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9月7日，阿富汗塔利班宣布组建临时新政府。在塔利班踌躇满志地以阿富汗合法政府的形象登上政治舞台时，阿富汗多地爆发了一系列女性运动，妇女走上街头，要求塔利班给予她们教育权、工作权和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
20多年前，塔利班曾在阿富汗对包括女性在内的群体施行高压统治；如今再次执政阿富汗，塔利班将如何对待女性，为全世界所关注，这也成为判断“2.0版塔利班”本质的重要标准之一。
“在伊斯兰框架下学习和工作”
阿富汗“TOLO”电视台9月4日发布了一段视频：一群女性用罩袍和头巾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然后走上喀布尔街头，要求获得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在离总统府不远的地方，荷枪实弹的塔利班士兵拦住了她们的去路。一个戴着眼镜、包着黑头巾的大胡子男人挥着手，用扩音器叫她们离开。抗议升级为冲突，士兵用弹弓、催泪瓦斯和胡椒喷雾驱散了她们。
“25年前，塔利班来了，我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游行参与者阿兹塔·纳奇米对TOLO电视台说，“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绝不能让往事重演。”
像纳奇米这个年龄的阿富汗人，现在还保留着对塔利班的黑色记忆。上世纪90年代，塔利班对阿富汗尤其是对女性施行了极为严苛的统治：禁止女性上学和工作；女性必须在男性亲属的陪同下、穿上只露出眼睛的“布卡”才能外出，否则将受到严惩；犯“通奸罪”的女性会当着她们亲人的面被乱石砸死。这些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共同批评和抵制。
重新上台后，塔利班试图以新形象示人。他们多次公开表示将组建“包容性政府”，实施温和治理。对待女性方面，塔利班发言人沙欣说，塔利班允许女性走进校园，“无论她们是学生还是教师”；允许女性参加工作，前提是“符合伊斯兰框架”。
然而，至少在目前，与塔利班公开表态相悖的事件却时常发生。据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AIHRC）调查，在法利亚布、昆都士、巴达赫尚等地，女性独自外出仍将受到惩罚，为其提供服务的商贩、司机或医生等都会受到牵连。塔利班关闭了这些地区的女校和混合学校，把女生驱出了校园。两家银行的女职员被赶出办公室，由她们的男性亲属替她们上班。
对此，阿富汗塔利班有他们的解释。“我们的士兵还没有接受如何与女性打交道或者说话的培训。”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一次发言中说，“在我们彻底安置妥当之前，女性不得外出。”至于是否允许女性参加工作，穆贾希德表示，“在建立伊斯兰体系后，由律法和真主的旨意来决定”。
实际上，女性将在什么样的“伊斯兰框架”下获得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是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分析人士指出，塔利班给女性立下的受教育和工作权利的“规矩”，给女性带来了极大不便，足以把她们排除在大部分公共场所之外。此外，女性接受的是宗教教育、职业教育还是其他，目前也不得而知。
阿富汗女性的苦难从未停止
对一部分阿富汗人来说，塔利班执政意味着社会的退步。普什塔娜·杜兰尼是一家专注教育和女性权利的非营利机构创始人，她把塔利班的上台看作阿富汗的“沦陷”。她说：“他们来了以后，我哭得太多，眼泪都流干了。”
无可否认，在加尼政府时期，阿富汗女性的权益取得了一定进步。2000年时，接受基础教育的阿富汗的女童数量几乎为零；到2012年，女孩入学率超过85%。在喀布尔，女性开始和男性一起走入大学校园，通过书本和网络了解外部世界。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知识型工作。2021年年初，阿富汗国会中的女性比例达到27%。
即便如此，阿富汗女性的处境依然艰难。2011年，联合国根据医疗资源、经济资源、社会保守度、性暴力和非性暴力等指标，对193个成员国的女性处境“危险程度”进行排名，阿富汗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以性暴力著称的印度。在非性暴力、医疗资源和经济资源三个方面，阿富汗是全球女性处境最差的国家。根据联合国报告，三分之一的阿富汗女性结婚时未满18周岁，31%的女孩贫血，60%的失学儿童是女孩。到2015年，在15岁至49岁的阿富汗女性中，有46.1%在过去一年里遭受过来自配偶的暴力。2016年，仅有46.1%的阿富汗女性在生育方面接受过现代医疗手段的干预。2017年，每1000名15岁至19岁女孩中就有62个“少女妈妈”。在这些统计数字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阿富汗女性充满苦难的人生。
