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生 贾静晗
2021年的春节，李伟平是在尼日利亚的工地上过的。他来自北京一家机械设备公司，在非洲工作。当他回家过年的愿望将要实现时，临出发的头一天，被告知血清抗体检测结果是阳性，不能上飞机。
为了回家，他一度想要伪造检测结果，“只要能让我回国，哪怕回国拘留也无所谓，最起码拘留是在国内，但你长期在国外漂的话，这是另一个世界，那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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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7日，李伟平清楚地记得这一天。那天早上，他收到“血清检测IgM和IgG抗体阳性”的结果，憋了两个月“回家”的期望一下子破灭了，李伟平懵了。回过神来，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发消息给妻子，“回不去了。”
由于还处于21天隔离期，他赶紧约了另一家指定机构上门复检——结果又是阳性。李伟平不信邪，又复检了一次，还是同样的结果。李伟平意识到自己可能感染过新冠病毒，是一个康复后的“无症状感染者”。
但他想不通的是，之前做了那么多次检测，无论是在公司项目里时不时进行的血清检测，还是在拉各斯（尼日利亚最大港口城市）宾馆前台做的试纸检测，甚至预订机票之前在大使馆指定机构进行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怎么偏偏就在最后一天变成了阳性呢？
李伟平猜测，自己有可能是在某次与一位既往感染者同乘一辆车时感染上的病毒，但在那之后他马上去医院做了核酸，结果没有问题。工程项目中接触的人员庞杂，既有当地人，也有一些中方维修人员，李伟平无法判定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在哪里感染的。
要回国，首先得拿到中国大使馆开具的健康码。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健康码的申领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在2021年11月下发的通知中，所有赴华人员登机前需进行2次核酸检测和1次血清抗体检测，分别在登机前7天和48小时内进行，并严格执行21天隔离闭环管理；申领“防疫健康码国际版”时，需提交核酸及血清抗体检测证明、《乘机赴华人员隔离满21天证明》在内的11份证明文件。对于IgM和IgG抗体阳性的返华人员，则需要出具两次疫苗证明。但尼日利亚直到2021年8月才开始普及疫苗接种，李伟平已经来不及在回国之前打完两针。
从2005年出国工作算起，今年是李伟平在异乡度过的第6个春节，也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他滞留非洲的第3个春节。
2019年12月31日，李伟平被公司派往尼日利亚，负责工程技术工作，每天满工地跑，检查、维修各个设备。2021年9月，管理备件的同事回国了，李伟平又被调到了备件岗位上。他从偏远的工地搬进了城市的公寓，屋里只有他和堆满客厅的零件。
要理解一个异国打工者对于“回家”的渴望其实很容易。这里的生活太枯燥了，每一天都是对前一天的重复：6点起床，与国内对接订单；8点，打包备件，给客户发货；下午4点之后会轻松一些，睡一觉，起来统计账目，到了凌晨2点——正好是国内的早上8点，与国内核对客户需求，到凌晨3点左右，忙完了一天的活，接着睡觉。
由于疫情和随时可能发生的暴乱，半年来，李伟平和其他中国同事很少离开那栋公寓的房间。在这样的日子里，“回家”是惟一的盼头。
为了回国，李伟平准备了两个多月。现在，一切都泡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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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日利亚约生活着10万华侨华人，其中有大量的打工者随着工厂或基建、矿产等工程项目来到这里。截至2月11日，非洲累计报告1104万新冠病例，其中尼日利亚累计病例为25.4万。虽然非洲的第4波疫情已经出现回落，但没有人知道第5波疫情何时会到来。
在尼日利亚，检测结果是一个难以把控的未知数。2021年10月，世卫组织在一次发布会上强调，“目前非洲大陆检测到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仅为真实数字的约14.2%，即7个患者中只有1人接受了检测，而其余85%以上的新冠肺炎患者并未被发现。”
此外，“检测不准”时有发生。李伟平的一个项目同事在上飞机前的头一天去检测核酸和血清，结果都是阳性。李伟平知道后，让他去大使馆指定的54 Gene实验室再做一遍。出发当天的晚上6点，他拿到第二遍检测的结果——核酸、血清均为阴性，立刻打电话给大使馆，申请绿码，登上了晚上10点回国的飞机。
李伟平自己却没这么幸运。三次检测结果都呈阳性后，李伟平在“回不去”的绝望中甚至想到了伪造检测报告。后来，他承认那是一时的冲动，他清楚这个行为将造成怎样的后果。
李伟平的妻子收到短信后，立刻打给丈夫打来视频电话。正忙着找人求助的李伟平只回了一句，我这边有点状况，一会儿跟你说，便挂了电话。妻子着急起来，以为丈夫在国外出了事，哭着给婆婆打电话，说不知道什么情况，突然间回不来了。
李伟平忙完复检，给家里打电话，妻子还在哭着。妻子叮嘱他，回不来就在那边注意安全，每天打电话给家里汇报一下身体状况。
对于在非洲的中国打工者，“回家”是一场充满不确定的冒险——它的结果由许多个概率性事件相叠加而得到。意外总是比飞机先来临。
同样在尼日利亚从事机械设备工作的吴祥已经是第4次尝试回国了。只是，“这次可能又回不去了。”他说。2021年9月，他向公司申请回国休假，通过票务代理买到了一张2021年11月6日回上海的机票。当时的政策要求提前7天到指定宾馆隔离。2021年10月28日，吴祥驱车前往200公里外的拉各斯，4名持枪的安保人员开着皮卡车跟随他，以确保途中的安全。住进酒店的第一天，吴祥就收到了航班熔断的消息，回不去了。
