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公布
日前，根据诺贝尔基金会保密协议，1971年诺贝尔奖项提名情况公布。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名单包含91位作家，最终获奖者是巴勃罗·聂鲁达。在这一年度，聂鲁达只被提名了两次，两位提名者分别是约瑟芬·迈尔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系教授，该系第一位女职工；亨利·佩尔，耶鲁大学斯特林法语教授。其中有两位被提名者占据了一个提名名额，他们是“黑人性”的代表人物艾梅·塞泽尔与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提名人署名吉罗先生，应为时任瑞典文学院院士卡尔·拉格纳·吉罗。
91位被提名者仅有一位女性，爱沙尼亚诗人玛丽·安德（Marie Under）。安德是爱沙尼亚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她生长于20世纪初的表现主义和新浪漫主义潮流，其时与修鲁（Siuru）团体成员开创了爱沙尼亚的现代文学，以及爱沙尼亚独立建国（1918年-）后的文学基业，修鲁取自芬兰-乌戈尔族神话，原意代表一只火鸟。不过，安德和她的修鲁团体在二战期间流亡到了瑞典斯德哥尔摩，他们在这里创建了爱沙尼亚作家联盟，安德后半生都生活在斯德哥尔摩。
根据《瑞典日报》公布的瑞典文学院文件，有9位作家被提名数超过3次。如下：豪尔赫·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安德烈·查姆森（André Chamson）、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威廉·海纳森（William Heinesen）、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埃乌杰尼奥·蒙塔莱（Eugenio Montale）、沃夏普男爵雅各布·洛德维克·杰拉德（Jacob Lodewijk Gerard）、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没有出现单个作家有超过5次被提名的情况。
玛丽·安德
上述9位作家有两位汉语世界尚不知晓，安德烈·查姆森和沃夏普男爵。安德烈·查姆森经历比较传奇，他曾做过博物馆馆长，在抵抗运动期间保护过卢浮宫文物，还担任过法国笔会和国际笔会的会长、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法兰西学院院士。沃夏普男爵是比利时现代主义传承人，他的作品探讨宗教、殖民等问题，他曾获得利奥波德二世勋章大十字勋章。9位中3位作家在后续的年份获得了该奖，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埃乌杰尼奥·蒙塔莱（Eugenio Montale）分别在1972年、1999年、197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显而易见，1971年提名名单囊括了未来几年的诺奖得主——1972年、1973年、1974年、1975年、1976年。而这9位作家都属于（泛）欧陆文学、（泛）英语文学的范畴，而1971年聂鲁达的荣膺则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瑞典文学院逐步扩充和完善了其（泛）欧陆文学、（泛）英语文学的概念和想象，而它显然是20世纪初世界文学扩张后的结果，而直到今天我们仍处在这个扩大了的范畴之中。
91位作家中，族裔群体、第三世界、非主流语系占比较少。其中，塔拉桑卡尔·班代帕迪耶（Tarasankar Bandyopadhyay）是印度孟加拉语作家，以城市故事、社区故事而知名。曾德·达木丁苏伦（Tsendiin Damdinsüren）是蒙古作家，他曾参与了蒙古语的现代化，即古典蒙古语到西里尔蒙古语的演化，他还翻译了《蒙古秘史》。萨尔瓦多·埃斯普里（Salvador Espriu）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语作家，曾参与创办加泰隆尼亚语协会。威廉·海纳森（William Heinesen）是法罗群岛作家，其作品涉及的面向非常广泛，曾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等文学奖。姜镛讫（Younghill Kang），韩裔美国文学之父，他的一生都处在东方、西方，移民管制、自由艺术的波动中。