一般贸易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由原来的1/2提升到了2/3。而在附加值较低的加工贸易中，机械设备、运输设备的出口比例也在不断上升。
更为关键的是市场主体的创新能力。这些年，随着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改革科研经费管理等一系列激励政策的完善和落地，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显著增强。
日本经济新闻社曾联合日本的期刊出版商对2013-2018年发表的1720万篇论文进行分析，他们发现，在钠离子电池和神经激活分析等世界30个最热门的领域中，来自中国的论文居首。美国的研究质量一直较高，而中国在迎头赶上，在2014-2016年度最具影响力的论文中，中国占到了11%。
2021年，在最新发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我国工业领域企业有73家入围，比2012年增加28家。截至2021年11月，我国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762家，带动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万多家。
在经济学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它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余淼杰说，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我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大约只有美国企业的三成，现在，这个数字变成了一半以上。“再考虑到我国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不到美国的1/5，那我们的生产就是有比较优势的。”
目前，世界上一半的电子制造能力基于中国。硅谷的很多创业者说过，中国的优势不仅仅是规模，还有产品的多样性和成熟度。即使是硅谷也无法媲美珠三角的硬件创新速度，以及它在规模和效率上的独特融合。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技术巨头都在中国生产设备的原因。
“世界工厂”的吸引力远不止这些。工信部统计显示，我国工业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余淼杰说，这个特征是中国独有的，中国有非常强的闭合性的产业链，那么，即使面临世界范围内比较大的产业冲击，中国仍有很好的发展底气。
大国制造，诠释中国实力。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对此颇为感慨，他说，过去，“MADE IN CHINA”常和低质量挂钩，现在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上都非常有竞争力，像特高压输变电、大型掘进装备、煤化工成套装备、金属纳米结构材料等都已经跻身世界前列，短短几十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归根结底是坚持了正确的方向，走了自己的路”。
针对“发动机”的改革
这条路的探索并不容易，成就的背后是发展内生动力的不断增强，经验唯改革尔。这10年，我国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社会的共识是，这表面上是速度问题，根子则是结构问题。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端、供给侧入手，调整供给结构，为真正启动内需、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寻求新路径。
著名经济学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打了一个比喻：如果把需求侧的管理比成汽车的油门和刹车，那么，需求过剩的时候，可以踩一踩刹车、降降温；需求不足的时候，可以踩一踩油门、提提速。但是，汽车潜在的增速不在油门和刹车片上，发动机才是关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针对发动机性能下功夫的。
自2015年年底中央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政府致力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十三五”期间，我国着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在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强弱项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目标任务“十三五”基本完成，一大批“僵尸企业”出清。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断扩大，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放管服”改革、国资国企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等重点领域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减税降费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政策效应明显，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活力进一步增强。
2021年，按年平均汇率折算，我国经济总量达到17.7万亿美元，预计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超过18%，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左右，中国继续充当世界经济增长的“头号引擎”“稳定之锚”。
将改革进行到底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的背景下，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国想继续当“优等生”也同样面临很多挑战。
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三去一降一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书中曾记录过这样一场大讨论——由于在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年）期间，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出现了反复，经济结构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2005—2006年编制“十一五”规划期间，一场要不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怎样才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大讨论随之展开。
这场大讨论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提高供给质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的要求是一以贯之的，但经济转型之所以步履维艰，是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破除“体制性障碍”需要决心也需要勇气，深化改革是个永不过时的主题。
滕泰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到现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执行贯彻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新旧动能转化的创新动力仍不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依然比较突出，政府的“放管服”改革仍需要深化等。很多问题归根结底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责权的观念问题。
他最近出版了新书《深度转型：大分化时代中国怎么办》，在书中他重点强调了深度转型的改革逻辑。“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支持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等新供给的发展，但问题在于是否是用市场化的手段在推进”，滕泰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按市场规律进行，“改革需要先破后立、不破不立，产业发展要先立后破”。
行百里者半九十。革命先驱李大钊曾说过：“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
显然，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提升供给体系的韧性和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破除制约经济循环的制度障碍，推动生产要素循环流转和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这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承诺——将改革进行到底。
有关发展模式和道路之争从来都有，并且可能会一直持续，但这并不会阻挡我们前行的脚步。如今，我们依旧有很多困惑和挑战，但有一点已经再清楚不过，时与势在奋进的中国，时间和数字将忠实地记录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