“熔断”一词来自2020年6月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的《民航局关于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知》：航空公司同一航线航班，入境后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旅客人数达到5个的，暂停该公司该航线运行2周；达到10个的，暂停该公司该航线运行4周。根据民航资源网的统计，2020年6月11日第一班被“熔断”的航班入境开始到2022年1月16日为止，中国已对445次航班采取了熔断。
很快，票务代理又为吴祥抢到了2021年12月5日飞广州的机票。这一次，他还没来得及申请绿码，航班又熔断了。航班改签到2021年12月13日，接着熔断。最近的一次，他抢到了2月19日的机票，并提前21天来到拉各斯。同样是住进宾馆的第一天，他突然被告知，中转国埃塞俄比亚的防疫政策变了，原本要求的两天隔离时间增加为了7天。他试着提出申请，希望能缩短在拉各斯隔离的时间，以赶上2月22日从埃塞俄比亚到中国的航班，但大使馆拒绝了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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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平所在的项目里，有二三十个中国人，除夕夜，他们在工程营地的院子里支了几张桌子和一个烧烤架，让厨师比平常多做了几个菜，喝酒、吃烧烤、涮火锅。认识的、不认识的中国人聚在一块儿，在这个离家万里的除夕夜里，也没什么好聊的，于是就分享起了自己家乡的春节习俗。
吃完饭，人们按照惯例组织起了套圈游戏，李伟平套了瓶红酒。往年，工地上的春节娱乐还包括台球比赛和抽奖活动。晚上八九点，人群就散了，工人们回到自己的宿舍，各自捧着手机看春晚——工地上信号不好，电视里收不到中国节目，于是春晚也只能自己一个人看了。
李伟平在除夕早上5点左右给家里打上一通视频电话，那时候正好是国内中午12点，可以看到家里的团圆饭吃了些什么。大年初一，中国工人们三五个一起，在各个宿舍之间串门、喝酒。大家都拿出自己的珍藏——红的、白的、啤的，组个小局，喝上一通。下午，李伟平回到自己的宿舍，把平日里攒的衣服洗了。大年初二，工地开工，李伟平的春节结束了。
对于李伟平和大多数打工者而言，选择留在非洲的理由，无外乎那笔高于国内的薪水。李伟平家中有两个孩子，妻子没有工作，专职照料他们。李伟平算了一笔账，孩子上学、看病、房贷、一家人的生活费，一个月加起来得有一万元左右，如果在国内干，一个月除了基本开支外也就剩不下什么钱了。而在国外，他每月能拿到比国内高出一万元的补贴。
被大多数人忽略的是，这些想回国的打工者，他们除了是“境外返华人员”——在火车站、机场的喇叭里，这个代称往往意味着特殊、危险和“集中隔离”，同样也是一个渴盼着回家过年的父亲、丈夫、儿子。
提起女儿的年龄，李伟平算了一下，“2008年的，今年初二。”他心里头觉得自己亏欠了孩子——这几乎是所有常年在外的父亲绕不开的话题。他最大的遗憾是，儿子今年6岁，他还没有陪他度过一次春节。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李伟平感觉女儿和自己的关系变得生疏了。打电话，聊了两句，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口。女儿总是淡淡地用一句“爸爸我没事，你们聊吧，我走了”结束对话。
唯一一次女儿向他表露出激烈情绪，是在李伟平告诉女儿自己“7月份回不去”时——他原本的计划是去年7月份回国，于是向女儿承诺了暑假带她出去玩。女儿不停地埋怨他，明明知道回来有困难，为什么还把机票订得这么晚？如果提前一点准备，是不是就可以回来了？说完，女儿“啪”地摔了手机。
“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就决定了你必须到处跑、到处奔波，你要想挣钱的话，就得去国外，这是行业的默认的一种规则。”像所有无奈的父亲一样，李伟平学会了“糊弄”。孩子有什么请求，先答应下来，实现不了，就先找点理由拖着，能拖一下是一下。
糊弄多了，李伟平在孩子眼里失了信。“在国外，走了之后最少半年，现在碰到疫情，两年时间回不去，孩子提一些什么要求，当时认为可能没问题，我能做到，但是最后回不去，就只能一步步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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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平发现，最近的返华政策松动了，申请绿码不需要检测血清了。但是，航班变得更少了，熔断愈发频繁。机票也变得更贵，从原来的三四万元涨到了六七万元。他还不能立刻订机票，要等到公司派了新的同事来接替工作，有了准儿，他才能走。但等他订了机票，又要排到几个月之后？他也说不准。
公寓里太冷清，今年春节，李伟平从拉各斯开车来到原先的项目工地，和那里的中国同事们一块儿过，多少能沾点热闹气氛。
吴祥还待在隔离宾馆里——他还没有放弃2月19日回家的希望，决定春节之后再打电话问一问大使馆。隔离前，他买了自己爱吃的水果和小鱼干，还有成打的啤酒，作为过节对自己的奖赏。宾馆是中国人开的，吴祥猜测，门外或许也挂了灯笼、贴了春联。这是他第3次独自在国外过新年了，前两次分别是在也门和俄罗斯。
全球疫情严重的时候，李伟平在网上看到有人评论从海外回国的人，“祖国建设你不在，万里投毒第一名”。李伟平和同事们都因此感到受伤。“我们在外面也是在为祖国做贡献，对吧？跟着很多中资企业，挣的是外汇、美元，工资也都寄回家里，在国内消费。包括一些政策，可能是保护国内的大部分人，但是外边还有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数量也很大，他们其实很多都是响应国家的号召。”
吴祥把这些对归国海外人员的偏见归于一种“未经历”和“不了解”带来的隔膜。
除夕夜，吴祥在空落落的酒店房间里，用一贯乐观的语调与电话另一端的妻子、女儿拉家常。没有太多的叮嘱或嘘寒问暖，他想，反正，就快回去了。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