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绵延万里的海岸线上，有这样一只“千里眼”，它可以远距离探测海上目标的位置和方向，实现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海空立体探测，是捍卫我国疆土的国防重器。
而在“千里眼”背后，有一个执着于雷达研究、一干就是一辈子的老人。他是两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刘永坦，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部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2018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36年，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长大后，怀着投身祖国工业化的决心，刘永坦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开始接触无线电技术。1978年，成绩优异的刘永坦被国家外派到英国深造，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深造的知识分子之一。
“我是一名中国人，我的成功与否代表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踏出国门的那一刻，刘永坦发誓要做出一番名堂。在英国学习期间，他严格要求自己，铆足劲儿去学。
就这样，刘永坦凭借着扎实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刻苦钻研的精神，获得了雷达技术知名专家、伯明翰大学教授谢尔曼的信赖和赏识，并参与重大科研项目“民用海态遥感信号处理机”的研制工作。
看到国外先进的研究成果，刘永坦心里不是滋味，默默许下宏愿：“传统雷达虽然有‘千里眼’之称，但也有‘看’不到的地方。雷达能看多远，国防安全就可以保多远。别的国家已经在研制新体制雷达，中国也决不能落下。”
1981年，刘永坦在进修结束后立即启程回国，开启了研制新体制雷达的生涯。
当时，在我国的雷达研究领域，除了基本理论和思路外，刘永坦根本找不到多少资料，更没有相关的技术可供借鉴。刘永坦根据当时世界上雷达的最新技术信息，采用独特的信号与数字处理技术苦心研究。1983年，刘永坦交出了一份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在理论上论证了研制新体制雷达的可能性。
有了方案只是第一步，更难的是如何把方案变为现实。
刘永坦要做的新体制雷达，摒弃了直线传播的微波，选择一种可以绕着走、可以拐弯的表面波，这种波沿着海平面传播，可以大幅提升海域可监控预警范围。
新的研究也带来一个新问题——杂波干扰严重。
这些来自海浪、无线电、电离层的干扰，其信号强度远比要探测的目标强100万倍以上。“这要求我们发射出去的信号纯度非常高，还要有很好的信号处理技术，能把微弱的反射信号从杂波中提取出来，形成我们需要的参数，比如速度、距离等。”刘永坦说。
雷达调试初期，系统死机是常事，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无法运行。
作为主帅，刘永坦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常赶不上吃饭就用面包充饥，困了就倒在实验室的板凳上凑合睡一觉……超负荷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让刘永坦落下了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严重时曾几个月不能行走。
1989年，他和团队终于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
但刘永坦不满足于此，又带着团队成员提高雷达性能，转战到更恶劣、更艰苦的环境中，一干就是22年。历经上千次实验和多次重大改进，刘永坦团队在国际上提出一系列首创方法，全面破解了海空多类型目标兼容探测难题，成功研制出我国首部新体制远距离实装雷达，使我国成为极少数掌握远距离实装雷达研制技术的国家之一。
刘永坦说，与国际同类雷达相比，我国的新体制雷达系统规模更小、作用距离更远、精度更高、造价更低，让我国海域可监控预警范围大幅提升。
从提出设想，到研制出新式海防重器，刘永坦带领团队扎根边疆近40年。在很多人眼中，刘永坦不仅是成就卓著的科学家，更是心系年轻一代的优秀教师。
从教60年来，刘永坦一直致力于电子工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讲授过10多门课程。有两年，他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连续讲授4门课，近300学时。作为学科的领军人物，刘永坦把新理论、新技术带进课堂，同时把学生带到国防科研一线，“真刀实枪”地锤炼团队。
刘永坦常对学生说：“希望还能补充更新鲜的血液，党和国家的事业需要你们。”
40年来，刘永坦的团队从最初的6人发展到30多人，成为新体制雷达领域老中青齐全的人才梯队，建立起一支雷达科研“铁军”，为国家培育了一大批栋梁之材。
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永坦院士先进事迹报告团一名成员说：“刘永坦院士常常对团队成员说，科研不是简单地写论文、发文章，而是实实在在做出一个真正能用的东西。刘永坦先生这种家国情怀、创新魄力和奋斗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团队的每个人。”
2020年8月3日，刘永坦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00万元奖金全部捐给哈尔滨工业大学，设立永瑞基金，旨在聚焦国防电子工程领域，助力学校培养更多杰出人才，打造更多国之重器。
“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和科技工作者，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份殊荣不单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我们团队，属于这个伟大时代所有爱国奉献的知识分子。”刘永坦说，“我们这个岁数，所求不多。未来还得靠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