他曾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学习，在格林威治村生活，在纽约大学教书，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姜镛讫的主要作品有《草屋顶》（The Grass Roof）、《东方与西方》（East Goes West）。他的作品曾博得托马斯·沃尔夫的喜欢。米哈伊尔·努阿伊玛（Mikha'il Nu’ayma）是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后辈和朋友，曾旅居美国，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米尔达之书》（The Book of Mirdad）。埃瓦里斯托·里贝拉·雪佛蒙特（Evaristo Ribera Chevremont）是安的列斯群岛波多黎各诗人，被誉为安的列斯群岛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乔治·谢哈德（GeorgesSchehadé）是黎巴嫩法语剧作家，其曾与超现实主义者结缘。何塞·加西亚·维拉（José García Villa）是菲律宾英语诗人，他发明了反向辅音韵律，还有所谓“逗号诗”，其主要作品是《鸽鹰狮》（Doveglion）。
根据诺贝尔奖官网，1911年到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提名次数多达3104次。其中中国仅有一个提名资格，提名者是国际笔会香港分会，被提名者是胡适。中国作家有五次被提名，这五次被两位作家分担，胡适和林语堂，胡适的提名者有斯文·赫定（1939年）、国际笔会香港分会（1957年）；林语堂的提名者有斯文·赫定（1940年）、赛珍珠（1940年、1950年）。
国际笔会呼吁卢旺达干预英诺森·巴哈提失踪事件
2月7日，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发布一则联合公开信，呼吁卢旺达现任总统保罗·卡加梅积极处理卢旺达诗人英诺森·巴哈提（Innocent Bahati）失踪事件。公开信由国际笔会现任主席布尔汗·森梅斯（Burhan Sönmez）发起，本·奥克瑞（Ben Okri）、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希奥孔达·贝利（Gioconda Belli）、J.M.库切（J. M. Coetzee）、马锡达（Ma Thida）、萨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等联合签署。
英诺森·巴哈提
“我们写信支持全世界作家的国际笔会，以及其他言论自由组织此前的呼吁，敦促您对巴哈提事件进行干预，维护他的生命、自由、福利的权益。”作家们向总统卡加梅联合声明，“我们恳请您注意该事件，恳请您采取紧急行动，巴哈提已经失踪一年，目前情况仍然不明……诗歌不是犯罪。全世界都期待再次听到巴哈提的声音。”
一年前的2月7日，巴哈提失踪于尼安扎的一家酒店，他前往酒店是去见一个尚未披露的人物。当人们发现巴哈提未能如期返回基加利时，巴哈提已经消无音讯，且他的手机一直无法接通。2月9日，卢旺达调查局已经将失踪事件登记在案，但直到今天仍没有公布相关进展。巴哈提生于尼亚加塔雷，此前任教于绿山学院。
巴哈提是富有正义感和社会批判精神的诗人。失踪前，巴哈提还在YouTube、Facebook等平台发表自己的诗歌、朗读和表演，他经常参与和举办地上活动。巴哈提关注当下非洲的重要议题，比如人权、贫困、难民危机，以及复杂的独裁政治，不过巴哈提没有那么高高在上，他的诗歌接近口语诗。在失踪前最后一次采访中，巴哈提呼吁积极有效的人性，“追求财富的时候丧失人性，我们可能会走向灭亡”。
失踪前，疫情席卷非洲，且截至目前，非洲仍是全世界疫情最严重，最缺乏有效救济措施的区域。很多卢旺达人民的生活和工作都陷入了困境。在这种状况下，巴哈提写下了他目前可查证的最后一首诗，表达了悲伤和哀悯的情绪，还向他当时还未出生的孩子传递了社会正义和勇敢。
据悉，2021年3月21日，卢旺达负责文化事务的国务部长爱德华·班波里基曾发表对外声明，“一无所有的人可能会做出越界行为，没有防备的人会偏离正确的航线。当诗歌迷失方向时，它就会误导公众……我们要尽我们的职责，对偏离的人进行劝告和训斥”。
保利娜·齐泽安获卡蒙斯奖
日前，莫桑比克作家保利娜·齐泽安（Paulina Chiziane）获得了卡蒙斯奖（Camões Prize）。这是卡蒙斯奖第三次授予莫桑比克作家，在齐泽安之前是何塞·克雷韦里纳（José Craveirinha）、米亚·科托（Mia Couto）。何塞·克雷韦里纳是莫桑比克最伟大的诗人，他是非洲第一个卡蒙斯奖得主。保利娜·齐泽安是第八位卡蒙斯奖女性得主，也是非洲第一位女性得主。
保利娜·齐泽安