阿富汗女性遭遇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塔利班
不过，把阿富汗女性的遭遇完全归咎于塔利班并不客观。阿富汗女性问题在塔利班第一次掌权之前就存在已久。
“女儿是一个家庭的弱点，因为她不能像儿子一样承担家庭职责。养女儿的目标只有一个：把她嫁入另一个家庭。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儿子，那么这个家庭是脆弱的，因为没有能够捍卫家庭、赡养年迈父母的子嗣会被人看不起。”在《喀布尔的地下女孩》一书中，作者詹妮·诺德伯格如此写道。
为了弥补没有儿子的缺憾，阿富汗出现了一种特殊习俗：“bacha posh”。“bacha posh”在达里语中是“假儿子”的意思，即让女儿冒充儿子，承担起男性子嗣的责任。“假儿子”打扮成男孩模样，从事家务劳动或外出打工挣钱。虽然她们只是替代男性子嗣的“赝品”，但也通过劳动获得了原本只属于男性的部分权益和自由，比如上学、独自外出、参加体育活动等。这种生活会一直持续到她进入育龄期，再“恢复”女儿身嫁入另一个家庭，责任也从“养家糊口”切换到“生儿育女”。
这一习俗在阿富汗民间得到普遍认同。在社会观念里，即使把女儿当儿子养，也比没有儿子好得多。“在女性权利寥寥无几、束缚却多如牛毛的社会，这是一种不完美但聪明的解决方法。”诺德伯格指出，这种习俗早在塔利班上台之前便早已出现，塔利班上台之后也会一直存在——直到阿富汗女性真正获得解放的那一天。
女性地位倒退本质上是社会倒退
“造成阿富汗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根源很复杂。”西北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闫伟认为，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塔利班。他说，纵观人类历史，任何宗教在不同阶段都需要新的诠释，使之符合时代变化的需求；造成阿富汗女性问题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宗教，而是社会发展程度。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阿富汗女性一度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一时期也是阿富汗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驻伊朗、阿联酋前大使华黎明曾见证那段历史，据他回忆，那时的喀布尔有“东方小巴黎”之称，大街上的奢侈品店和现代建筑鳞次栉比，女性穿着西式服装，很少有人戴头巾。
“圣战者上台后，阿富汗社会氛围发生了变化。”闫伟说，战乱促使极端思想回潮，圣战者追求宗教复兴，开始了各种限制社会、限制女性的行为。“阿富汗女性社会地位的倒退，本质上是社会的倒退。”
阿富汗女性的命运，牵动着全世界的目光。联合国发言人斯蒂芬妮·杜加里克日前表示：“我们关注阿富汗人权问题，特别是女性权利。女性享有工作的权利，享有安全的权利。我们在喀布尔和其他地方的工作者已经把女性问题摆上了议程。”
国际社会应帮助塔利班政权更包容
再次执政后，塔利班对待女性的方式会不会改变？这将取决于国际社会关心的另一个问题，“1.0版塔利班”和“2.0版塔利班”究竟有没有不同？
闫伟认为，塔利班确实发生了变化。首先，20年前，塔利班成员多来自难民营的宗教学校，成分单一，受极端思想影响严重。如今塔利班人员构成庞杂，一些20年前的反塔力量甚至也投向了塔利班，其意识形态趋于多元。其次，20年前的信息科技远不如现在发达，如今传媒资讯发达，塔利班有条件也有必要对外部世界有更清晰的认识。再次，许多塔利班现任领导人与前政权有关，他们应该会从上一次失败中汲取教训。
闫伟分析认为，“发展”是阿富汗塔利班现在的重要目标之一。如果一味采取高压手段平息社会不满，它的执政将是不稳定的。发展经济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塔利班因此向外界频频示好，释放温和、善意的信号，也会迎合主流价值观，给予女性一定的保护和权利。“不过，塔利班的底色没有变，依然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宗教组织。”
人们注意到，在刚刚公布的临时政府组成名单中，没有看到任何女性的身影。单凭这一点也许不足为凭，闫伟认为，阿富汗塔利班确实表现出了一定的务实与温和，但可能仍缺乏包容，阿临时政府中依然以普什图人为主，女性在政府部门中最多也只是点缀。闫伟说：“在目前情况下，国际社会应该给予阿富汗一定的人道援助，并引导和促使塔利班政权朝向更温和、更稳定、更包容的方向发展。”
本报北京9月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