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均斌
连提25个“稳”、30个“进”，12月8日至10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定为2022年我国经济工作的主基调。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财政和货币政策如何发力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今年四季度以来，从能源供给端限制显著改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加速发行，到央行全面降准……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的推出，传递出政策稳增长的明确意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国内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在此背景下，光大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经济学家高瑞东认为，财政和货币政策需要重点发挥稳增长、调结构的作用，助力我国经济行稳致远。
积极财政政策更注重精准、可持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2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自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也即扩张性财政政策。专家们认为，2022年积极财政政策将呈现新的特点。
首先是财政“可持续”，这一提法是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的，今年是继续强调。
财政“可持续”意味着合理安排赤字率、保持适度支出强度、科学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以及积极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高瑞东分析，由此，2022年赤字率难有上行空间。2021年，随着经济的逐步修复，当年赤字率从3.6%下调至3.2%，新增专项债从3.75万亿元下调至3.65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不再发行。考虑到2022年疫情对经济的实质性影响会进一步下降，财政将“留有余地”，为今后可能的风险预留政策空间。
另一个财政政策的关键词是“精准”。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从一组数据来分析“精准”的必要性。他说，疫情高峰过后，我国宏观杠杆率控制取得一定成效，今年9月末为264.8%，比年初下降5.3个百分点，政府部门杠杆率也下降了0.1个百分点至45.5%，但地方政府杠杆率上升0.5个百分点至25.8%，比疫情前的2020年初上升了4.2个百分点。
他认为，在地方政府债务约束和债务负担较重、部分地区财政吃紧的形势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不仅关注总量调控，而是更加强调结构优化。将进一步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具有显著社会效益领域的精准支持力度，提升政策质效。
这涉及到财政的支出效能。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罗志恒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去年的“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到今年的“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保持”到“保证”，去掉“适度”，说明支出强度是硬目标，有利于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和预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温彬表示，这其中，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是关键举措。今年专项债发行和使用节奏有所滞后，预计有一部分资金结转至明年使用。要加强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促进稳投资和稳增长。特别是“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他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将以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为重点，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今年前10个月，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9万亿元，其中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5200亿元，占全部的18%。明年，用好专项债券支撑该领域不仅具有空间，而且将对稳投资发挥积极作用。
财政政策重点发力的另一部分是加大对“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多年大规模持续减税后，通过政策效应分析，减税降费对于经济多方面的贡献是显性的。有针对性的精准施策、延续有效的减税降费措施，可以助力经济行稳致远，也有助于为市场主体创造更优的可持续性发展空间。
“十三五”以来，我国减税降费规模持续扩大，从2016年的6200亿元扩大到2020年的超2.6万亿元。2021年前三季度减税降费9101亿元。
李旭红表示，明年减税降费针对性很强，一方面由小微扩大到中小微企业，政策的覆盖面更广，精准度更高，有助于更大范围帮助市场主体应对当前的困难，另一方面着力于对“专精特新”类中小微企业的支持，有助于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符合新发展阶段的改革要求。
货币政策重点支持实体经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温彬认为，逆周期调控需要政策发力，为稳定内需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跨周期调控又要求政策为后续调控留有空间，政策力度要灵活适度，“会议对货币政策的表述，实际上隐含了加大对稳增长的支持力度。”
他认为，中美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周期不同步的情况将会继续延续。美联储削减购债规模或将提速，我国经济进入快速复苏后的降速期，因此货币政策要兼顾好稳增长、控通胀和防风险等目标。“坚持稳字当头和以我为主的同时，要应对好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可能引发的非美元货币贬值、国际资本回流、资产价格大起大落等冲击。”
对此，高瑞东表示，从货币政策面临的外部环境来看，美联储当前的主要约束仍是产出缺口修复的稳定性。他认为，在美国经济增长动能不确定性仍然较高的背景下，美联储不会急于收紧货币政策。同时，目前仍处于历史高位的中美利差和强劲的人民币汇率，也为我国坚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创造了较大的缓冲区间。
“货币政策一般是经济基本面的滞后反应，在经济尚未稳定修复至潜在产出水平之上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事实上的宽松就难以完全退出。”他说，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的要求下，明年的货币政策预计将保持边际微松态势，“我们预计，总量型政策工具仍有发力窗口期，但结构性工具将会承担稳增长的主要责任”。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强调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市场判断，结构性工具将以此为主要抓手。
此前，央行已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随后降准0.5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约1.2万亿元，帮助优化银行资金结构，提升资金配置能力。温彬说，这些结构性和直达性货币政策工具将在支持实体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高瑞东建议，政策应进一步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增量、扩面、降价。
在12月11日召开的“2021-2022中国经济年会”上，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说，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政策发力要适当靠前。
具体到市场主体身上，韩文秀说，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稳定具有基础性作用，是政策效果的受益者和阅卷人，“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等的支持政策，该延期的要延期，该作为的要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