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谭卓:生活需要艺术

澎湃新闻  |  2021-10-16作者:杨茜

今年2月,演员谭卓看到一条新闻,因为疫情,坐落在威尼斯的花神咖啡厅倒闭了,她很难过。在她心里,这个地方有“人类情感的承载”。不止如此,身边的电影院也关了很久的门,观影方式变了,电视重新受到欢迎。

谭卓自认为生在和平年代,没有经历过大的历史变革,而疫情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事情,没有任何史料或是经验能告诉她,应该怎么办,怎么想。“我们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是迷茫的,倦怠的,痛苦的,不管你保有什么样的情绪,都要往前走,这个时代裹挟着你。”

在复杂情绪和事实的冲击之下,谭卓试图找到演戏之外的方法表达感受。她翻出了2014年8月开始拍摄的一段影像,那是一段兼具内容大纲和即兴创作的表演,是当时一群热爱艺术的朋友聚在一起后共同打造的一个作品,有人拿摄像,有人拿道具,有人想内容。拍的时候,她没有想过要怎么去用这段影像。

谭卓空间装置作品《下午茶》

影像中谭卓穿着白布围成的连衣裙,在话剧舞台般的场景里游走,时而像个提线木偶,表情全无,麻木走动,时而像少年怀春般微笑思索着什么,时而抱起一只小小的奶猫,小猫闯入是意外,谭卓也就着可爱的意外和小猫互动起来。

7年后,这段包含了她即兴表演的影像,成为了她的作品《下午茶》的重要组成部分。

疫情促使谭卓完成这个装置作品。“就像火箭的燃料一样,有一个助推你的东西。”谭卓希望用某种形式表达出自己在疫情期间受到的震荡,装置艺术是她的兴趣所在。

“它可以思考可以动手,因为我有很强的好奇心,它很像一个结合体,一个男孩和女孩的性别可以做的事儿的结合体,而且做装置不可避免会接触到各个门类,材料工程工太多了,这个世界上有的、没有的,寻找的、创新的,都有,我会觉得这些东西都特别好玩。”

《下午茶》

2020年,在演员的身份之外,谭卓已经完成过自己第一个装置艺术作品《无限可能的Baguette》。这一次,则是更成熟更完整的实践。搁置了7年的影像被捡起来,最后被放入古老的10台电视机里,通过剪辑,每台电视机里播放的都是不同状态下的角色。

这是不同空间之中,女孩逐渐发现到自己的多面性,也开始逐渐接受。但时间呢?时间的变化是一种重要感知。谭卓思考后,想到了自己每天获得信息的方式,其中一种就是外放的,没有经过筛选的广播,路边的电视等等。因此,她找了这7年来的全球大事,包括美国大选,包括第一台iPhone6的售卖等等新闻,通过音响功放出来。

“其实你很难选择自己想要获得的信息,很多时候,公共场合的声音传入耳中无法拒绝,因此决不能用耳机,只能功放。这是人类共同经历的一个个事件和一种情绪感受。声音对这个作品很重要,如果没有了,都不是说这个作品少了一半,而是整个性质全都变了,它包裹了外部整个形式空间,布光、玻璃盒子、餐桌、声音和影像,它们其实是互为关系,互为因果的。”谭卓说。

谭卓《下午茶》

展出当天,由于音响出了问题,差点无法播放声音,谭卓甚至让工作人员再去买了备用音响,以防万一。

作品在逐渐形成。最后一步,她让看起来方方正正的老款电视机,变成了餐桌上的“蛋糕”,而放置电视机的桌子,则铺着白色餐布,放着餐盘餐具。

所有的一切被放进玻璃房中,“整个玻璃盒很漂亮通透,看起来就一个蛋糕盒,一个甜品店。”谭卓想要一整块完整的大玻璃,但为了安全起见,最后还是几块玻璃拼到一起,后来玻璃的尺寸出了纰漏,要重新烧、重新运。

