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或再造：返乡手记的终结
张丰
来源 中国青年报社 （2021年2月22日 07版）
横亘在游子和故乡中间的那道裂痕，似乎不知不觉间消失了。
——————————
100年前的1921年，鲁迅发表《故乡》一文。这是一篇小说，但也有相当多的写实成分，比如现实中鲁迅也在北京买了房子，回老家变卖财产，把母亲接到大城市居住。这篇文章是语文课本的经典篇目，但是教科书侧重于新老闰土的对比，多少弱化了鲁迅对故乡的告别或者逃离。
事实上，《故乡》预言了此后100年中国人的经典叙事：青年才俊从小地方出发来到大都市打拼，成为都市人，在不断的“回乡”和“返程”中，不仅构建出对故乡的认识，也发展出一个新的自我。这个“自我”，就是现代的都市人形象，而作为参照的“故乡”，尽管也是情之所系，大多时候却都是落后、愚昧的。
这个过程，可能开始于晚清现代教育的初创时期，农村才俊，不再满足于过去读乡村私塾的教育模式，到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接受新式教育。能够“离开”的青年，大多家境殷实，他们才能够接触新思想。这一进程虽然一度中断，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却又大大加快，以至于有几亿人奔波“在路上”。
就此观之，今年可能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很多人选择“就地过年”，人们开始大量抒发在“新家”的感受，往年热闹的春运场景没有再现，春节后照例在网上传播的各种“返乡手记”也不见踪影。这当然是受疫情的影响，但是也可能真的出现了某种转机，由于高铁、高速公路和私家车大大普及，人们回乡变得更加容易了，社交媒体也高度发达，视频聊天随时可以进行——留给文字和想象的空间大大变小了。
我的老家在豫东农村，这几年春节，老家都会堵车，很多在江浙打工的人，会开着车回乡过年，老家的乡镇公路永远跟不上节奏，镇上还没有红绿灯。一个豫东的小镇，很容易堵成江浙的一个城乡接合部，从车牌号看，确实给人这样的观感。
去年夏天和弟弟一起回家为父亲过生日，在县城不得不开启手机导航，从县城回村庄的路也完全认不出来。路边开着大量美丽的花，司机说那是“格桑花”——听起来像是高原上的植物。现实中的故乡，已完全认不出来。
我在县城跑步6公里，想找回一点过去的踪迹，但是所见皆是陌生场景，在路口差点被一个电动车撞到，骑车的女孩说，“抱歉，小心点啊”，她说的竟然是普通话。进餐馆吃一碗面，老板问我要不要放辣椒，我说不要，他说：“那就微辣吧。”他哪里知道我是从四川回来的，为什么还要在河南老家吃微辣？
我想，这就是“返乡手记”终结的根本原因，你已变成故乡的陌生人。故乡和你都在剧烈变动之中，你所顽固怀念的，终究是一个记忆中的故乡，某种意义上，那是一种创造，也会有一定程度的美化。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旦离开，你可能就再也无法真的成为“本乡子弟”了。
作家对这种巨变的感受，大概在2015年就达到了高潮。那年我看到两本有关故乡的书，《找不回的故乡》和《谁人故乡不沦陷》，从书名就能看出作者的震惊。“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样的话几乎成为流行语，“沦陷”当然是一种文学式的比喻，这样的感叹表达的是某种普遍的不知所措。鲁迅写《故乡》的时候，尚能够细致捕捉每一丝变化，而今天的我们，更多是惊愕了。
在进城者的眼中，乡村的“没落感”可能在2010年左右达到了顶点——这也意味着此后出现了转机。2020年春天，因为疫情很多人不能返城，一位在武汉某大学教书的老师，在自己山东老家的房顶上给学生上网课，这一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由于技术进步，乡村更像城市，横亘在游子和故乡中间的那道裂痕，似乎不知不觉间消失了。
约翰·伯格在《幸运者：一位乡村医生的故事》中写了一位让人神往的英格兰乡村医生的经历。主人公曾受过良好的医学教育，二战时当过军医，二战后扎根乡村，几十年为当地人做过几万次大小手术。虽然扎根乡村，他每个月都看医疗杂志的论文，知识和水准大体上保持和世界同步，最终，他成为当地乡村生活的纽带，成为人们内心的一个依靠。
去年夏天回家，我拜会了老家的乡村医生。过去30年，他为我曾祖母、祖父母、父母和我本人都看过病。他掌握大量“秘密”，有些话老人不会对自己的子女讲，却都向他和盘托出，事实上，他成了乡村最可靠的“书记员”。他的儿子也和我一样，到外地读大学并就业，这让他感到无比开心。
我向他表示感谢，这完全是真心话。我突然意识到，因为有他这样的人存在，故乡虽然逐渐“凋零”，但是仍然拥有坚固的内核。过去多年，我虽然也为故乡写下大量文字，有时怀念有时感伤，却从未真正接近这个内核。
主播 徐蕴
剪辑 黄心仪
视觉 穆静
