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海 文并摄
到了6月，大杨树镇还未真正进入夏天。月初下了几场雨，夜晚气温降到接近0℃。王全友又生起了炉子，他家租住在学校附近的平房里，冷空气轻易就穿透墙壁。儿子就要高考，他必须集中精神，确保一切意外不会发生。
凌晨3点，大杨树的天就大亮起来。这里与中国最北端只差3个纬度，属于大兴安岭与嫩江平原的过渡地带。镇子被森林和农场包围，是方圆百里内最大的人口聚居地，离最近的“大城市”齐齐哈尔也有350公里。
地理屏障隔离出了不同的生存方式，大杨树镇始终保持着那种远离工业社会的、不紧不慢的运转节奏。这个时节，等到太阳到了头顶，一天的生活才正式开始。一年10个月的农闲里，人们打发时间的方式通常可以归纳为三种：唠嗑、打牌，以及喝酒。
一年中，大概只有高考前后，镇子才会与全国保持同频。这里的紧张气氛，与最发达的地区相比，也没有太多不同。
这几天，王全友把闹钟调早了半小时，以便去早市买到更新鲜的蔬菜。市场里的牛、羊、鱼肉，药店里几款号称具有“强脑安神”功效的口服液，销量都有了小幅上升。高考不仅是考生家长的大事，广场舞大妈也自觉把音量调低，在宝贵的凉爽夏夜，聚会提前一个小时结束。
6月6日，所有的紧张和期待都在一场仪式中达到了顶峰。因为高考考点必须设置在旗（县）政府所在地，大杨树考生每年都要到135公里外的阿里河镇参加高考。从2003年开始，哈尔滨铁路局（现哈尔滨铁路局集团公司）开通了“高考专列”，乘专列赴考已经成了大杨树考生们的传统。
很长一段时间，铁路都是大杨树连接外界的“脐带”。大兴安岭深处的木材，通过火车运往全国各地，为这个边陲之地带来了兴旺。2015年天然林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后，林业萧条，教育几乎成了下一代唯一的出路。
上午9点45分，汽笛声响起，孩子们要出发了。他们和父辈一样，想要通过这段铁路，寻找改变命运的可能。
大杨树
在大杨树，高考专列开行是一年一度的大事。
今年镇上一共354名高中毕业生，除去隔壁旗的几十名考生需要回原籍考试外，几乎所有当地考生都来到了火车站前集合，等待乘车。
车站还保持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风格，进站口的木门半年前才被换掉，取票需要到人工窗口，车票还在使用旧版的粉红色样式。
在缓慢的日子里，这天也是小镇为数不多与外界接轨的机会。各路记者来到现场，提着话筒在人群中寻找采访对象，无人机在头顶嗡嗡作响。当地的社工组织也早早赶来，他们多是退休职工，举着旗帜站在场边等待求助。
学生都轻装简行，整个过程下来，社工们并没有帮到太多忙，但每个人都咧嘴笑着，他们很多人的子女也曾坐过这趟车。
6月6日是个吉利日子，镇上有人结婚，不时响起鞭炮声，让当天更像个节日。人群中，一对鄂伦春族母子分外醒目，儿子高考，他们换上了“只有在像篝火节这样重要日子才会穿”的民族服饰。
一位皮肤黝黑的父亲，穿着一件米色风衣，纽扣规矩地系好，里面搭上酒红色的衬衫，看起来与这个季节并不协调。这是他最拿得出手的行头，“毕竟是大事，得重视”。
开始进站了，进站口前立了一个红色的拱门，上面印着“状元门”三个鎏金大字，考生们排着队，依次穿过。
“鲤鱼跳龙门呐。”一位围观居民感叹。
站前广场外，警察拉起警戒线。没有随车的家长踮起脚，注视着人群中的孩子，时而招手。有小孩钻进警戒线内，举着手机拍照。没有疫情的年份，这里还会响起热闹的锣鼓声，当地组织锣鼓队，为考生们壮行。
现场很多人不一定知道，3000公里外的安徽省毛坦厂镇，另一场送考仪式也在进行，因为声势浩大，每年都能挤上当天的热门新闻。相比之下，为272名考生送考，场面不算大。但至少在近几年，大杨树送考家长的心情，与毛坦厂的家长没什么不同。
毕竟，在大杨树，高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过。
