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天前，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内只有少量奥运相关人士和媒体在静候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到来，体育场对面的居民楼里，民众自发在窗户上贴上“东京2020”，舞动身体为奥运欢呼，可与此同时，一群抗议者用高音喇叭传出的“不要奥运会”，也将本届奥运会的特殊和艰难真实展现。
组委会并未打开音乐或用其他方式试图“掩盖”，而是静待开幕时间到来，灯光转暗，全场掌声响起，一束光从体育场左上角射入场内，将全世界目光再度拉回到奥运本身。
如今，主火炬台的圣火已经点燃了13天，抗议声已消失，而新国立竞技场和门口的五环标志依然保持着高人气，成为民众争相打卡的奥运景点。
日本民众态度转变背后是对体育的共识
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根据《朝日新闻》的民调结果显示，68%的受访日本民众认为东京奥运会无法“安全安心”地举办。
面对民众的反对声，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恳请日本民众可以欢迎并支持来自全球各地的运动员，“日本民众可以相信这届奥运会会安全举办。我们也有信心，等日本民众看到日本奥运选手的出色成绩，他们对奥运会的态度或许会有所转变。”
转变在悄然出现。奥运会开幕当晚，开幕式在关东地区的收视率达56.4%，远超2016年里约奥运会在该地区23.6%的收视率，且已接近1964年东京奥运会61.2%的数据。与此同时，据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奥运衍生商品购物网站服务器在开幕式当晚也因访问次数过多而瘫痪，且次日依然不稳定。
互联网上“奥运会”也热度不减，为日本夺得首金的柔道选手高藤直寿、夺得女子滑板金牌的小将中山枫奈等日本奥运选手频频登上社交媒体热搜，“举办东京奥运会真好”取代了“终止东京奥运会保护生命”，逐渐成为日本社交媒体上新的“东京奥运话题”。
多家日媒得出结论称：“一部分日本民众对东京奥运会的看法出现新变化。”
“这里总是大排长龙，就是为了和奥运五环合影。”奥运会徽章收集者竹野几乎每天都会守在新国立竞技场门口，手里高举着“交换徽章”的牌子，从1998年长野冬奥会开始收集奥运会徽章的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每届奥运会都会有一批像他一样“追奥运的人”，他们以徽章为媒，在拇指大的一个个小金属块儿上“环游世界”，“只换不卖”是奥运徽章收集者的原则，“如果想知道我更多的故事，用一枚中国队的徽章跟我换，毕竟，东京奥运会延期，这个机会我可多等了一年呢。”
“实际上，日本人对奥运文化有很高的认同感。”日本《读卖新闻》奥运专栏主笔肖金德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在日本，运动员本身就是被崇尚的职业，尤其在奥运会上取得佳绩的选手，经常会受邀到各地进行巡回演讲，“已成为一种文化品牌的象征”。而企业招聘时，有体育特长的员工更加受到青睐，“因为体育能塑造人的韧性，培养意志品质，加强集体荣誉感，更好地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
日本对体育的重视，与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召开有紧密联系。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陆小聪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1936年柏林奥运会后，奥运会逐渐被有意识地视为在国际政治中展示国家实力的重要场合，因此，1964年东京奥运会，不仅仅是日本重新融入国际秩序的标志，也承载了其重塑国家形象的重任。
根据日本驻华大使馆在奥运会前线上发布的“奥运遗产”资料可见，基于1964年奥运会的契机，日本的基础设施有了质的跨越。日本战后多为低矮建筑，1961年更改了建筑基准法关于层高的限制，自此，开启了一个向现代化迈进的超高层年代；新建、改建场馆30余个，包括国立代代木竞技场等一批奥运建筑至今依然是东京都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最重要的还是东京奥运会召开的前10天，“东海道新干线”正式通车，作为世界第一条高速铁路，新干线一度成为日本的标志。
亚洲作为举办地的首次奥运会，东道主日本以16金5银8铜的成绩在奥运奖牌榜上位列第三，仅次于美苏。在因日美《安保协议》而产生了严重分裂的社会背景下，陆小聪表示，“这届奥运会将日本的人心凝聚了起来。”这是日本人“金黄色的回忆”，也是他们在奥运会上收获体育文化基因的开始。
疫情下的奥运会意义将超越体育本身
原本日本期待在2020年“重现1964年奥运会的辉煌”。但新冠肺炎疫情突至，日本迎来了奥运史上首届被推迟的奥运会，随着疫情严峻化，日本政府始终就是否中止举办奥运进退维谷，最终只得在开幕前无奈选择空场办奥运。
据共同社称，自7月1日以来，奥运相关人员在新冠病毒检测中呈阳性的数字为327人。虽然日本针对海外入境的运动员和奥运相关人士采取的“防疫泡泡”政策屡遭质疑，但奥运会仍在顺利进行，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日本民众在开幕前对疫情大面积扩散的担心。
“一届无观众的奥运会到底能进展到什么程度，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但到目前来看，奥运会所承载的宣传奥林匹克价值、运动员精神的作用得到了展现，奥运会如果能顺利完赛，国际社会一定会给予在逆境中成功办赛的东道主正面的评价，有助于日本国际形象的提升。”首都体育学院教授钟秉枢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如果本届奥运会能成功举办，将能起到和1964年奥运会相近的作用，“1964年的奥运会帮助日本全面复兴，而这届赛会同样是在日本大地震、核电事故之后，以及处于疫情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能成功举办如此大规模的赛会，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东道主的形象。”
肖金德注意到，疫情出现后，日本的街头出现最多的是蔬菜商店以及体育培训班，有的指导儿童体育训练，有的则为喜欢排球的妈妈们提供教学，“群众锻炼身体的需求更加旺盛。”在他看来，东京奥运会是自疫情全球暴发以来，首个聚集了世界各地人员的盛会，在经历封锁国境、阻断国际人员正常交流后，这里将成为一个现实的平台，让人们探索如何在疫情常态化下开展正常的体育活动，回归正常的生活。例如，曾经对奥运会充满期待的旅游业经历筛淘，但奥运会刺激下，新的业态或将迎来机遇，“如果奥运会能顺利完赛，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给日本民众抗疫带来信心，同时在全球率先给日本一个机会，可以重新思考下一步该往哪儿走。”
“现在的年轻人和上世纪60年代的人对奥运的期待不同。”肖金德表示，年轻人需要一个国际化的时代，尤其在疫情阻断了全球人员往来的情况下，奥运会就成了能让世界产生交流的珍贵场所，在这里，日本的柔道选手展现了从欧洲学习归来后对传统的改良，苏炳添、王春雨等中国选手也屡次提及突破背后外教的助力，菲律宾首枚金牌背后也有中国举重教练的支持，对年轻一代运动员而言，奥运会是真正能与世界接轨的珍贵赛场。
“除了小将，吕小军、巩立姣等一批老运动员也纷纷突破，他们仍能坚持在场，本身就体现了人们对体育的认识在提升，运动员的运动寿命在延长。如果奥运会没有举办，他们也无法完成不断的自我挑战。”钟秉枢表示，如果全球疫情持续常态化，“空场比赛”“回归对人的关注”等本届奥运会上凸显的特点将会在此后的赛会中延续，尤其在特殊情况下，全球更需要构建命运共同体，“在这种时刻，奥运会就不再只是体育的盛会，更是希望的盛会。”
本报东京8月4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特派记者 梁璇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