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均
10月22日-24日，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4届年会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趋势研讨会将在中山大学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140多位专家学者将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分组参与讨论。如何看待“当代文学”概念的争议？当代文学研究在历史化进程中存在什么困难？当代文学应该建立怎样的评价标准？针对这些问题，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均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有关“当代文学”的争议
羊城晚报：学界对何为“当代文学”一直存有争议，您是怎么看的？
张均：从学科建设、文学教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当然，在学界内部，确实存在一些怀疑和讨论。比如，目前惯例是将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70年文学统称为“当代文学”，但这种习惯性的使用面临两个不同方向的问题：其一，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当代”当然是指当下，至少是指离眼下、此刻比较近的时期。那么新中国成立最初的30年（1949-1976），甚至1980年代，离现在都已经逐渐显得遥远了，再称之为“当代”，多少有些名不副实。我曾建议将新中国前30年的文学归入到“现代文学”的范围，但目前而言，这很难成为文学研究与教育中的现实；其二，也有学者认为，“当代文学”已长达70年，该有一个必要的下限了，因为1990年代以后的文学，尤其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在观念、叙事等层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前的“当代文学”其实已不是同一种文学，应在“当代文学”之外给予这近30年文学以新的命名。各种意见差异比较大，目前看，大家还是比较接受以“当代文学”概念概指1949年至今的中国文学。
羊城晚报：这样看来，“当代文学”是开放性的，但如果把时间延长得足够长的话，100年或200年，“当代文学”这个概念还是要起变化的？
张均：那是必然。100年后，人们谈论的“当代文学”，肯定不再包括今天我们所谈论的所有当代文学作品。不过，在目前的语境下，从事“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都不大乐于接受对方的“跨界”。究其原因，与现行学科体制下既存的学科利益有关，与不同方向的学者业已形成的立场、方法也有密切关系，改变还需要时间。
研究与批评就像两兄弟
羊城晚报：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趋势”，按一般人的理解，“历史化”是一种普遍的必然的趋势，一切都在历史化过程中，那么在这个主题里，“历史化”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张均：“历史化”是近10年当代文学研究界影响很大、争论也很大的一个学术问题，和一般的理解不太一样，它主要是针对当代文学研究传统而提出的方法创新和突破。当代文学在它年限还不太长的时候，比如说在1980年代或更早的时期，并无思潮意义上的“历史化”，其时当代文学研究主要表现为现场的文艺批评，注重对最新的文学现象的发现、判断与分析，在方法上特别倚赖于批评主体的思想洞察力与审美判断力。与此同时，由于批评的预设读者也包含普通文学读者，而不仅仅是专业读者，故语言与文体的自由、灵性也会成为优秀批评的突出特征。
不过，随着当代文学的时间延伸，必然会有一批作品失去当下性、时效性，也不再引起评论家的注意。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就可以采用研究现代文学甚至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去处理它们。比如说，要做很多的基础性史料、文献的工作，要把它们放回到当时的语境中去考察它的生产，等等。在此意义上，学界就出现了“历史化”的提倡，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羊城晚报：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就像是两兄弟，既有联系，也有不同？
张均：是的，当代文学研究包括两种方式：一是面对最近一段时期（一般为30年）文学的即时的、现场性，当然也是最具思想冲击力的文学批评；二是面对业已遥远的对象（如新中国“前30年”文学）的文学史研究。二者对象不同，方法也有差异，但之所以会产生争论，是因为它们共享一个“当代”的概念。可能有的批评家会以为“历史化”提倡是要求对最新的作品也采用文学史研究方法予以处理。不是这个意思，最新的作品需要敏锐、及时的判断，而不是去搞史料工作。
建议当代文学暂缓修史