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以下简称“鄂旗”），大杨树是少数以汉语命名的乡镇之一。这意味着它的年轻，与那些有着古老的鄂伦春语地名的城镇不同，它是东北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建设的时代产物。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形成了大杨树独特的管理体制。除了地方政府，镇上还有林业局、农场管理局（下称农管局）、农工商联合公司、铁路四个相互独立的系统。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医院、学校、电视台，甚至司法机构。
镇里6.9万人口中，4个系统的职工（包括离退休职工）加一起，占了接近两万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他们都是被羡慕的对象。
“以前都说‘林老大’，开支（工资）挺高，老了也接着开。”一位送考的大杨树林业局职工说，“在我们这儿，谁都知道林业是最好的工作。”
他那代林业子弟，大多是接父母的班，“填个表就成了正式职工”。再往后，又流行“内招”，只要是系统内的孩子，总会找到解决饭碗的渠道。
那时大家不用为子女的出路发愁，高考成绩好与坏，读了专科或者本科，都不影响孩子们沿着自己走过的路，复制出相似的人生。
近几年，作为全国少有的“政企合一”区域，东北的林区和垦区也最终迎来了改革，大杨树包含其中。农管局改制为农垦集团公司，工作不再是铁饭碗。林业局在全面禁伐后，招聘人数逐年缩减，工作“含金量”也大不如前。
“上班的不如种地的。”那位林业局职工笑着说。
他站在警戒线外，盯着孩子的背影。高中三年，他都在镇上陪读。他清楚，未来两天的考试，才会真正影响孩子的人生。
铁 路
大杨树镇沿铁路而建，呈西北-东南走向。镇子的主街长5公里，往西北走到头，就进入了大兴安岭林海，山下生长着连片的白桦林，往上是笔直的樟子松。街道另一端是波浪状的平原，垦出的地垄呈现出规律的纹理，随着山势起伏。
镇子外，甘河静静流淌，河水冰凉。早晚时分，森林里会升起薄雾，空气带着松香的味道。即使在好天气，街上的车辆也不多，偶尔有“四轮子”（拖拉机）慢悠悠地驶过。或许是太过安静，也可能是太空旷，在镇上任何地方，都能听到火车的汽笛声。
生活在大杨树的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种声音。54年前，镇子还是个小村庄时，这条嫩林铁路（嫩江到漠河）就已经通车，它是最重要的林区铁路之一。
大杨树站客运主任程显敏已经在这条线路上工作了30多年，他记得林业繁荣时期，一天有几十趟“木龙”（载满木材的火车）经过车站。那时林区物资匮乏，从外面驶来的火车，总会捎上柴米油盐、锅碗盆瓢等生活用品。
再往后，镇子逐渐扩大，街道变了几次样。只有铁路还是老样子，没有电气化，也没有修复线，车站还是只有一个站台。几趟客运列车几十年如一日地按时停靠，然后离开，就连那些上下车的旅客，也经常是熟面孔。
即便如此，铁路仍是大杨树与外界连接的重要方式。人们从这里上车，驶出森林和原野，可以抵达哈尔滨、大连，或者北京。
王全友的儿子王飞虎喜欢看火车，有时和车窗边匆匆一瞥的旅客对视，他会猜想对方“来自哪个遥远的城市”——不管来自哪里，都是他想要去地方。
他很少有坐火车的机会，现在在高考专列上，列车缓缓启动。在卧铺车厢，不一会儿就有同学躺下睡觉，他始终坐在车窗边的折叠椅上，注视着窗外。
火车在河谷里行驶，一侧是甘河湿地，水系在草场里蜿蜒，水面倒映出蓝天。另一侧是山体，上面长满高大的松树，幽静深邃。这样的美景，就连包括王飞虎在内的当地孩子也难得一见——如没有高考专列，通往阿里河的客运列车，只有深夜才会路过这里。
