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三星堆
5月底，四川广汉，推开标着“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现场的木栅栏门，拾级而上进入考古大棚，4个透明工作舱内，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考古工作人员或在电脑前处理相关数据，或跪在悬空操作平台上拍照提取信息……忙碌而有序。
工作舱内的三星堆遗址3号坑到8号坑是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在今年3月20日和5月末，这6座“祭祀坑”出土的新文物，包括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巨青铜面具、青铜顶尊人像、青铜扭头跪坐人像等重要文物陆续公布，“三星堆”成为霸屏热词。
从地理位置看，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
沉睡数千年
一醒惊天下
谈到三星堆遗址，常用“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来描述。将时钟回拨至上世纪20年代末，广汉太平场(今南兴镇)的燕道诚淘浚溪流，在溪底发现璧形石环数十枚及石圭、玉琮等，就此意外揭开了三星堆考古大发现的序幕。
沿着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时间轴线，1934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那一年，由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美籍学者葛维汉带队，在广汉太平场月亮湾进行了三星堆的首次发掘，出土器物及残件600余件。虽然此次发掘只有约短短10天，但意义重大。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门重新启动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三星堆考古发掘者根据历年所获资料，将属于同一遗址群的各地点统一命名为“三星堆遗址”并首次进行了分期研究，使人们对三星堆遗址的认识从无序走向有序。
时间来到了1986年，由于砖厂工人取土，于当年7月和8月先后发现1、2号“祭祀坑”，随后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了青铜面具、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其中以青铜器为大宗。相关专家认为“多数文物前所未见，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也由此掀起了一个国内外探索三星堆的热潮”。
从1986年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吸引世界关注，到2019年11月重启祭祀区的发掘，时隔30多年，引发了不少公众疑问：“为什么要隔这么长？”
就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告诉记者：“主要是因为没发现相关线索，但在这30多年间，围绕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一直在持续进行。”
确实，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万娇在其2020年9月出版的《从三星堆遗址看成都平原文明进程》一书中，详细梳理了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及考古工作，其中，从1987年到2014年共有15个重要时间点，考古工作包括对三星堆王城的初步认定完成、青关山台地发现“宫殿”基址等。
“非常奇妙、非常独特”
是中华文明组成部分
5月28日下午，在广汉举行的“中华文化全球推广 三星堆推介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胡冰介绍了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的最新文物出土情况。“2020年9月至今，34家科研机构、高校系统开展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初步确定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堆积状况和年代。目前，3、4号坑内象牙提取工作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将对象牙下文物进行提取；5号坑已完成西北区域除圆形金箔片之外的其他文物提取，基本确认到达坑底，下一步将局部开展实验室考古；6号坑正在进行坑壁以及‘木箱’的整体提取工作；7、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及灰烬堆积。现已提取出土象牙、青铜器、金器、玉石器等文物上千件。”胡冰说。
出土文物一次次更新，犹如打开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盲盒”，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关注。
5月30日下午1点多，三星堆遗址4号坑现场负责人许丹阳和几位工作人员“特别激动”，都在盯着“青铜扭头跪坐人像”的提取。回想起当时的场景，这位“95后”小伙子告诉记者：“这是我参与4号坑发掘以来，印象最深的一次。提取文物后，我们观察到扭头跪坐人像造型非常特别，呈跪坐姿态，双手为‘合十’状，头扭向身体右侧，头上还连接了一个长条形铜器，这也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此造型的青铜器，可以说是此次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最重要的文物之一。”
而此前发布的青铜顶尊人像造型同样奇特：跪姿、双手叉指合拢，头像大眼咧嘴，表情夸张、神态虔诚。相关专家评价认为，青铜顶尊人像将三星堆独特人像造型与尊造型相结合，彰显了三星堆与中原商王朝的紧密联系，描绘出三星堆虔诚而神圣的祭祀场景，展现了三星堆独特的信仰世界。
“三星堆非常奇妙、非常独特，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化全球推广 三星堆推介会”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这样描述三星堆。
“独特”也是踏进三星堆博物馆看到馆内文物的观众的第一反应。“看到青铜大立人像，我已经感到很神奇了，但看到后来的青铜纵目面具、青铜戴冠纵目面具等展品时，真的是一次比一次震撼。”5月28日上午，特意选了工作日到博物馆参观的王梅(化名)说自己“被震住了”，她没想到观众会这么多。
在孙华看来，三星堆的独特体现在三星堆遗址既是包含了3个延续的考古学文化的典型遗址，也是有别于中原文化的古蜀文化中心都城，并且在城市规划建设、宇宙观念和宗教崇拜上有自己创造的独特城址。
“比如，三星堆古城的城市规划蕴含着法象天汉的思想，对以后古蜀王国历代都城的规划影响很大，在紧接三星堆古城之后出现的成都金沙遗址、古蜀国最晚的开明王朝的都城成都遗址均可找到印迹。而且，古蜀国的都城规划思想，在秦灭巴蜀后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整合入秦汉文化体系中。在秦统一后营建的大咸阳、西汉长安城乃至于隋唐洛阳城等，都还可以见到此类规划思想的孑遗。”孙华说。
实证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发展
随着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考古成果的陆续公布，“这些成果如何解释”备受学界关注。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新发现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价值内涵，同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成都平原与其周边地区文化关系的认知。他强调说，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模式的重要实物例证。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三星堆文化的特质，那就是以地域特征为主导的多元文化面貌。”在“中华文化全球推广 三星堆推介会”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遗存首先以地域特征为主并深深烙上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印记，这体现了三星堆文化的开放性、吸附性及其吸纳能力。”