齐泽安生于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郊区的一个班图语系新教家庭，马普托当时还叫洛伦索马克斯。齐泽安先后就读于一所葡萄牙天主教学校，以及以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首任主席命名的蒙德拉内大学。在莫桑比克内战期间，齐泽安放弃了学业，效力于莫桑比克红十字会。1984年开始，齐泽安的名字开始出现在莫桑比克的文学杂志，比如《时间》（Tempo）、《多明戈》（Domingo）。1990年，齐泽安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作品《风中爱曲》（Balada de Amor ao Vento）。
据称，齐泽安是莫桑比克第一位出版长篇小说的女作家，但1990年前，像琳娜·马盖亚（Lina Magaia）这样的作家也出版了一些作品，琳娜·马盖亚是一个流亡者、专栏作家和老兵。2003年，齐泽安和米亚·科托分享了第一届何塞·克雷韦里纳文学奖（Prémio José Craveirinha de Literatura），奖励她的作品《第一位夫人：关于一夫多妻》（Niketche：Uma História de Poligamia），这部小说是齐泽安迄今最重要的作品。
齐泽安关注莫桑比克的非殖民化、一夫多妻制，以及过渡时期的种种社会问题。《第一位夫人》承继《风中爱曲》（Balada de Amor ao Vento）的主题，主要关注一夫多妻制。小说讲述了警官托尼和她四位妻子的故事，这四位妻子居住在莫桑比克的四个地方。齐泽安对一夫多妻制的态度并不明朗，她无意彻底推翻一夫多妻，顺从以西方为主体的女权主义思潮，因为她了解一夫多妻有牢不可破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成因。研究表明，一夫多妻制不完全是殖民历史塑造的结果，它更多依赖于非洲既有的家庭结构，至今很多非洲国家都承认一夫多妻是合法的。乌若·艾森瓦纳（Uzo Esonwanne）也反驳了将反对一夫多妻制视为真理的倾向，“人性中任何具有普遍性的事物（例如生殖）没有普遍适用的表达形式，即使有合适的表达，其语言形态揭示的也是压制性的权力意志，而非超验的真理。”
同时，齐泽安试图发现隐藏在一夫多妻制背后的非洲声音和非洲故事。例如，基督教传布非洲前，非洲部落女性婚嫁后仍会保留自己的姓氏，人们深信姓名和祖先是联系在一起的，而随着殖民推进，非洲很多地方都采纳了基督教世界的规则。姓名随婚嫁而改变，也意味着非洲女性权利更受托于男性，比如现在有的莫桑比克妇女会下意识期待嫁与他人，赢得些许生存的权益，当然其中也包含了现代社会的运作。如其所说，莫桑比克妇女正在寻找一个他们曾经拥有但失去了的天堂。作为一位莫桑比克女性，齐泽安希望探究的是莫桑比克传统，以及非洲传统，而这个信条与西方思潮存在着很多隔阂。
齐泽安指出，欧洲人到非洲前，非洲人可以直接和宇宙对话，在露天而不是室内祈祷，月亮、树木、大海等自然（神）都融入了非洲人的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殖民历史发生后，一切都改变了。非洲人成了欧洲人眼中没有信仰的人，后来也成了他们自己眼中没有信仰的人。齐泽安花了大量篇幅写作关于传统治疗师的文字。首先我们要清楚，传统治疗师是非洲传统知识生产的核心，这样的角色在殖民化和现代化的历程中被抹除了。非洲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医生和精神病医生，但此医师非彼医师。齐泽安的母亲在内战期间由于儿子牺牲产生了精神异样的状况，她去看心理医生，但几乎没有根治。一位有传统修养的医生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使你母亲康复，你必须带她回到传统，回到她熟悉的语境。”
齐泽安的语言浓郁、狂热，富有深情。她受影响于西班牙诗人弗洛贝拉·埃斯潘卡（Florbela Espanca）。埃斯潘卡写作十四行诗，在生活中毫无保留地实践现代艺术所向往的激情和自由，她曾离过两次婚。由于其情绪化的表达，其女性身份和经验，埃斯潘卡一度受到葡萄牙官方的禁锢。与此同时，齐泽安认为存在所谓莫桑比克性。莫桑比克性正在从殖民历史、奴隶制、多部落多语言的状况中形塑，但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
克莱门斯·赛茨获毕希纳奖