2003年高考专列开通之前，大杨树的考生需要提前两天，搭乘凌晨两点多的火车赴考。那时考生经常超过千人，列车上在此短暂停靠的乘客，会看到一幕怪异景象：半夜的大兴安岭小站上，挤满了学生，声音嘈杂，然后上车填满所有车厢。
很多学生没有座位，只能一路站到阿里河，家长更不可能陪考。在这场全国性的竞争中，还未开考，他们就先“落后一步”。
那年因为非典疫情，哈尔滨铁路局首次开通专列。利用从北京和大连开来的列车，抵达终点站加格达奇后的空档期，组成一趟临客，返回大杨树。只拉考生，在白天开行。
“车厢一节红的，一节绿的，什么颜色都有。”程显敏回忆，那时专列还只是个交通工具，“先解决问题再说”。
现在，19年过去了，当年的临客有了专属车次K5117，车身统一涂装成绿色，曾经的风扇升级成了空调。这些年，去阿里河的“交通工具”也多了起来，被当地人称作“高速”的111国道修好后，家长们更青睐开私家车短途旅行。
但绝大多数同学还是选择了坐火车，有人觉得这是“师兄师姐们走过的路”，也有人把它理解为“毕业前的最后一次集体活动”。
一路上，车厢被荷尔蒙笼罩，同学们大声说笑，来回串座，搭着肩互相问好。男生们下起了象棋，围观者不时拍下棋手的脑袋，提醒他又出了臭招。几个同学围在一起刷着手机，调侃谁的照片又上了新闻。
逐渐地，车厢安静下来，有人拿出了笔记，小声背诵起了上面的单词或者公式。几个女生靠在一起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她们在车窗上贴上了“逢考必过，马到成功”的小饰品。
王飞虎在车厢转了一圈，回到自己的折叠椅上，兀自笑了起来。
“不坐高考专列，就感觉自己毕不了业。”
阿里河
6月6日一大早，王全友就开着他的二手车出发了，他要在儿子前赶到阿里河。
一年前，他预定了阿里河的旅馆，每天350元。准确地说，那并不是旅馆，只是当地居民不住的空房子。如果订得晚，比如有家长在半年前才着手张罗，价格就会涨到500元左右，房子也会离考点远一些。平日里，镇上最豪华酒店，最贵的房间也不会超过200元。
阿里河虽然是旗政府所在地，但人口没有大杨树多，考生也少。等候在考点外的家长，简单寒暄后，很快便熟络起来，他们大多都来自大杨树，用各自孩子的名字介绍自己。
6月7日这天，鄂旗的最高气温升到了接近30℃，开始有了高考的感觉。考场外，办手机卡的摊位和一家整形机构支起两顶帐篷，提供一些塑料椅子。母亲们聚在这里，谈论的多是孩子的学习，还有未来的工作。
有人担心自己孩子偏科，“有一科秃噜，成绩哇就下来了”，有人对谁家的孩子“分配”到了哪儿津津乐道。
男人们站在树荫下，或者干脆就在太阳底下晒着。孩子是妈妈的事，他们似乎更愿意分析今年的收成，预测粮价的涨跌，或者中美关系的走向。但只要有人开了头，话题会立刻转移到孩子身上。
“小家伙啥都不跟我说，咱也不知道孩子的想法。”一个男人笑着自嘲。他是个年轻的父亲，穿着T恤和牛仔裤，黝黑的皮肤和指甲里的泥土，证明着他庄稼人的身份。
接着，男人就自责起来。他是大杨树邻镇人，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在大杨树陪读，上面还有父母，“都靠我一人养活”。平日里，他待在屯子里守着田地，农闲时就开着四轮子“收铁”（回收废铁）。
“我对孩子的学习关心太少了。”高考前，他向妻子了解孩子的模考成绩，得知在本科线附近徘徊。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初中毕业后父亲就让他下学，“想抱孙子”。现在，“孙子长大了，搞不好还是得种地。”
说什么都来不及了。“考好了给你宰只羊”，他用自己的方式鼓励儿子。
事实上，在不少家长眼里，种地也是一件不错的营生。
大杨树镇的面积相当于一个中部县的大小，这里的田地用“垧”来计量，一垧相当于15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现在这代中年人的父辈，陆续从东北其他地区来到这里拓荒。开垦到哪里，田地的边界就在哪里，少的十几、二十垧，多则上百垧。