“开始还尝试过3D影像,但是都觉得,没有这样的方式更适合。”站在通透的玻璃房中,谭卓向来宾一次次地介绍自己做这个装置作品的来龙去脉,整个房间也处于极其清晰的日光灯照射下,“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对比,因为我想让大家讨论,疫情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但是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的日常,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日常。”这种日常被她植入进“下午茶”的标题中,她想用一个更轻松的方式,去思考和讨论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谭卓成长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中,从小就对很多艺术有关的形式都有兴趣,她形容装置艺术是“好玩儿”,可以充分发挥她在演戏之外的想法,但演戏始终是她更主要的艺术表达。在今年余下的时间中,谭卓也将出现在几部影视作品中,有关《下午茶》的下午对话结束后,我们也顺便聊了聊她的几个新角色。

布展现场的谭卓

【对话】

打开一扇新的门

澎湃新闻:之前我去观看了这份装置,现场听到你说,为了这个装置连续工作,其中有一次是超过了26个小时,能不能分享一下想做这份装置的起始时间,当时的一些契机原因、目的等等。

谭卓:2020年的疫情,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震撼,是很重要的时间节点。疫情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事件,全球范围内人类首次面对的大事,它究竟会不会消失,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必将载入史册的事件。而我们是见证了历史的人,是一个历史的亲历者,所以这一次疫情发生对我产生特别大的震荡,我觉得一切也都是机缘。

灵感就是当疫情发生之后,整个世界范围内一个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世界环境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相互之间交织和绑定得非常深入,我们小的个体也不像过去了,现在信息非常通达,有互联网,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旅游,整个世界环境交织很深,疫情一发生,大家更变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

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的变化下,所有人类的命运该何去何从?我们看到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等等的发展都受到了影响,出现全人类很多新的节点。我们身后的门关上了,眼前新的一扇门打开,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世界环境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相互之间交织和绑定得非常深入,我们小的个体也不像过去了,现在信息非常通达,有互联网,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旅游,整个世界环境交织很深,疫情一发生,大家更变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

澎湃新闻:进入这个装置后,听到很多的声音,主要是时间和空间关系,在声音的选择上,有什么标准?

谭卓:首先,这些声音的时间节点,和这个作品从创作到完成的时间节点是一致的。从2014年8月到2021年9月,我是根据创作的时间段去匹配的,并没有时间上特别的选择,也就是说,它也可以是其中的几年,任何一件大事,只是为了吻合创作的时间,来共同呈现一个更客观的状态,事件则选择了全球大众知晓度比较高的一些代表性事件,要有一个集体性。

有了一个集体认知后,当这次展览当中去了不同的人,外国的艺术家,说不同语言的人,当他们听到了本国的语言,或者他们知道的事件,或者说他们来到中国看听到一些的事情,马上就会进入到那个时期的感受,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和方法,似乎是比较能准确传递我想表达的东西,“声音”相对精准地呈现了我说的这种感受。

声音也可以有几种播放方式,一个是功放,一个是耳机,这次我选择了一个功放的形式,就是因为我认为它是一个唯一的正确的形式,对于这个作品来说。一方面的灵感是,这些大事件是不由我们个体左右的,不是个体的选择,它发生不发生,结果如何,我们都不能控制,比如说我们走在外面经过一些地方,一些音响会放出一些声音,悦耳的,或者是不好听的,你愿不愿意听,它都在你的耳畔播放,都会听到,我们是在被外界包裹在其中的。换成耳机的话就不对了,变成了一个你更选择的,更个人化的方式,但是显然大环境不是这样,在大环境里,我们人类是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位置。

《下午茶》

澎湃新闻:影像的展示上,为什么会选择很老的电视机?

