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27岁的刘芳和72岁的姥姥之间，聊天话题总是两条平行线：姥姥谈话的出场人物往往是二叔、表舅、表姨，而刘芳只能提起朋友、同事、同学。
“我和姥姥间好像有代沟，又好像不是代沟这么简单。”刘芳说，姥姥原先一直生活在农村，房前屋后都是亲戚，没事串个门，有事吼一嗓子，三五个亲戚一下就跑过来帮忙了。
刘芳工作前，回农村老家的频率稳定地保持在一年一次，工作后就变成了未知数，本就不熟悉的亲戚更加陌生了。姥姥总是埋怨她，“怎么连长辈都不认得，那以后你有事，找谁帮忙啊？”刘芳只能苦笑，“我没这条件，我的生活圈里沾点亲戚关系的人一只手就能数完。”
有人把像刘芳这样的90后称为“无根一代”：生于城市、长于城市，丰富物质条件优渥、人情往来淡薄，亲戚关系逐渐弱化、朋友关系日渐增强。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汶蓉认为，亲属关系的淡化是城市化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趋势，“淡”不能简单等同于“无根”，也不能以此评判一代人的文化道德，而要从实际的社会环境去理解和剖析。
弱化的亲戚关系要不要维护
28岁的林川早就对渐弱的亲戚关系习以为常。他从小和父母在湖南省吉首市生活，回家过年也是跟父母团聚，几乎不回父母的老家。
“我爸不太搞亲戚社交，价值观不太一样，聊多了也费劲。”他说，“受我爸影响，我对亲戚的概念很淡薄，尤其搬（进城）以后，距离又增加了不少，更不来往了。”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人类学教授阎云翔曾对故乡黑龙江省下岬村展开过为期12年的田野调查。他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家庭模式就呈现出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小家庭”增多，父母和已婚子女组成的“大家庭”逐渐解体的现象。
现在，网络取聊天代线下见面，成为亲戚往来的主要途径之一。刘芳的姥姥搬进城后，跟亲戚们见面不易，她的微信置顶几乎被各种名称的家庭群、亲戚群占领。刘芳看着群聊里时不时刷屏的聚会照片，总有“过年一样”的错觉。
筛选式社交是林川的亲戚互动准则。“排除让人不舒服的亲戚，留下言谈举止让人舒服的亲戚。”林川觉得，象征家族关系或亲戚关系的“根”顺其自然就好，“往上数100年，大家没准都是亲戚呢。”
52岁的贵州退休工人方志梅说，小辈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要求他们和自己一样认识每个亲戚也比较难，“也许以后小孩就在外地安家，家族可能越来越小，但还是要叫他们不能（和亲属）断了联系，不要忘记自己的‘根’在哪。”
向前看，让年轻人自己“生根”
在一些年轻人眼里，亲戚关系意味着逢年过节时不怎么愉快的“人情关”。他们对亲戚关系的认知，始于血缘关系，却并不能由此产生自然而然的亲近感和归属感。
刘汶蓉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社会的变迁使得家庭规模向小型化趋势发展。农业时代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而现在这一代年轻人要面临的巨大现实是如何在新的城市环境下扎根。城市核心家庭中的孩子和父母关系更加紧密，而超出核心家庭外的亲属认同相对弱。
这在步入中年的80后身上尤为明显。
2010年，80后教师郑宇离开家乡吉林长春到广西南宁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如今，他为了定居南宁，按揭买了房子和车子，还考虑让父母一起过来养老。
在东北老家的时候，郑宇父亲家的亲戚都离开长春到黑龙江生活了，母亲家也只剩下一家亲戚。随着爷爷奶奶辈的老人去世，小辈之间的走动越来越少，有时候过年都聚不到一起。
虽然更关心自己能否在新地方扎根，但郑宇坦言，“亲戚始终是亲戚，不是非要成天待一块儿面对面的才叫亲戚。”他会有意识地和亲戚来往，比如路过北京、哈尔滨时上亲戚家拜访，也常在家庭群聊里发言。“来往确实是少了，但即便十几年没见面的亲戚有点啥事，我知道了就会搭把手。”
刘汶蓉认为，当下环境中年轻一代的孝道传承也显示出了明显的时代特点。比如，比起祭祀、传承等仪式，他们更愿意从自己的理解和喜好出发，与父母分享健康、时尚、旅游等方面的“好东西”。
在儒家文化框架下，东亚社会普遍把家庭网络视作个人发展的支持网。那么，长辈维系的亲属关系在子代中变淡、孝道从重仪式走向重实践，是否意味着“无根”？刘汶蓉表示，不必以此为标准断言一代人是不是“无根”。“‘根’不是要往回看，而是要往前，让年轻人自己生根，这才是我们现代化过程中所要面对的问题。”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芳、林川、郑宇、方志梅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