这里雨水充沛，不用灌溉，肥沃的黑土地几乎是全国最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地方。庄稼种下，“喷点药就完事儿”，一年下来，“忙里忙外也就两个月的时间”。
去年大豆涨价，一垧地净收入7000元左右。就算遇到坏年景，一垧地也能落下3500元的国家补贴。
“只要有点儿地，整天除了喝就是玩。”一个在考场外等候的男人如此形容自己的生活，“镇上那些走道儿不利索的、坐轮椅的，都是喝酒喝的。”
他似乎对这种状态不太满意，又无力走出。
“咱们这代人能对付过去，下一代人咋办？”他看着考点的大门，声音低沉。
有时候，让年轻人接班种地，也是件一厢情愿的事。那个年轻的父亲担心，现在的孩子没下过地，“种不好”，也不愿意当一个农民。
他曾威胁过儿子，上不好学就回家种地。儿子告诉他，“只要把地给我，我马上给你卖了”。
王全友没有参与这场讨论，他一直站在墙角，沉默着。他家只有17垧地，自己干了半辈子，勉强撑起了家庭，下半辈子的路，一眼就能望到头。
他倾尽全力，希望孩子能有更多可能性。他和妻子都赶到阿里河陪考，面对儿子，他们努力保持从容，尽量露出笑容，但又不知道要说什么。
这两天中午，王全友来到同一家餐馆。每天他都点三碗冷面，要份免费的咸菜，解决一家三口的午饭。
二 中
在呼伦贝尔市，大杨树二中是仅有的一所公办乡镇高中。
镇上很多人都能讲出这所学校的辉煌历史，那些故事总能与清华北大，以及另外一些如雷贯耳的大学名字联系起来。
这里的升学率吸引着整个鄂旗，还有隔壁旗几个乡镇的生源。就算哪个班级出现了来自200公里外甘河林业局的同学，也不会有人为此感到惊讶。
除了高中，镇上还有5所小学和4所初中。超过1万名在校生，让大杨树成为鄂旗当之无愧的教育中心。
大杨树街上，“三蹦子”（三轮摩托车）是最常见的交通工具，一共有1.2万多辆。它们统一刷成红色，再装上车棚，去镇子任何地方都是3元钱。这些“出租车司机”里，很多都是陪读的家长——做饭之外的时间里，这几乎是最灵活的生财之道。
到了冬季，这里的天下午3点多就会黑透，二中的学生们要上7个小时的“夜间课”。换作其他东北小镇，这样的季节里，晚上7点后街上就很难见到行人。但在大杨树，每天晚上9点半晚自习下课时，二中门前那条路都会堵车，围满接学生的家长。
一部分学生不会回家，而是要赶去上晚上10点到11点的补习班。在广袤的大兴安岭森林里，这里可能是为数不多还在亮灯的地方。
大杨树仅注册备案的校外培训机构就有19家。一座名叫“学府佳苑”的小区，底商的LED广告屏上，正滚动播放着“提分班”的热线电话。实际上，哪怕在镇上某条偏僻街道，也能找到挂着“××教育”招牌的补习机构。
教育也带动了大杨树的房地产经济，几栋在建的新楼盘，都不约而同地选址在二中附近。陪读家长一般会在镇上买下，或者至少租下一套房子。离学校近的最紧俏，通暖气的楼房租金需要9000元一年，车库也可以住人，要8000元，7个月的供暖费通常要租户承担，7000元。
只要离学校足够近，就连没暖气的平房也会抢手。王全友租住的平房，每年租金6000元，烧煤要3000元。若是普通年景，他一年能收入7.5万元，王飞虎补3门课，一年的补课费需要3.5万元，再加上一家人吃穿，剩下不多少。
但是，每年只有秋收，卖了粮食后才能拿到现钱。他们往往先把田地抵押给银行，拿到贷款，把儿子补习班的钱交清，再用来年的粮款把贷款还上。
在这个围绕着教育运转的镇子里，二中校长苗孔新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在大杨树做了十几年中学校长，开始在林业中学，那时的林中和二中还是旗鼓相当的对手。
后来，很多南方城市的学校带着“安家费”“人才房”找上门，一些经验丰富的班主任和骨干任课老师一起“组团”出走。
再后来，林中没落，高中部并入了二中。他刚调去二中，又遇到了生源问题，镇上每年中考前100名，会被市重点高中“掐尖”录取走，哪怕这部分学生要到500公里外的海拉尔或者牙克石念书。他的一位好朋友，女儿考上了呼和浩特的重点高中，离家近2000公里，“比上大学都远”。