羊城晚报：有个说法，“当代无史”。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趋势里，会不会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张均：的确有这种说法，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仍然很多。2019年我曾做过一次统计，到该年为止，以各种名称存在的“当代文学史”已有88部。当然，强调“当代无史”的原因在文学史编撰领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编撰文学史必须根据一定的历史哲学、文学史观念来展开，但70年来，中国的历史观、文艺观急剧变化。即使是完整经历这些变化的学者，也有可能被变化所塑造。这种塑造不一定是正面的，也可能是反向塑造。然而文学史研究需要比较中立、客观的叙述，可能不太容易达到。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建议“当代文学暂缓修史”，先不要写了，暂时停下来，但估计很多人未必同意。
羊城晚报：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些文学研究专家已经转向做文化研究，比如黄鸣奋、朱大可、张柠，您怎么看他们的这种转型？
张均：近年来当代文学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有的评论家在文本阅读批评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建立起自己的批评哲学与批评体系，令人欣喜。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学者，则是从文学批评向文化研究的转型。在文化研究的眼光里，一切都是文本，所以他们的研究就跨越了过去纯粹的文学审美范畴，研究方法也有极大的拓展。当然，这也有争议，因为文化研究的方法毕竟来自西方，针对的也主要是大众文化，这与传统文学研究的差异比较明显。
羊城晚报：其实这也是一个个人兴趣或个人学术定位的问题，包括传统的文学研究、批评，允许各有分工，不必强求？
张均：当然是探索越多，学术发展越好。学者宜取兼容并包的心态。学界发生的一些争论，有时候是理论与逻辑之异，有时候也夹杂着一定的争夺话语权的成分。不过整体而言，我认为这些争论还是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出不了大作品的原因
羊城晚报：您对当下中国文学有怎样的观察？
张均：经过了90年代个人化写作、“纯文学”运动之后，当下文学的主流倾向在于个人的日常生活审美追求，比较私人化、个人化，它和变化巨大的时代不大匹配。中国20世纪至今的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革命、建设、改革。这三个大阶段有三个不同的主旋律。今天就是改革的时代，处在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当然这一进程中也包含很多的复杂、幽暗与痛苦。当代作家的创作整体而言还不足以回应当下正在变化的现实，很多作品缺乏对现实的建构能力，不能唤起年轻一代的共鸣。也因此，当代文学往往需要靠广告、传销、运作来扩大影响力，而不是靠作品本身。这是当代文学出不了大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比较起来，电视剧在这方面好像做得更好一些，比如《大江大河》《山海情》，确实比较好地反映了40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现实和重新凝练而成的精神。
羊城晚报：在新时代新语境下，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一方面是历史化，另外一方面也要有新的方法、新的理论和新的目标？
张均：我们这个学科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是方法的创新，它不像古代文学研究或语言学研究那样有相对稳定的方法。也正因为此，这个学科的共识相对而言可能会少一些，争论会多一些。这是正常现象。除了“历史化”之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倡“社会学史视野”、“大文学观”，等等，也都很有启发性的价值。
应该建立怎样的评价标准？
羊城晚报：在讲求销量、粉丝量、点击率的当下，当代文学应该建立怎样的评价标准？
张均：如果讲市场，拼粉丝，那么以往很多文学作品并不弱于今日，民国时期张恨水的作品，80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革命年代的《欧阳海之歌》据说卖了2000多万册，市场占有量都非常高。但销量很大，并不意味着就是文学经典。
怎么评价一部文学作品，这么多年其实还是有两个标准的：一是文学史的标准，一是文学的标准。按文学史的标准，就要看它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对后来文学创作的建构作用，比如茅盾的《子夜》，今天读者可能并不多，但它对后来的作家影响特别大，因为这是中国第一部成功的现代长篇小说，文学史上有“《子夜》模式”的评价。文学标准，注重的是作品的审美品质，以及深入人性的角度与层次，等等。
比如金庸，他的60后、70后粉丝奇多。60后、70后成长的年代，可阅读的作品少，意识形态介入很深，所以金庸一出现，对他们来说有如饥似渴之感。而00后这一代人似乎就不那么看金庸了，他们是在科幻、网络中成长的一代，其世界观与审美期待已发生巨大转移。所以，金庸无论是从文学的角度看，还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都未必是特别能经得起考验的。
但并不是说当下读者只应该读那些最经典的作品。其实，大量的文学作品并不处在人类艺术殿堂的顶端，但它们同样具有阅读的价值，为什么？因为它们可能和你生活的时代、和你自己的生存境遇能有更深刻的共鸣。比如，你读《荷马史诗》，不见得就比读反映当下中国生活的作品更能引起灵魂上的悸动。无他，因为这些作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