谭卓:影像的展示,我们其实做过很多尝试,包括整个装置的结构上,电视如何陈列,如何搭建,设计过很多种,最后觉得影像的气质和电视是最适合的。这款电视其实已经停产了,我们也很费劲才找到。

另外,我一直以来对艺术和生活的思考,就是如何把艺术和生活关联起来,对生活有一定的改变和推动。我希望它是一个吸睛的作品,从外在上,大家就会看到有意思的内容,一些可能对艺术没有那么高热忱的人,他们会觉得艺术很晦涩,非常小众难懂,就把自己拒之门外了。但是生活是非常需要艺术的,因为艺术可以让我们有更深的思考,对我们个人和集体来说是非常积极和有益的。

其次,我觉得艺术是在引领美的,它走在引领美的前沿,我希望我能通过外在的审美形式吸引大家,让这些把自己拒艺术于门外的人多一份好奇,更愿意去靠近艺术,哪怕只是很粗浅的,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看的,甚至变成某种网红打卡的地方,我都是愿意的,只要导向是积极的、有意义的就可以。我用这种方式让大家更靠近艺术,进而了解我们想要传递的是什么,艺术性思想性是什么。

澎湃新闻:想象中很多艺术家的想法并不是这样,自我表达比迁就他人理解更重要,就像有些电影导演拍电影,更多考虑的是创作和表达。这个想法是有受什么影响吗?怎么形成这样的看法的和态度的?

谭卓:首先从我自己来说,我一直对如何改变生活,让生活变得更积极有留心去做,去思考。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一个个体,我们生活在一个群体的环境,每个人一定都希望环境是更好的。

我有时候到一个公共场合,我在前面走,我就会给后面的人用手扶一下门,有些人会说谢谢,有些人不会说,我也有过很不理解的思考过程,觉得都已经这么大人了,基本的感受和礼貌都没有吗?连个谢谢都不说。

但接下来,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你是因为生气和不公,放弃这个事儿,还是说我要坚持去做,进行一个质变的改造。你继续给一个人扶门,给10个人,给100个人扶门,可能当中有80个人不说谢谢,但20个人说谢谢,有15个人去学这种意识,最后只有5个人去做了,那么这5个人,就因为你继续这么做了。

这就是我们东方的一句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只要你觉得意义,积极的,你就应该去做,可能总会有一个改变吧,只要有人去做,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所以你可能就是通过一己之力改变了什么,举手之劳,微不足道,但都是在给这个世界做一些积极改变,你所处的环境也会变得越来越舒适。

从方方面面说,这不只是我自己的艺术作品,我在生活中也都会有这样的思考,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对精神要求更高的人,肯定是希望有逻辑地去改变外界。

我自己是演员,经过关于作者电影和商业电影的思考,如你所说,很多作者电影的主创,觉得他做的是更纯粹的自我表达,我完成了我的表达,呈现了我的风格化,至于几个人看懂,那是其他人的事情,我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呈现,它就完结了。很多艺术家也是,在做作品的时候,觉得这是我自己的精准的呈现方式,其他人能懂多少,就是见仁见智。

这个没有对错,我也从电影行业里看到,同样一个电影,如果你希望更多人看到,不光是卖电影票的问题,也包括你想传递的东西,你希望更多人看到电影后有影响有讨论,你就要从一个少数人的电影语言,把它转化成一个更多看懂的电影语言。

斯皮尔伯格就是例子,所以他的电影能成为经典电影。无论从大众的欣赏角度还是艺术角度,他用大众语言去传递了他想表达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并不是说很多人看他的电影,那个电影就是肤浅,就是娱乐化的东西。我希望我给世界带来的是这种逻辑中更积极的推动。

谭卓在布展现场进行检查。

澎湃新闻:这些关于作者电影和商业电影的看法,是怎么形成的?变化的过程与哪位导演,或者哪部作品是有关系的吗?

谭卓:这个肯定是变化的,最开始入行的时候,你是懵懂的、无知的,尤其我又是一个非科班,在工作之前,没有人给我讲这些,也没有受到过这些教育,我所有的经验都是在实战中观察摸索出来的。它既和每个人有关系,又没有关系。就像我们经常用俗话说,你吃了9个馒头饱了,前8个没有用吗?它是一个自然又必然的过程。

澎湃新闻:在影像的拍摄的过程当中,你也提到,它是一种即兴的表演,某些灵感来自《聊斋》,为什么是《聊斋》?当时即兴表演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