日前，奥地利作家克莱门斯·赛茨（Clemens J. Setz）获得德语世界最高文学奖毕希纳奖（Georg-Büchner-Preis）。这是十年来奥地利作家首次获得毕希纳奖，赛茨是第十四位获毕希纳奖的奥地利作家，前十三位依次是英格博格·巴赫曼 （Ingeborg Bachmann）、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曼尼斯·斯珀伯（Manès Sperber）、恩斯特·扬德尔（Ernst Jandl）、埃里希·弗里德（Erich Fried）、阿尔伯特·德拉赫（Albert Drach）、（H. C. 奥特曼（H. C. Artmann）、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弗里德里克·麦勒克尔（Friederike Mayröcker）、约瑟夫·温克勒（Josef Winkler）、瓦尔特·卡帕赫（Walter Kappacher）。
克莱门斯·赛茨
赛茨（1982-）刚刚步入中年时代就摘得了毕希纳奖，这在德语文学史上虽有先例——比如彼得·汉德克三十岁出头就赢得了这个荣誉，但他稍后退回了奖金——但也并不常见。早早得奖这件事对赛茨或许恰到好处。大约十年前 ，短篇小说集《马斯戴特儿童时期的爱情》（Die Liebe zur Zeit des Mahlstädter Kindes）在莱比锡书展上赢得了小说类奖项，赛茨被誉为天才，但此称多少有些高高在上的语调。而今，赛茨证明了自己确实是个货真价实的天才，纯金的天才，犹如压缩饼干版的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21世纪文学的语言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使用二元制数据库？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达成一个共识：文学可以用数据库的形式演绎，哪怕是虚拟的演绎。证据在于，我们所进行的永远不是习得性的工作，我们进行的是开放性的工作。我们在开放中阅读，在开放中写作，在开放中赠予和接受。赛茨在《蜜蜂和隐形人》（Die Bienen und das Unsichtbare）中进行了探索。赛茨首先带我们回溯了Volapük、世界语（Esperanto）的诞生，这些语言既对应着诺瓦利斯的语言体系，也对应着词汇数据库。最终，瓦西里·爱罗先珂（Vasili Eroshenko）出场了，他是俄国世界语作家，他凭借其无政府主义理念进行了一场游牧实验。“诗歌的核心是偏差，”赛茨在《蜜蜂和隐形人》结尾写道。
21世纪将我们带回语言的梦乡，语言的起源。这是为什么赛茨的失能者和君特·格拉斯的失能者有本质区别的原因。赛茨的失能是不需要辅助系统的，而格拉斯的失能总是需要一个实在的背景板。那么，世界的呈现便不是一一对应，而是多多对应，而映照于存在却是一。有次玩游戏，赛茨发现电脑分成了两半，他到医院去做CT，结果显示大脑没问题。赛茨就此成为了一个作家。
（部分译文参考：何宁《文学中的科技与历史主题——2018年德语文坛热点回顾》,《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9年第4期）
埃尔里德·伦登获瑞典学院北欧奖
日前，挪威作家埃尔里德·伦登（Eldrid Lunden）获瑞典学院北欧奖（Svenska Akademiens nordiska pris）。北欧奖往年得主有罗莎·利索姆（Rosa Liksom）、卡尔·奥韦·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阿妮塔·普莱杰尔（Agneta Pleijel）。历数北欧奖得主，挪威作家获奖最多。伦登是二战以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重要的诗人。
埃尔里德·伦登
伦登的诗歌从来都不具有深刻而前卫的探索性、实验性。她专注于内在的诗意。她的第一本诗集《例如，七月》（f.eks. juli）从青春萌动、自然景观出发，进行了一番完整的存在主义探索。1970年代的三本诗集，《绕圈圈》（Inneringa）、《硬，软》（Hard, mjuk）、《保姆蓝调》（Mammy, blue），伦登扩展了诗意的空间，纳入日常情境，整体保持简约、现代、流动的语调。伦登的诗歌既有隐喻化的倾向，也有高度去氛围化的倾向，读者可以很好地透过语法看到自己。丽芙·朗德伯格（Liv Lundberg）曾评论道，伦登的诗歌很冷静，既反讽，又温煦，可以说将事物和概念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读者可以直接透过符号和象征触摸到情感。
1980年代以来，伦登更多关照当代现实。首先是1980年代对女权、暴力等当代事件的探讨，新近则是21世纪初对环境和大自然的考虑。出版于2005年的《羊群与阴影》（Flokken og skuggen）广受赞誉。自始至终占据其诗学核心的是现代个人的自由想象和内在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