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会因暴雨产生浪漫想象。两天前的北京，整座城市都在屏息等待一场暴风雨的到来。坚固密闭的楼房就像庇护所，人们站在高层建筑的窗前，俯视在风中狂乱摇摆的树木，仿佛雨越大越能涤荡一切，人们也越能找到难得的安全感，以及平静。
但在更广袤的农村，夏季陡然增多的雨水，使河流、池塘水位上涨，带来的不是浪漫，而是危险和深入骨髓的伤痛。
这几乎是一条定律，每年暑期，少年儿童意外溺亡的新闻都会准时出现。今年也不例外，7月还未过半，已经有至少12个少年在戏水时遭遇不幸，年轻的生命猝然结束。
7月3日，山东枣庄，两名初中生在水塘溺亡；7月7日，山西永济，6名学生在黄河游泳时失联，现在已找到5具遗体；7月10日，湖南湘潭，5名青少年野游时遇难，最大的19岁，最小的15岁……
相信还有类似的悲剧未能进入公众视野，它们可能在任何一个无人看管的田边水塘里发生。
一项2017年发表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的研究显示，2013年中国有约2.4万个孩子（0-14岁）溺水死亡，占0-14岁儿童伤害总死亡人数32.49%。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的第一大意外致死原因。
在另一项数据里，我国儿童意外溺亡的发生地中，农村占83%，城市占17%，相差接近4倍。
在很多人熟悉的乡村记忆中，水边通常是大人给孩子设置的“禁区”。悲剧发生后，除了得到哀悼与怜惜，那些溺亡儿童很容易被认为是不听话的“熊孩子”。但贪玩是孩子的天性，暑期漫长，乡村又缺少其他儿童文化娱乐设施，到水边释放旺盛的精力，是一项古老又流行的“传统”。
退一步说，孩子最大的任务就是快乐，安全和健康是家长的责任。
在众多因儿童意外溺亡赔偿引发的司法判决中，父母因为监护缺失，一般都要承担全责，或者主要责任。从法理上讲，责任的承担以存在过错为原则，这样的判罚有充分的正当性。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监护义务，尤其在暑假，学校不再对学生进行日常管理，父母就需要承担几乎所有的监护责任。
法律是刚性的，有时甚至会让人感受到冰冷。它给权责划定了清晰的界线，从而保护每一方的合法权益，但有时也会因此无法顾及更复杂的现实背景。
在农村，年轻的父母往往要外出务工，他们清楚孩子在家中的风险，也比任何人都更希望孩子能在身边。但同样是为了孩子，他们想创造一种更长久、更美好的生活，就不得不离开家乡，没有全天候监护子女的客观条件。祖辈留守家中，因为上了年纪，精力有限，又要忙于农活，看管孩子难免百密一疏。
这种情况下，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机构，无论是从公共利益出发，还是基于人道主义，都理应承担部分缺位的“监护”义务。
诚然，基层政务繁重，但少年儿童意外溺亡，绝不仅仅是个别家庭的悲剧。溺亡事件发生后，不要责怪孩子，也不必过分苛责父母，更不要对这种频发的悲剧感到麻木。虽然溺水多发于暑假，学生回归家庭，但暑假不能为溺水背锅，地方管理者也不能就此置身事外。
对地方政府而言，要做的是及时解决当务之急，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让留守儿童在暑期处在一种安全机制的保护中，而不是仅仅寄希望于一堂安全教育课或一份防溺水倡议书。
广西曾发起过一项针对溺亡儿童的研究，133名儿童里，有82人溺死在离家或学校500米以内，占全部溺死儿童的61.66%。发生溺死的水体中有97.74%无护栏或无加盖，有98.50% 无警戒牌或警戒标志。大多数儿童溺死发生在出事地，占81.95%。多数溺死儿童发生溺水后未被及时发现或未经过抢救。
从调查结果来看，各地政府和家庭，以及社会各方还有太多事情要做。通常的做法是被动式地“堵”：在重点公开水域设警示牌、护栏，暑期安排专人巡逻。这些措施投入高，但见效也会很快。孩童戏水作为乡村生活图景的经典一幕，也可能因此逐渐消失。
事实上，还有主动式的“疏”。国际上，据说最有效减少儿童意外溺亡事件的方法是教会儿童游泳。但中国民间常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孟加拉国是世界上儿童意外溺亡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他们的一项研究证伪了这种说法，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另一种“疏”是，除了让农村儿童假期里在没有监管的水域游泳，增加更多可以消耗他们精力和时间的选择。城市孩子假期可以待在图书馆、科技馆、少年宫、游乐场和有着严格安全管理体系的游泳馆，农村孩子也应有类似的机会。
这些并非纸上谈兵，几年前，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庄，已经为了本村孩子迈出了实实在在的一大步。这个叫作莲桥村的村落在浙江富阳，只有800人，并不富裕。他们投资150万元修建一个游泳池，并且每年拿出全村收入的七分之一进行管理维护。在村庄的每一处可能出现溺水危险的水域边，都放置一根长竹竿，以便及时施救。
民之所需，政之所向。保障孩子的健康安全，是每个家庭最迫切最基本的需求之一，也是衡量地方管理水平的重要尺度。期待每一个在外拼搏的年轻父母都能免于失去孩子的恐惧，每一个农村儿童，都能自由地戏水，而不必担心意外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