谭卓:其实我们生活中所有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事情,都可能会成为你的灵感,我就说这些都是相通的,这次可能是《聊斋》,下次可能是一个别的东西,只不过因为我本身又是演员,演员是个特别敏感的物种。比如说,当我在现场即兴的时候,除了你的剧本给你的感觉,现场的建筑、光影、音乐、气味、服装都会给你某种导向,所以它们对我都很重要,当我再去创作《下午茶》影像部分的时候,我自然去到了那个方向。加上它是两个时空,一个空间里面角色比较自然,到另外的空间,又变成像木偶一样更戏剧化的表演。

一方面,为了明显区分两个时空,木偶化表演,就是刚才说到的灵感来源于《聊斋》,但其实它的过程没有那么漫长和清晰,在哪里寻找灵感是生活的积累,你突然间会出来某种感觉。《聊斋》里我们看的故事,尤其里面的人物是有幻术的,经常你看着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什么东西,一棵树变成了一个女孩,变成了一个狐狸精之类的。

澎湃新闻:你之前有学习西方哲学,这两者在实际的应用当中,是不是能够结合,或者说是有关系的吗?

谭卓:像这次《下午茶》这个作品,就是从一个哲学的角度去阐释的,但是平常我一直我在拍戏,所以哲学学习一直在留级,我是个留级生,一直在一年级,没有时间上课,这个是比较遗憾的,上课的时间总是和我拍戏的时间撞上,这又不是一个偶尔去就可以的,是长期的学习,所以只能是先暂停下来。

澎湃新闻:完成一个装置艺术之后,会觉得做演员有一种限制感吗?在装置艺术中,你是一个主要的创作者,在拍摄中,你只是个演员,会不会想做导演或者是制片?

谭卓:因为影视和艺术作品不一样,艺术就是个人化的表达,影视你在哪个环节都是一个合作者,即便做导演,也不是你一个人能完成的,它是一个集体的工作,它需要各个部门配合。我应该不太想做导演,因为导演太累了,有压力,我其实是个很懒的人,我是自己能不做就不做。

澎湃新闻:有没有自己比较关注的一些艺术装置展览? 或者印象深刻的作品?

谭卓:我会看展览的,经典的、新的展览,什么样的形式都有,看看大家怎么表达,有什么启发。

这次来上海的时候,我有去上海当代博物馆看展。像当代这次的展有三个,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看了两个,他们布得都非常高级,梁绍基老师的《蚕我 我蚕》和《丁丁与埃尔热》印象很深,非常好,埃尔热就是丁丁的画家,他收藏了一些画,我就特别想拥有,有时候看到一些艺术作品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想要,有时候会挺很痛苦很煎熬。

拍戏累到被掏空

澎湃新闻:接下来,你有两部剧、一部电影,聊一聊这些还未上线的作品吧。

谭卓:《对手》是一个现代谍战,这个剧本特别好,因此我跟编剧王小枪老师成为了朋友,觉得是非常不可多得的好剧本。我们在围读的时候,基本上读三行,就会夸小枪老师一次,现场又严肃又搞笑,他写得特别棒。我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就觉得一定要接下来,不管它结果如何,很多东西是我不可控的,一部戏能否播出,什么时候播,但是如果我不接的话,我会很遗憾。

我觉得,大家遇见的都是比较对的人, 这些人在一开始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就觉得那个角色是我,也是最早找到了我。我也没想到整个过程会这么顺利。一开始跟我说,这个剧本真的很绝,我们平常可以听到很多这样的话,但看到剧本的时候,我就很意外,绝对是在整个市场里面看到的非常上乘的作品,而且不落俗套,是我欣赏的那种高级,在生活中我也会欣赏这种人,智慧又幽默。幽默的人,一定是有魅力的人。

但接了之后,拍摄过程中非常惨痛。因为她特殊的人物背景,导致了这个戏演绎起来是不一样的,每一场戏都在一个很极致的焦虑状态中,拍得累到身心疲惫。有一天去现场我就特别累,我跟导演开玩笑,我说我问问经纪人现在违约,我的赔偿能不能给出来哈哈,实在坚持不下去了,真的是累的。还有一天拍完了一场戏,我就已经瘫坐地上起不来了,累到这种程度。

