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留非洲的第三个春节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  2022-02-11作者:贾静晗

李伟平所在的工地上,人们在准备年夜饭。受访者供图。

实习生 贾静晗

2021年的春节,李伟平是在尼日利亚的工地上过的。他来自北京一家机械设备公司,在非洲工作。当他回家过年的愿望将要实现时,临出发的头一天,被告知血清抗体检测结果是阳性,不能上飞机。

为了回家,他一度想要伪造检测结果,“只要能让我回国,哪怕回国拘留也无所谓,最起码拘留是在国内,但你长期在国外漂的话,这是另一个世界,那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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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7日,李伟平清楚地记得这一天。那天早上,他收到“血清检测IgM和IgG抗体阳性”的结果,憋了两个月“回家”的期望一下子破灭了,李伟平懵了。回过神来,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发消息给妻子,“回不去了。”

由于还处于21天隔离期,他赶紧约了另一家指定机构上门复检——结果又是阳性。李伟平不信邪,又复检了一次,还是同样的结果。李伟平意识到自己可能感染过新冠病毒,是一个康复后的“无症状感染者”。

但他想不通的是,之前做了那么多次检测,无论是在公司项目里时不时进行的血清检测,还是在拉各斯(尼日利亚最大港口城市)宾馆前台做的试纸检测,甚至预订机票之前在大使馆指定机构进行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怎么偏偏就在最后一天变成了阳性呢?

李伟平猜测,自己有可能是在某次与一位既往感染者同乘一辆车时感染上的病毒,但在那之后他马上去医院做了核酸,结果没有问题。工程项目中接触的人员庞杂,既有当地人,也有一些中方维修人员,李伟平无法判定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在哪里感染的。

要回国,首先得拿到中国大使馆开具的健康码。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健康码的申领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在2021年11月下发的通知中,所有赴华人员登机前需进行2次核酸检测和1次血清抗体检测,分别在登机前7天和48小时内进行,并严格执行21天隔离闭环管理;申领“防疫健康码国际版”时,需提交核酸及血清抗体检测证明、《乘机赴华人员隔离满21天证明》在内的11份证明文件。对于IgM和IgG抗体阳性的返华人员,则需要出具两次疫苗证明。但尼日利亚直到2021年8月才开始普及疫苗接种,李伟平已经来不及在回国之前打完两针。

从2005年出国工作算起,今年是李伟平在异乡度过的第6个春节,也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他滞留非洲的第3个春节。

2019年12月31日,李伟平被公司派往尼日利亚,负责工程技术工作,每天满工地跑,检查、维修各个设备。2021年9月,管理备件的同事回国了,李伟平又被调到了备件岗位上。他从偏远的工地搬进了城市的公寓,屋里只有他和堆满客厅的零件。

要理解一个异国打工者对于“回家”的渴望其实很容易。这里的生活太枯燥了,每一天都是对前一天的重复:6点起床,与国内对接订单;8点,打包备件,给客户发货;下午4点之后会轻松一些,睡一觉,起来统计账目,到了凌晨2点——正好是国内的早上8点,与国内核对客户需求,到凌晨3点左右,忙完了一天的活,接着睡觉。

由于疫情和随时可能发生的暴乱,半年来,李伟平和其他中国同事很少离开那栋公寓的房间。在这样的日子里,“回家”是惟一的盼头。

为了回国,李伟平准备了两个多月。现在,一切都泡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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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日利亚约生活着10万华侨华人,其中有大量的打工者随着工厂或基建、矿产等工程项目来到这里。截至2月11日,非洲累计报告1104万新冠病例,其中尼日利亚累计病例为25.4万。虽然非洲的第4波疫情已经出现回落,但没有人知道第5波疫情何时会到来。

在尼日利亚,检测结果是一个难以把控的未知数。2021年10月,世卫组织在一次发布会上强调,“目前非洲大陆检测到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仅为真实数字的约14.2%,即7个患者中只有1人接受了检测,而其余85%以上的新冠肺炎患者并未被发现。”