作为一所乡镇高中，师资的问题依然没能解决，去年学校招聘物理教师，结果报名数不到3人，最终因为达不到开考条件半途而废。
在学校里，苗孔新是那种让学生们“讨厌”的校长，上课时他经常突然面无表情地出现在窗外。下课时，看到调皮的孩子，他也会忍不住训上两句，“把聪明劲儿都用到学习上”。
去年，有很多中小学都放了假，他坚持照常上课。有学生在网上发帖抱怨，他被叫去教委谈话，他理直气壮，“你们又没发通知让停课，怎么能随意放假”。
“这边不比内地，我们节奏慢，生活过得安逸，学生们就没什么压力。”他知道学生都害怕自己，但又坚持那样做得对。
得知学生们评价“校长很负责任”时，他有些惊讶，然后点了点头，笑着不断回味。
他相信升学率是对孩子们最好的回报。去年，大杨树二中的本科上线率是72.2%，这个数据几乎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两倍。
南 方
高考结束，学生们需要真正思考“去哪里”的时间到了。
早有人盯上了这门生意。考试那两天，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成为考点外的焦点。他声称自己是一家停产厂子的车间主任，已经钻研高考志愿十几年，在现场推销志愿填报服务。
在围观家长面前，他并没有着急展示自己的专业能力，而是先谈起了一次南方之行的经历。
“义乌为什么会成为国际物流中心？”他突然向家长们发问，然后扶了扶头上的鸭舌帽，上面印着清华大学的校徽。
这似乎激起了围观者的兴趣，他变得有些兴奋起来，开始向家长们介绍自己在那里目睹的种种“奇观”。他努力解释自己对“南方”的理解，似乎要告诉大家，自己见过真正的南方，了解南方的运行逻辑。
方法奏效了，有些家长频频点头，“人家是见过世面”。不多会儿，他手里的名片就分发完毕。
多远才算南方？可能每个大杨树人都能给出不同的答案。
有人觉得沈阳就算南方，有人觉得南方“至少要过了山海关”，还有人坚持有海的地方才能叫南方。
有时候，“南方”只是他们想要探索世界的渴望。一个女生立志要考到郑州，她没去过这座城市，只是在地图上看到它纵横交错的交通网。
王飞虎想去上海，因为它“最大、最繁华”。他去过最大的城市是齐齐哈尔，那是高三上学期，他起了荨麻疹，爸爸带着他去看病。
“一进市区，我就看到了高楼。”现在提起这段经历，他仍然难掩激动，“我数了数，一共21层。”
在很多家长眼里，“南方”意味着规则和希望。
提起南方人，几乎每一个大杨树人都会承认，“人家就是比咱们这边人精明”。虽然“精明”时常会成为一种被他们嘲讽的特质，比如将它理解为“斤斤计较”，但他们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南方”，“学学人家怎么想”。
王全友支持儿子报省外的大学，他答应儿子，即使考不上上海的大学，也会带他去上海看一看。
那些从大杨树走向南方的孩子，最终也给家乡带来了回报。几个二中的毕业生，在南方读完大学后，又回到二中任教。曾经坐专列去高考的学生，如今成了火车站的售票员和站务员，为这趟列车服务。
一群当年考到北京的学生，在牵线北京西城区与鄂旗的对口扶贫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高考过后，大杨树又恢复了宁静，二中校园的高三教学楼没有了读书声，黑板上的高考倒计时停留在了“1天”。一位毕业班班主任更新了微信签名：在电脑里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准备迎接下一届学生。
火车站的汽笛声还是会准时响起，大杨树站客运主任程显敏也恢复了重复且琐碎的工作。两个月多后，大学开学季就要到来。他相信一定会有许多新面孔，他们从这里出发，踏上新的人生旅程。
（文中王全友、王飞虎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