不停地在掏空自己的身体,无论是身体实际的能量,还是你的内心,而且有时候会整个重演一遍,再切很多镜头,为了切的镜头更精准更好,有的戏份,我就一遍遍整个来那种情绪戏。在电影里,这种体量都有100多场,电视剧往往有时候有1000多场戏,拍这种电影都会特别累,更别说剧这么大量,一遍遍来。

郭京飞就跟我说,你不能这么演,他说,谭卓演戏旁边要准备一辆120,看上去随时有生命危险。但是你这么演,其实导演很开心,对手演员也很开心,因为你一遍遍完整给他们情绪节点,在剪辑的时候,也是比较完整和精准的,这个效果,和我就那么站在那说一段台词、给一点情绪,有很大的差别。

我觉得,拍戏这么多年,加起来都没有感觉这么累过,那个戏在拍的过程中就开始身体不好,脸色特别不好,大家就都很担心我。

《对手》海报

这个剧本每个角色都特别好,郭京飞说,这是他拍这么多年戏,遇见最好的剧本。郭京飞长了一张比较吃亏的脸,他看起来特别有心计,有点奸诈,但其实相反,他本人是一个很正直、很善良、很单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像个大男孩很可爱,我们在这部戏之后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澎湃新闻:除了这个戏以外,还有一部电影《出拳吧,妈妈》,这个电影是怎么诞生的?拍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去练了拳击?

谭卓:当时我拿到了这个项目,因为导演和监制都是好朋友,以前合作过,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很资深的前辈。当时他们给了我这个项目书的时候,我就挺惊喜的,因为中国之前没拍过这种以女性为主的拳击电影,从这个角度去展示女性。那个时间段,是我们正在关注和热议女性力量的时段,我是很惊喜有这样的电影,所以就义无反顾答应了,但是拍摄过程中,剧本有了很大调整,加上还有其他情况的调整,会和最初有一些变化。但影视就是一个高风险的投资,它的高风险就在于创作过程中可能充满了变化性。

《出拳吧,妈妈》剧照

在戏里,女主角是一个高段位的拳击手,不是一个业余爱好的拳击手,而是一个拿着金腰带级别的人物。演员肯定要去进行专业的训练,否则这种专业性太强的,你一出手别人就知道不一样。

我当时练的时候还行,教练很兴奋,他就想让我去打比赛,我妈极力阻止说不行,绝对不行,后来快拍完的时候,我的左侧第二根肋骨被打断了,到现在用力或者阴天还会疼,骨头长上了,但是还有软组织没有恢复好。

《我不是药神》剧照

我身体因为拍戏受伤留下来很多这种后遗症,拍《我不是药神》的时候,脚踝软肋骨折了,硬的骨头可以长上,但软骨很难,所以就变成了我现在每天右侧小腿都在抽筋,非常疼,跑跳的动作都不能做,那个地方坏掉了碎掉了,没有办法正常血液循环,小腿总是处于抽筋的状态。两个硬骨头中间没有软骨就没有保护,两个硬骨头会磨,可能会有骨头磨下来的那种渣子进入血液里,就有一定的危险性。身上很多伤,太多了。

《追爱家族》剧照

澎湃新闻:还有一部是喜剧《追爱家族》,为什么决定接下这部剧?和郭京飞有关吗?又合作了。

谭卓:只能说是无独有偶,是巧合。我们两个不是因为彼此选择这个戏的,而是当时这个项目分别找我们,两个团队分别选择的时候,都选了这个,对我们各自来说都有可选之处。

我一直就想演喜剧的,因为我是个东北人,东北的地域文化天生有幽默感,语言节奏就是好笑的。以前熟悉的朋友也都觉得,我适合演喜剧,应该去演,我拍了太多文艺片,其实很累,因为在那些电影里,演员一定要非常投入才会呈现最后的效果。

我非常累了,就想拍一些轻松的快乐的戏,所以拍《延禧攻略》或者《追爱家族》,现场大部分时间是很开心的,就笑成一团。

责任编辑:李丹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