此外,“检测不准”时有发生。李伟平的一个项目同事在上飞机前的头一天去检测核酸和血清,结果都是阳性。李伟平知道后,让他去大使馆指定的54 Gene实验室再做一遍。出发当天的晚上6点,他拿到第二遍检测的结果——核酸、血清均为阴性,立刻打电话给大使馆,申请绿码,登上了晚上10点回国的飞机。

李伟平自己却没这么幸运。三次检测结果都呈阳性后,李伟平在“回不去”的绝望中甚至想到了伪造检测报告。后来,他承认那是一时的冲动,他清楚这个行为将造成怎样的后果。

李伟平的妻子收到短信后,立刻打给丈夫打来视频电话。正忙着找人求助的李伟平只回了一句,我这边有点状况,一会儿跟你说,便挂了电话。妻子着急起来,以为丈夫在国外出了事,哭着给婆婆打电话,说不知道什么情况,突然间回不来了。

吴祥的项目工地上,人们正在进行核酸检测。受访者供图。

李伟平忙完复检,给家里打电话,妻子还在哭着。妻子叮嘱他,回不来就在那边注意安全,每天打电话给家里汇报一下身体状况。

对于在非洲的中国打工者,“回家”是一场充满不确定的冒险——它的结果由许多个概率性事件相叠加而得到。意外总是比飞机先来临。

同样在尼日利亚从事机械设备工作的吴祥已经是第4次尝试回国了。只是,“这次可能又回不去了。”他说。2021年9月,他向公司申请回国休假,通过票务代理买到了一张2021年11月6日回上海的机票。当时的政策要求提前7天到指定宾馆隔离。2021年10月28日,吴祥驱车前往200公里外的拉各斯,4名持枪的安保人员开着皮卡车跟随他,以确保途中的安全。住进酒店的第一天,吴祥就收到了航班熔断的消息,回不去了。

“熔断”一词来自2020年6月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的《民航局关于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知》:航空公司同一航线航班,入境后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旅客人数达到5个的,暂停该公司该航线运行2周;达到10个的,暂停该公司该航线运行4周。根据民航资源网的统计,2020年6月11日第一班被“熔断”的航班入境开始到2022年1月16日为止,中国已对445次航班采取了熔断。

很快,票务代理又为吴祥抢到了2021年12月5日飞广州的机票。这一次,他还没来得及申请绿码,航班又熔断了。航班改签到2021年12月13日,接着熔断。最近的一次,他抢到了2月19日的机票,并提前21天来到拉各斯。同样是住进宾馆的第一天,他突然被告知,中转国埃塞俄比亚的防疫政策变了,原本要求的两天隔离时间增加为了7天。他试着提出申请,希望能缩短在拉各斯隔离的时间,以赶上2月22日从埃塞俄比亚到中国的航班,但大使馆拒绝了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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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平所在工地上的年夜饭。受访者供图。

李伟平所在的项目里,有二三十个中国人,除夕夜,他们在工程营地的院子里支了几张桌子和一个烧烤架,让厨师比平常多做了几个菜,喝酒、吃烧烤、涮火锅。认识的、不认识的中国人聚在一块儿,在这个离家万里的除夕夜里,也没什么好聊的,于是就分享起了自己家乡的春节习俗。

吃完饭,人们按照惯例组织起了套圈游戏,李伟平套了瓶红酒。往年,工地上的春节娱乐还包括台球比赛和抽奖活动。晚上八九点,人群就散了,工人们回到自己的宿舍,各自捧着手机看春晚——工地上信号不好,电视里收不到中国节目,于是春晚也只能自己一个人看了。

李伟平在除夕早上5点左右给家里打上一通视频电话,那时候正好是国内中午12点,可以看到家里的团圆饭吃了些什么。大年初一,中国工人们三五个一起,在各个宿舍之间串门、喝酒。大家都拿出自己的珍藏——红的、白的、啤的,组个小局,喝上一通。下午,李伟平回到自己的宿舍,把平日里攒的衣服洗了。大年初二,工地开工,李伟平的春节结束了。