他进一步举例说，首先，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对其产生极大影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镶嵌有绿松石的铜牌饰、铜铃、玉器当中的玉戈、玉璋，老百姓使用的陶盉、觚形器，都是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商代时期，三星堆的青铜容器，如青铜尊、青铜罍，以及青铜铸造技术，尤其是范铸技术也都源于商文化。至于那些怪异的、以前在其他地区不曾见过的青铜器，也有大量来自商文化常见的纹饰，如云雷纹、兽面纹、回纹等。
其次，位于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也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虽然分属不同年代，但两地的玉锥形器的相似度很高。
“目前的一个推测是良渚文化覆灭后，一部分良渚先民到了中原，这样，文化因素又从中原辗转到了川西地区。”雷雨说，“还有值得关注的是三星堆遗址城墙的夯筑技术，稻作和早期灰白陶传统，都源于石家河文化。”
在王巍看来，三星堆既有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独特的文化面貌，同时又与夏商王朝关系密切，学习借鉴了夏商王朝的礼制，比如玉器、牙璋、玉戈等为代表的仪仗制度，商王朝时期的青铜容器代表的礼器制度等。“由此可见，三星堆对外来文化既吸收借鉴，又创新发展。尤其冶金技术传到三星堆，发展成为青铜人像、青铜神树这样的铸造技术，是了不得的发明和创造。古蜀文明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吸收，又创新发展，所以才如此发达并呈现出浓厚的色彩。”王巍说。
许丹阳告诉记者，可以用更宽广的视野去看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发现。“比如玉璋、玉戈等在其他地区及其他文明中，也有发现；再比如青铜尊、青铜罍，也是受到了其他区域的影响。虽然说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器物的造型是独特的，铸后切割开孔技术也是独特的，但从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与技术的维度来看，应该是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许丹阳说。
孙华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在中原文明、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虽然三星堆是后发展起来的，但是它长期延续、特征最为鲜明，既有学习和模仿，也有创造和发展。“可以说是多种文化的聚汇，之后又汇入秦汉文化，影响着中华文明。”
有哪些谜底
尚未揭开
2021年5月18日下午，孙华应邀在南京师范大学做了题为“探索古蜀文明的密码——《从三星堆埋藏坑看古蜀文明》”的报告。
关于“埋藏坑”的说法，孙华表示，在埋藏坑的性质问题上，学界的基本认识已经集中在“祭祀坑”和“埋藏坑”两个方面。“祭祀坑说”认为，这两个坑是三星堆人特殊祭祀活动的遗存，这是学界最普遍的主流认识；“埋藏坑说”则认为，这是三星堆发生重大变故后毁坏神庙陈设的埋藏。“根据此次考古新发现，也许会在该问题上有新的推进。”孙华说。
三星堆祭祀区的新发现有助于解决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这是学界的共识，比如有望厘清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过去我们只发现了两个坑，这次新发现从两个坑增加到8个坑，并且对周围进行了详细的勘探，有助于复原当时‘神庙’或‘祭祀区’内部的空间，对完整认识当时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乃至于反映的宇宙观念，都提供了重要资料。”孙华说。
从著名的出土文物青铜大立人像手里握的是什么到是否会有文字发现，从如何理解几座“祭祀坑“的关系到三星堆究竟起源于哪里，从古蜀文化在文明交流中如何吸收融合为己所用到是否会有新证据出现支持远距离贸易……三星堆还有许多谜题待解。
正如许丹阳所说：“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中出土了很多之前未见过的器物，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新问题，比如新出土的器物是怎么制作的，产地在哪里，祖型是什么，谁在使用……我们抱着这样的好奇心去探索，但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做基础性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令人振奋的是，本次三星堆考古发掘工作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念，展现了中国考古理念和考古技术的新进步。在考古现场，记者发现，距工作舱不远处，就设有应急检测分析室、微痕物应急保护室等，实现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无缝对接。
“三星堆祭祀区考古现场发掘估计能在10月前结束，但之后的整理，需要的时间可能不只七八年。”孙华说。
三星堆文化
涉及更大范围
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家文物局指导四川省开展大规模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陆续发现三星堆古城、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仁胜村墓地等重要遗迹，不断明确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结构布局。
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成都平原、重庆涪陵长江沿岸、嘉陵江流域、涪江流域、大渡河流域发现三星堆文化或略晚于三星堆文化的相关遗址，逐步廓清了三星堆文化分布范围，也揭示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夏商文化的密切关系。
三星堆龙造型
龙的造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在中国境内有大量的发现，是中华文明具有标志性的造型之一，并在后世被解读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三星堆把龙的造型装饰到跪坐人头上所顶的青铜大口尊的肩部，并且它比一般的铜尊肩部装饰要大得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这是三星堆文明在吸收、借鉴其他区域文明因素的同时，发挥创造力的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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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科技手段集成应用
此次考古发掘，协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参与，形成考古、保护与研究联合团队。考古工作者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考古现场保护棚、使用多功能考古发掘操作平台、建设考古现场文物应急保护实验室等，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构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实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学研究与现场及时有效的保护相结合，确保了考古工作高质量与高水平。
既有文明关联印证
又有奇异独特彰显
新发现的三星堆文化“祭祀坑”达6座，其出土文物提供了更具完整性的资料，丰富了古蜀文明的内涵，进一步明确了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重要一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