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泉州近年频频出现“百万黄金新娘”“天价嫁妆”新闻，“晋江新娘”在网络上也成为专有名字，坊间戏言“抢银行不如娶晋江新娘”。
高嫁妆带来了什么？近日，微信公号“中国青年研究”刊发的一篇学术文章提到，基于晋江市C镇两村调查发现，由于嫁妆属于外嫁女的“私房钱”，嫁妆越高女性越难融入夫家生活空间，使高嫁妆变成一种家庭离心力，影响家庭和谐关系的建构。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冬亮和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李芳芳。文章称，表面上，当地人看到高嫁妆似乎具有提高女方在夫家的家庭社会地位之功能，但是却没有看到女方从娘家带着高嫁妆到了男方-夫家家庭，形成由财产关系所引发的家庭社会关系裂变，对女方融入男方家庭构成了某种障碍。
文章称，对女方及其家庭而言，高嫁妆可能引发多方面的负面社会影响：在家庭关系融入上，嫁妆越高也就使女性越难融入夫家的家庭家族网络。尽管嫁妆高额使女方可能在夫家被“当奶奶一样伺候着”，但也意味着她们被男方家庭隔离甚至割裂开来了。当女儿带着高嫁妆离开娘家到夫家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融入新家，这是维系和经营婚姻的首要前提。此时，由于嫁妆是女方个人财产和“私房钱”，这对“同居共财”家庭而言意味着她与其他家庭成员有区隔。在这个意义上，嫁妆财产越高，财产个体化越强，女性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区隔越明显，她融入夫家家庭家族网络的难度越大。由此观之，高嫁妆所带来的是一场家庭关系的隐秘变革，这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更是家庭社会秩序问题。
从夫妻关系维系的角度看，高嫁妆的消极作用也十分明显。夫妻关系本质上虽是由婚姻缔结联系起来的男女契约关系，却是以亲情感情和伦理得以存续。夫妻关系是所有家庭关系的基础，是家庭中的第一关系，但也是最容易破裂的关系(相比于坚固的亲子关系)。就C镇来看，当前高嫁妆更常常成为婚后夫妻争吵造成夫妻关系紧张乃至离婚的主要矛盾点，消磨彼此之间的信任和情感。此外，高额嫁妆客观上可能对男性-丈夫形成某种刺激。受传统观念影响，男性一般希望女性温柔贤惠持家，不希望女性有更高的与丈夫谈判的能力，但妻子却可能因高额嫁妆加持而具有居高临下的态度。这可能引发丈夫的不满情绪和心理不平衡，夫妻关系失衡，结果使得家庭生活变得冷漠痛苦。
高嫁妆还造成诸如婚姻关系物质化、家庭关系恶化以及出现骗婚骗嫁妆的不良社会现象。部分男性把婚姻当“买卖”来经营，利用结婚来达到“赚钱”的目的，目的达到后就对妻子产生厌恶感，沉迷事业、游戏甚至“包二奶”，导致有高额嫁妆的晋江离婚诉讼案件高于周边地区尤其是因包“二奶”起诉离婚的案件居多，这说明高嫁妆已经造成了离婚率上升导致家庭离散的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因高嫁妆而被物质化和金钱化，不仅没有能提高女性的家庭社会地位，反而是对女性的另一种贬低和摧残。在金钱的作用之下，女性的才能、学历、性格、人品等都被“微缩”，而金钱则被放大。女性作为两性中的唯一性，作为人的主体地位被“悬置”了，这无疑是社会的一大退步。
从代际关系角度看，高嫁妆是一种代际支持现象。在北方婚嫁中，男方父代对子代的支持越强且转化为子代夫妻共同财产，子代的婚姻越稳定。但对晋江C镇女方父代而言，代际支持越强，嫁妆越高但私房性越强，子代的婚姻可能越不稳定。
这篇文章指出，相比于当前受高嫁妆约束的婚姻，不受高嫁妆约束的传统婚姻在未来的夫妻关系上似乎更为和谐。其原因是在当前C镇家庭对婚姻过程中的高嫁妆进行了异化解读。高额嫁妆不仅使婚恋物质化、财产化，导致人们将婚姻与财富关联起来，而情感自由和婚姻自主等有利于婚姻家庭稳定的价值因素被抑制了，而且使得男女两性在相处时容易心生戒备，造成互相猜忌，这种不信任的心态是婚姻维系的大忌。
另外，高嫁妆原本是女方为女儿即将进入婚姻家庭生活所做的物质准备，但在村庄熟人社会竞争机制的作用下，高嫁妆逐渐演变成面子攀比的手段。对卷入其中的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而言，女方为了面子借钱给高陪嫁，男方则为了获得女方的高额嫁妆而借贷支付高聘金。此时就需要政府这一外力介入，通过移风易俗来扭转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通过构建良好的婚姻关系来构建和谐夫妻家庭关系。事实上，近年来，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扭转高嫁妆习俗，提倡“喜事新办”，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文章指出，要真正实现家庭和谐幸福，仅仅依靠国家政府的引导是不够的，还需要婚姻各方利益主体共同调适，因为婚姻不稳定与婚姻调适不当有关。要解决这一问题，婚姻主体要适时调整婚姻预期，调整自己的心态。事实上，高嫁妆作为“私房钱”，其本身并不一定会破坏家庭关系，是否变成“家庭钱”也只是一种选择，而不是必然趋势，女性可以继续把嫁妆当作私房钱，通过勤劳、孝敬长辈或者借钱给急需用钱的其他家庭成员缓解其燃眉之急或为家庭购置公共用品来提升家庭关系，让自己的嫁妆在夫家家庭中实现更大的价值。
文章称，现代社会中年轻人思想越来越开放，追求自由恋爱。虽然他们的父辈仍秉持着一些传统婚嫁观念，但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中，子代通过“反包办”的努力也能够实现婚姻的自主和自由，进而逐步改变当地的高嫁妆习俗。如C镇S村一男子在贵阳做生意时与一个四川女孩自由恋爱，其父母最终也同意了他的选择。而C镇D村有一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女方家长考虑到自己女儿自身条件好但缺乏上百万陪嫁而希望女儿能够嫁到外地。很显然，这些婚姻案例不适用于当地的高嫁妆规则。事实上，近年来当地媒人反映，不少男方家庭已经不再要求女方付出高嫁妆。更有一些家庭对高嫁妆已经有反思甚至有反抗心理。所有这些都表明晋江的高嫁妆婚嫁习俗正在悄然发生改变，由此带来的必然是整个家庭社会关系的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