对于李伟平和大多数打工者而言,选择留在非洲的理由,无外乎那笔高于国内的薪水。李伟平家中有两个孩子,妻子没有工作,专职照料他们。李伟平算了一笔账,孩子上学、看病、房贷、一家人的生活费,一个月加起来得有一万元左右,如果在国内干,一个月除了基本开支外也就剩不下什么钱了。而在国外,他每月能拿到比国内高出一万元的补贴。

被大多数人忽略的是,这些想回国的打工者,他们除了是“境外返华人员”——在火车站、机场的喇叭里,这个代称往往意味着特殊、危险和“集中隔离”,同样也是一个渴盼着回家过年的父亲、丈夫、儿子。

提起女儿的年龄,李伟平算了一下,“2008年的,今年初二。”他心里头觉得自己亏欠了孩子——这几乎是所有常年在外的父亲绕不开的话题。他最大的遗憾是,儿子今年6岁,他还没有陪他度过一次春节。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李伟平感觉女儿和自己的关系变得生疏了。打电话,聊了两句,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口。女儿总是淡淡地用一句“爸爸我没事,你们聊吧,我走了”结束对话。

唯一一次女儿向他表露出激烈情绪,是在李伟平告诉女儿自己“7月份回不去”时——他原本的计划是去年7月份回国,于是向女儿承诺了暑假带她出去玩。女儿不停地埋怨他,明明知道回来有困难,为什么还把机票订得这么晚?如果提前一点准备,是不是就可以回来了?说完,女儿“啪”地摔了手机。

“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就决定了你必须到处跑、到处奔波,你要想挣钱的话,就得去国外,这是行业的默认的一种规则。”像所有无奈的父亲一样,李伟平学会了“糊弄”。孩子有什么请求,先答应下来,实现不了,就先找点理由拖着,能拖一下是一下。

糊弄多了,李伟平在孩子眼里失了信。“在国外,走了之后最少半年,现在碰到疫情,两年时间回不去,孩子提一些什么要求,当时认为可能没问题,我能做到,但是最后回不去,就只能一步步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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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平发现,最近的返华政策松动了,申请绿码不需要检测血清了。但是,航班变得更少了,熔断愈发频繁。机票也变得更贵,从原来的三四万元涨到了六七万元。他还不能立刻订机票,要等到公司派了新的同事来接替工作,有了准儿,他才能走。但等他订了机票,又要排到几个月之后?他也说不准。

公寓里太冷清,今年春节,李伟平从拉各斯开车来到原先的项目工地,和那里的中国同事们一块儿过,多少能沾点热闹气氛。

吴祥还待在隔离宾馆里——他还没有放弃2月19日回家的希望,决定春节之后再打电话问一问大使馆。隔离前,他买了自己爱吃的水果和小鱼干,还有成打的啤酒,作为过节对自己的奖赏。宾馆是中国人开的,吴祥猜测,门外或许也挂了灯笼、贴了春联。这是他第3次独自在国外过新年了,前两次分别是在也门和俄罗斯。

全球疫情严重的时候,李伟平在网上看到有人评论从海外回国的人,“祖国建设你不在,万里投毒第一名”。李伟平和同事们都因此感到受伤。“我们在外面也是在为祖国做贡献,对吧?跟着很多中资企业,挣的是外汇、美元,工资也都寄回家里,在国内消费。包括一些政策,可能是保护国内的大部分人,但是外边还有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数量也很大,他们其实很多都是响应国家的号召。”

吴祥把这些对归国海外人员的偏见归于一种“未经历”和“不了解”带来的隔膜。

除夕夜,吴祥在空落落的酒店房间里,用一贯乐观的语调与电话另一端的妻子、女儿拉家常。没有太多的叮嘱或嘘寒问暖,他想,反正,就快回去了。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